“千古一帝”文治武功的轨迹
汉兴，接秦之坏，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钧驷：毛色一样的驾车的四匹马。钧，同“均”），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齐民：指平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
经“文景之治”近四十年，国家无大事，即使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给富足，天下粮食堆得满满的，少府仓库还有许多布帛等货材。京城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有的露积在外，以至腐烂不能食用。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年轻母马的人受排斥不许参加聚会。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吃膏粱肥肉，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为姓氏名号。因此人人知道自爱，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义，厌弃做耻辱的事。那时候，法网宽疏而百姓富实。《史记·平准书》。
汉文时期的长安
在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雄图经略下，短短的20年间，彻底耗尽文景四十年以来所有的积蓄，汉王朝国库虚耗，财政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一、汉武帝败光文景库蓄的路数
1、灭匈战争耗资巨大。自武帝元光二年（前133)， 至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双方攻战年年不息，大规模的战争就有三次。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廷在这期间用于防御匈奴以及对匈奴作战的军费开支，所耗费的资财往往数以亿计。如修筑朔方城时，动用了十万余人，费数达“十百巨万”（巨万即亿）；又如武帝元狩二年（前121)， 汉朝对匈奴用兵，一年就耗资“百余巨万”。
这十几年伐匈奴的军费支出，使汉廷“府库益虚”，财政枯竭，以至“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的局面。至于人力的伤亡、百姓劳役赋重，也相当惊人。
2、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汉武帝扩建上林苑，就是其中一例。上林苑原为秦朝皇家苑囿，汉初曾允许农民辟为耕地。汉武帝即位第三年，再度圈占并开始扩建。周围300余里，占地横跨数县。苑中修建大量的宫阙、楼观、湖泊、水池等等。它们弥山跨谷，星罗棋布，巍峨壮观。其间种植无数奇花异草、畜养大量珍禽奇兽，成为汉武帝及皇室娱乐之地。
据《汉书·扬雄传》 记载：“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湖（今陕西蓝田县）、御宿 （今陕西长安县）、昆吾，旁南山（即终南山）而西，至长扬、五 祚（今陕西周至县），北绕黄山（今陕西兴平县），濒渭（即渭水）而东，周袤数百里。”此犹始皇筑阿房宫。
上林苑一角
规模如此宏大的上林苑从长安城中到上林苑，还有皇室专用的复道相通。每处豪华的离宫别馆，又有大批宫女迎候，并且派驻重兵防守。
上林苑的土木折腾，甚至在对匈奴用兵之时，仍然不顾财力匮乏，于元狩三年（前120)在苑中开凿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昆明池。
昆明池仿造滇池，东西约4.25公里，南北约5.69公里，沿岸一周长约17.6公里，面积约16.6平方公里。，可供水军操练之用。它的周围列观环绕，池中戈船、楼船林立，景色壮丽，是供皇家游览的又一胜地。
《三辅黄图·序》称：汉武帝大兴 “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叁插之劳，岁月不息，盖骋其 邪心以夸天下也。”就劳民伤财而言，与秦始皇相比，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其他挥霍，如后宫、器物、赏赐等，不计其数。真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上林苑一角
3、灾荒赈济，移民就食等项支出，用度更加不足。汉武帝即位以来，各种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和虫灾等，几乎相继不断。尤其元光年间那次黄河决水，使附近十余郡遭受水患，农业生产经常歉收，沿河各郡虽然修筑堤塞，但是一直没有治理好，因此所花工程费用不可胜计。武帝元狩三年（前 120)，山东又遭受大水，受灾饥民无数，汉廷尽发郡国仓廪，犹不足以赈贫民；又募豪富相贷假，仍不能相救。于是，汉廷将70万贫民迁至河西、朔方以南新秦中（今内蒙古杭锦旗一带），“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结果“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以至“县官大空”《资治通鉴·汉纪十一》。
二、为了解决汉廷财政困难，开辟新财源的招数
汉武帝加强对经济领域的统治， 运用专制的政治力量，实现对商贾的诸项经济权益的剥夺，使财政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汉武帝中后期财政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另一诱因是为了“摧浮淫并兼之徒”，“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即废止“土地兼并”，这个名义也很高大上。元封元年（前120年），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推行盐铁官营制度和均输法，创立平准法，实行纳粟拜爵、补官及赎罪政策。任用桑弘羊在经济上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颁布告缗令向工商者征收财产税，如果隐瞒不交，则财产罚没充公。主要内容如下：凡经营买卖的商人、放高利贷者、围积货物取利者，包括无市籍的商人，各自都要呈报资产总数，并按百分之六的税率纳税，即二千钱抽税一算(120钱）；生产各种手工业品出卖者，其物品价值按百分之三征税，即四千钱抽 一算；非三老、北边骑士，凡有辂车（小车）者，每辆征税一算，商人的辂车，每辆征税二算；船长五丈以上者，每只船征税一算；凡隐匿财物不报，或呈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全部资产；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都不准占有土地，违反禁令即没收其土地 财产。
天子既颁发了算缗钱令并尊崇卜式为天下人的榜样，而百姓终究不肯拿出钱财帮助县官，于是发生了怂恿告缗钱的事。（前117)，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为了推行这项法令，汉武帝使杨可主告缗，被告发者即没收其财物。当时著名的酷吏、右内史义纵，认为这是乱民之举，并逮捕杨可的僚属，结果义纵以“废格沮事”罪，即对诏令执行不力， 被处以弃市的极刑。
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汉王朝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告缗遍及全国各地。中产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大县土地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中产商贾大多破产。
告缗令前后实行四年，至元封元年 （前110)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其影响所及，以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2、颁布铸钱令，对货币制度进行全面整顿，铸钱官办专营，发行新币。自从制造白金和五铢钱以后五年，偷工减料的钱币引起全民偷铸，官民因盗铸金钱获死罪的数百万人，被地方处死的，不可胜数。出赎金经赦免罪的有百余万人。然而犯罪能出得起赎金的连一半人也没有，普天之下大约所有人都冒险盗铸金钱了。
《史记·平准书》记载了一起因汉武帝制币巧取豪夺而杀忠臣的事件：颜异本是济南的一个亭长，因办事清廉直率慢慢升迁到大司农（九卿之一）的地位。天子与张汤既已制造了白鹿皮币，问颜异有什么看法，颜异说：“如今诸侯王朝见天子有苍璧，价值不过数千钱，而作为垫衬的皮币反而值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听了很不高兴。张汤又与颜异平素有些过节，适巧有人以其他事告发颜异，此事交给张汤审理。颜异曾经与客人闲谈，客人说到某法令初颁下时有些弊病，颜异没有说话，客人以为他与己见不同，反唇讥刺几句。张汤知道此事后上奏天子说，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有不妥处，不向朝廷进言，只在心中诽谤咒骂，其罪当死。就这样杀了一个正直的大臣，从此之后，有了“腹诽”的罪名，而公卿大夫多以谄媚逢迎、阿谀奉承取悦于人了。
3、宣布盐铁官营，把百姓的生活用品控制在政府手中获得新的巨大财源。武帝元狩三年（前120)，经大司农郑当时的推荐，汉武帝起用齐地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铁商孔仅为大农丞，由他们主持经营盐铁生产。又任命桑弘羊为侍中，从此成为汉武帝的亲信。此“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形成一个敛财的班子。
武帝元狩四年（前119), 东郭咸阳和孔仅联合上书，建议将煮盐、冶铁收归官府经营。在产盐地募民煮盐，盐民自负费用，由国家定价收购，并统一销售。在产铁的地区，设铁官，由“卒徒”（即士卒）、刑徒开山鼓铸。不出铁的地区，则置小铁官，统属于所在县，负责回收旧铁，改铸其他器具。凡是私自冶铁、煮盐者，将处以砍掉左趾的刑罚，并没收其器物。
从此，汉王朝垄断了全国盐铁生产，财政顿厄的状况得到了好转，盐铁生产也进一步扩大。尽管如此，当时盐铁官营弊端甚多，诸如质量低劣，价格昂贵，强制买卖等等，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
四是颁布均输法，即商业活动由政府出面调控，实施“均输”和“平准”政策，控制和调配农货工商。
所谓“均输＂，指统一管理各地贡物的征收、买卖和运输。根据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要向汉廷进奉一定的贡物，称之为贡献。这些贡物往来运输繁杂，有的不一定是汉廷需要的物品，有的运输费用超过原物价值，因此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将所需贡物及时运往京师，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市井销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以减省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汉廷财政收入。在京师设置平准官，主要负责收购各地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 ，达到平抑市场物价的目的，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实质上，这是一种低效扭曲市场的短视行为，严重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
五是榷酒酤。继盐铁专卖之后，武帝天汉三年（前98)又实行酒专卖。当时，汉王朝的财政状况已经好转，禁止民间酤酿，实行官府经营，以独取酒的专利，进一步加强汉廷的财政力量。
汉武帝采取上述几项措施，从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使汉王朝财政迅速好转。自元鼎年间以来，汉廷的财政收入，几乎与日俱增。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汉朝中央集中了大量的财富。所以，到汉武帝中后期，“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封禅巡行，所费甚巨，这些开支“皆取足大（司）农”。但是，天下百姓困难不堪，西汉王朝的危机由此潜伏下来。
汉武帝晚期由于连年对外用兵，并举行封禅，祀神求仙，祈求长生不老，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肆意挥霍造成国库空虚，民众不堪压迫，发动暴乱。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农民起义。又任用江充等酷吏铲除异己，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受株连者数万人。军事上，汉朝也遭受挫败。
晚年的汉武帝刘彻，望着文景二代四十年积攒下巨额的财富而扩建的库府，如今空空荡荡，转身望江山，江山满目苍痍，而长生不老已经不可求，转念想起兴巫蛊冤狱，卫皇后和太子刘据全家俱死于此，今孑身一人，江山托付无人，不禁老泪纵横，后悔莫及，遂下诏罪己，这就是历史上皇帝第一份罪己诏-《轮台罪己诏》，诏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tuó一种口袋] 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 nǎng 过去] 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纵观刘彻一生所为，奢侈挥霍无度，搜割民财，信巫术，残酷不恶秦始皇，好大喜功伐匈奴、使西域、平百越，所得苦寒、蛮夷之地，得得失失，最终得不偿失，反而动摇了西汉的根基，把一个“汉景之治的盛况折腾的面目全非，所幸晚年醒悟，能深刻自责纠正，为“昭兴中兴”留下了一点血脉。
以史为鉴，于国可以知兴潜；以史为鉴，于个人可以知安殆。祈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