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新书 | 历史的倒影：元稹传播接受史
《历史的倒影：元稹传播接受史》
周相录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定价：48元
ISBN：978-7-5325-9385-9
内容简介
《旧唐书》谓“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元稹在中唐文坛之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穆宗朝仕宦之迷局与《莺莺传》写作主旨之被误解，让元稹背负投机、薄情之恶名，使后世文人对元稹其人、其文均未得出合理的评估。本书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摈弃先入为主之成见，寻绎“元稹故事”内在的逻辑、真实的纹理与演进的轮廓，勾勒元稹其人在身后一千余年的岁月中被接受的历史轨迹，探究隐藏在元稹形象扭曲变形背后耐人寻味的诸种原因。
作者简介
周相录，河南濮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已出版《〈长恨歌〉研究》、《元稹年谱新编》、《元稹集校注》等，在《古汉语研究》、《文献》等刊物发表文章70余篇。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韩愈研究会理事、孟浩然研究会理事等。
目 录
盖棺未必论定（代前言）
第一章 身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元稹形象接受史
第一节 元稹穆宗朝的仕途升迁：被埋没的历史真相
第二节 唐宋元时期：贬之复惜之
第三节 明清时期：流年不复惜春晖
第二章 绝代风华任沧桑——元稹诗歌接受史（上）
第一节 唐宋元时期：性情才气俱入眼
第二节 明代：百花竞艳任恣采
第三章 绝代风华任沧桑——元稹诗歌接受史（下）
第一节 清代前期：遗老效仿开新篇
第二节 清代中期：君臣唱和掀高潮
第三节 清后期至民初：民间酬和兴未艾
第四节 清代至民初元稹诗歌接受的特点
第四章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莺莺传》接受史
第一节 《莺莺传》：追求、反思与逃避自由爱情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鱼与熊掌兼得的人生春梦
第三节 明清时期：主流意识诱胁下的主动输诚
第五章 变革文体 沾溉后世——元稹散文接受史
第一节 唐宋元时期：制辞高古受垂青
第二节 明清时期：辞赋改良被发现
第六章 花开异域照眼明——域外元稹接受史
第一节 日本元稹接受史
第二节 朝鲜半岛、越南元稹接受史
第七章 意在刀笔外 终以刀笔名——元稹集的编纂与流传
第一节 元稹集的编纂
第二节 《元氏长庆集》版本之源流
后记
代前言
盖棺未必论定
周相录
元稹只活了五十三岁，生前，创作诗歌颇多，影响甚大，上至皇帝，下至村童，“粉丝”遍天下，《旧唐书》谓“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非虚言也。与韩愈一同变革骈体文风，韩在一般文体领域，元在实用文体领域（制诰），都颇有创获，提倡古文之功，元稹颇与焉；写作自传性小说《莺莺传》（原名《传奇》），风靡天下，后人述作，用其典，演其事，受其沾溉，不绝如缕；从政大约三十载，多半时间被贬谪，然在穆宗时，立朝仅三载，而由贬谪之臣骤升相位，唐朝近三百年历史，能与之比肩者几人哉？身没之后，子嗣凋零，“一女之存”；著文凡百卷，而零落殆半；“元白”本并称，而终成乐天附庸；“伯仁虽到死，终不向人言”（元稹《感事三首》其一），而毁之者鼎沸。然无论喜欢其创作与否，赞同其执政与否，元稹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一事实都无法动摇。
我多年前曾稍稍用意于孟浩然研究，发现孟浩然并不是一个无意功名的纯粹隐者，他一辈子都没完全忘怀平治天下，只是没能挤进那个圈子而已；孟浩然如陶渊明一样，认为“心远地自偏”，选择隐居于田园，但在中晚唐及之后的文人笔下，孟浩然却几无例外地隐居在了鹿门山；孟浩然主动入京求仕，一句“不才明主弃”，惹恼了人主，最终被“炒”，无功而返，但在唐代之后的文人笔下，孟浩然不是被别人“炒”，而是“炒”了别人。孟浩然故事的本来面目是一个样儿，后人讲述的孟浩然故事又是另外一个样儿——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了孟浩然的形象。历史的演进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其上飘落一层又一层的尘土，遮掩了历史事实的底色，模糊了审视历史事实的眼睛。如果我们不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拂去飘落其上的历史尘埃，怎能发现历史真实生动的色彩？我为元稹编定了年谱，为元稹校注了作品，发现元稹并非如后世很多文人批评得那样不堪。于是，梳理后世文人如何讲述“元稹故事”，后世文人为何如此讲述“元稹故事”，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道德评判比较简单，给人贴标签可以一蹴而就，而学术研究则很复杂，必须进行细致、冷静的学理分析。放下先入为主之见，基于文献，基于文化，也基于人情世故，推演事件背后的逻辑演进，阐释特定环境下某个人的行为选择，挖掘这种行为选择背后隐含的文化意蕴，是学人不容推卸的职责与使命。我以为，元稹结交宦官以求仕宦升迁的记载，并非历史的实相，只是一些人捕风捉影的猜测与不乏恶意的坐实；而依靠唐穆宗之私恩，通过非正常之渠道，骤升清贵，才是穆宗朝元稹生命的真实图景。后世文人的道德谴责，不过是激情淹没学理所导致的挠不到痒处的肤浅之论；《莺莺传》并非元稹自暴其丑的一部作品，而是他自认做错事之后的忏悔录或悔过书。自称元稹“执友”、“独知其心”的白居易，谓是作“大抵悔既往而悟将来也”（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是对这部作品主旨最正确的解读。元稹的实用文体（制诰）强调干预时政的现实功用，不驰骋技巧，不炫耀辞藻，而其与白居易等人文字往来的酬赠之作，则在炫技方面明显胜人一筹。相对忽视内容，而倾注心力于炫技，自然创作不出“文质彬彬”的好作品，但对推动诗歌技巧的变革，又不是一无是处的事情。后世尤其是明清不少文人（包括乾隆皇帝），正是看中了元稹在诗歌技巧方面的刻意追求，模仿追和如雨后春笋，欲与元稹“试比高”。后世文人正是看中了元稹在散文体制方面的新创之功，才给予元稹散文较高的评价。虽然他们几乎都极度鄙视元稹的人品，提到元稹时几乎都是一脸的不屑。
在我看来，理解元稹一生政治上前后转变的关键，是“经”与“权”的选择；评估元稹一生文学成就的关键，是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区分。白居易《元稹墓志铭》云：“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壈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经”是坚守原则，“权”是灵活变通。元和初，元稹坚守原则，一往无前，虽折不回，以为如此即能实现自己平治天下的梦想，结果被贬谪十年。再次回到朝中，他改变策略，“走上层路线”，迂回实现自己梦想，仍然梦想落空，旋拜旋罢，又被排斥在外十年，并最终仙逝武昌。白居易所谓“通介进退，卒不获心”，八字足以说尽元稹的政治悲剧。在文学上，除影响巨大的《莺莺传》与悼亡诗，其他文学作品少有文质皆备者，因此，其总体文学价值并不是太高。但他被贬之时，“闲诞无事，遂用力于诗章”（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逞才使气，炫能耀博，又无疑推动了诗艺的进步，因此，其文学史价值又不可忽视。然而，也正因如此，在后世文人那里，对他品德与文学的评价都没有白居易高，但私下里又被不少热心技艺的文人“偷偷”地效仿。
中国古代文人整体上就是一个悲剧群体，最擅长干的事儿（写作）不屑于干，最想干的事儿（治国平天下）绝大多数人又不擅长。元稹应该是文人群体中相对比较适合从政的人，也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但结果又怎样呢？守“经”以行，贬谪不可避免；达“权”以行，蜚语无根而起；《莺莺传》让他声名鹊起，也让他背负薄情之恶名；悼亡诗不乏深情，终让他获虚伪之讥；炫技之作取誉当时，沾溉后人，但“变雅之由”亦归之焉。元稹似乎每一种成就，都誉有之，毁亦有之。为人如此，可不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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