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教我写作文

原创：红蜻蜓

打小就是姥姥带我，从零岁一直到十三岁，十三岁那年随妈妈下放到五七干校，再回到姥姥身边时，我已是大小伙子了。

姥姥如果活到现在，应该是一百一十一岁，可是姥姥离开我们十八年了，在中元节到来之际，深情怀念我的姥姥，也不禁想起姥姥教导我的那些往事……

姥姥一辈子都是个家庭主妇，虽然有文化，却因为“政审不合格”，没有机会参加工作。

姥姥生于清朝末年，早年在老家东北上的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全英文教学。读到高中时经介绍认识了读大学的姥爷，从此结束了学业和姥爷结婚，相夫教子。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80％以上的城市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都找不出一个识汉字的人，更别说会英文了。所以，当时的姥姥绝对属于知识分子。

姥姥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妈妈是长女，姥姥望女成凤，在我妈刚会说话时就教她识字，到三岁时已能认识几百个字。姥姥还教她一首珍惜时光的童谣：“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撕去一页，使我心里着急。”可惜我妈生于乱世，出生时小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童年时没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1935年姥爷大学毕业在平汉铁路找到工作，姥姥跟随姥爷到了关内。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在铁路上工作的姥爷跟随民国政府一路撤退，颠沛流离大半个中国，抗战八年，也是姥姥带着儿女逃难的八年。即使在战乱的年代，姥姥还是尽量让我妈和大舅上学受教育。到全国解放时，我妈读到了初中，学习成绩优秀。

一九四九年，在上海重新就读《华东革命大学》（陈毅任校长）的姥爷毕业了，他响应组织“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带头下基层”的号召，分配到偏僻的赣西小镇萍乡，开始是担任萍乡县浙赣铁路工务段的军事联络员，后任萍乡火车站站长，姥姥担任妇女会主任。正当姥姥信心满满要把儿女培养成才时，家庭突然发生变故。姥爷因工作出色得罪了小人，被诬陷有“历史问题”送去劳改，姥姥也被免职。夫妇双双失去工作，家庭断了经济来源。我妈妈那年十六岁，大舅十三岁，不得不中断学业，考进萍乡矿务局职工医院半工半读，这样就可以领取微薄的生活费养活全家。

一对成绩优秀长男长女中学没读完就参加工作了，姥姥又把三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说什么也要培养她上大学。三姨是个高智商，学习上从来不用姥姥操心，门门功课都在全班拔尖。我刚发蒙读小学那年，比我大九岁的三姨初中毕业考取高中。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姥姥夸三姨的作文写得好。印象最深的是当年三姨用童话的笔触写了一篇作文，被老师视为范文，当着全班的同学讲解点评。三姨乐颠颠的回家向姥姥汇报。这事被姥姥夸了N遍，哦，不对，是夸了N年，直到我读小学三年级要写作文后，姥姥教我写作文，还拿三姨的那篇作文做范例。

可惜的是，三姨没有如姥姥所愿读高中考大学，而是被学校保送到萍乡师范读书。对于学校保送三姨读师范，姥姥很是想不通，还是坚持让三姨读高中。那时二姨在萍矿医院办的护士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了，姥姥认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可以供三姨读高中上大学。三姨的班主任亲自上门，向姥姥解释学校为何要保送她读师范——上大学必须先经过“政审”，家庭出身不好，就是挡住你上大学的一道坎。班主任举了几个被政审刷下来的考生例子，还有在校读书的大学生因家庭出身问题前几年被划为右派的。三姨能保送到师范，算是校方惜才，为她的前程着想，师范毕业后能当上教师，也算有个干部编制的铁饭碗。姥姥最终被劝动了，只得同意三姨去读师范。班主任走后，姥姥把三姨叫道身边，含着泪说：“庆儿（三姨的小名），这事怨谁呢，咱没上大学的命啊。” 打那之后，只要听到谁家孩子考上大学，姥姥就会自言自语地念叨：”我的孩子咋就没有上大学的命呢？”

姥姥的六个儿女没有一个读过高中，更谈不上考大学了，这是姥姥一辈子的遗憾。尽管如此，姥姥依然没有放松对我们孙辈的教育培养。我上小学时，算术成绩没得说，每逢考试都是全班最高分。但是我的语文成绩平平，主要是作文拖了后腿，因为我很讨厌作文。我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出些这样的作文题——《我的父亲》，我不到五岁就没了父亲，这叫我怎么写？所以遇到写作文我就心里发憷。姥姥还是认为我算个可造之材，决定为我补上写作文的短板。

姥姥拿来一本当年给三姨买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选》，让我好好学。姥姥翻出一篇她认为写得最生动的作文让我看，我把那篇作文看了三遍，所以几十年后还能记个大概。作者记叙了这么一件事：夏天发洪水，生产队的池塘的堤坝被冲开一个口子，池塘里的鱼被冲到河道里水田中，生产队长带着一群社员在很多堵口子，一帮孩子都在水田里捞鱼，捞到鱼就赶快往家跑。“我”也捞到一条大草鱼，足足三斤重，正打算回家时，就听生产队长在堤坝上喊话：“这些鱼是集体的财产，捞到的鱼要交给集体。”但是，也有人说捞的鱼是河水冲来的，各人捞到各人得。这时的“我”犹豫了，脑子里出现两个“我”在争执。一个说，这条鱼不是池塘里冲下来的，拿回家全家人可以美美的吃一顿；另一个“我”说，这条草鱼就是池塘里的，河里没有这么大的草鱼，应该把鱼交给集体。头脑里的两个“我”争了好一阵，这时，生产队长带领社员们把堤坝的口子堵住了。看到那些奋不顾身保护集体财产的社员，“我”的脸羞红了，自己还是个红领巾，怎么能这么自私？于是，抱着大鱼朝生产队长走去。

这篇作文虽然读了几遍，但我脑子仍没开窍。我生活的矿山有没池塘，也没遭洪水，咋写呀。姥姥指导我，这篇作文的优点是心里刻画生动，脑子里出现两个小人儿的争论，把他心里的矛盾写活了，你要学着点，写内心矛盾时，用两个小人儿在脑子里打架来比方。

受到姥姥的启发，我写作文经常会出现两个小人儿打架。比如贪玩不想写作业时，脑子里两个小人儿打架；看到老太太过马路要不要上去帮扶时，脑子里两个小人儿也打架，反正打个没完没了。语文老师看多了小人儿打架，都有点不耐烦了，给了差评。姥姥也觉得我脑子太轴，没有三姨那么灵泛，不会举一反三。她又从《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中挑一篇来教我。这又是一个农村高年级小学生写的，说的是他放学回家，得知生产队晚上会放露天电影，让他兴奋得一蹦三尺高，但是看看天上的太阳还挂得老高老高，离天黑还早着呢，真想用根绳子把太阳拽下来。姥姥指着作文对我说：你看，他把心里活动写得多好，盼望时间过快一点，就想到用绳子把太阳拽下来，你要学会这样打比方。

我觉得这篇作文和我的生活比较接近，便如法炮制。也写看露天电影，是打仗的《上甘岭》，我小时候最喜欢看打仗的电影。我把范文中生产队放电影的打麦场改成矿上的篮球场，其他就照搬了：放学回家得知矿上放露天电影，我高兴得一蹦三尺，看看天上的太阳还挂得老高老高，离天黑还早着呢，真想用根绳子把太阳拽下来。当然也不全是抄袭，后面还加了几句《上甘岭》观后感。

作文交上去了，第二天语文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脸色阴沉地看着我：“你看看都写了些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老师发现我抄袭，但没想到老师说的问题比抄袭严重多了。“看看天上的太阳还挂得老高老高，离天黑还早着呢，真想用根绳子把太阳拽下来。这样打比方对不对？你难道不懂，太阳象征着什么？”女老师用手在我的作文本上敲了几下，我顿时懵了。

放学后我惶恐不安回到家，姥姥看出我的神态异常，问咋回事，我把作文的事和盘托出，以为姥姥会骂我。没想到姥姥不但没骂，还安抚我。不过，她也觉得这事挺严重，想了想说：“你这作文是抄书上的，不是你自己写的，这事跟老师说明了吗？”我摇摇头，哪敢说自己抄作文呀。姥姥找出那本《小学生优秀作文选》，问道：“你知道老师家住哪吗?”我点点头。姥姥二话不说，拉着我去老师家。

刚进老师家门，一个老头迎上了，看到我姥姥大吃一惊：“您是赵太太？”姥姥也楞住了，仔细打量老头一番，惊讶道：“您是安站长？”原来这老头当年和姥爷是铁路上的同事，姥爷是车站的站长，他是副站长。姥姥说：“都快二十年没见了，你这是······”

“退休了，到女儿家来住住。”

“这是我大外孙子，是您女儿的学生。”姥姥指着我说。

正当两个老人叙旧时，语文老师下班回家了。老头赶紧叫女儿过来：“这是你赵阿姨，当年我和你赵伯伯是铁路上的同事。”语文老师冲着姥姥笑了笑，她大致明白姥姥带我来的意思了。姥姥把我拉到老师跟前说：“我大外孙不好好学习，写作文还抄袭，老师你得好好教训教训。”说着，把作文选递给老师，姥姥已经把书翻到了那一篇。语文老师看了看作文选，笑着说：“小孩子嘛，写作文都是头痛的事，抄一抄也不算大错，不要过于责备他。”

姥姥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学校对这篇作文上纲上线，请老师证明是抄书上的的。听到这番话，老师的父亲说对女儿说：“这件事你当老师的不要太敏感，我和你赵伯伯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过得不容易啊。我们两家人要彼此包涵，彼此同情。”这时我看到姥姥眼睛里有泪花。

这事就算过去了，姥姥从此再也没有教我写作文。

儿时的我（前排右）和弟弟（前排左）与小舅（前排中）及二姨、三姨、四姨（后排从左到右）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