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云燕铭：我才是李铁梅第一人（下）

婚姻生活多波澜

1950年4月3日，云燕铭结婚了，她的丈夫正是戏剧改进局副局长马彦祥。他们从建立恋爱关系到结婚不过7个月，虽算不上“闪婚”，但彼此的认识和理解确乎不够长。此时的马彦祥不仅比云燕铭年长18岁，而云燕铭已是他的第四任妻子了。

马彦祥也是名门之后，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二公子，才华出众；他还是颗多情种子，先后有五段婚姻，前三任妻子分别是：被称为复旦才女的沉樱、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和林斐宇。

结婚当天，北京演艺界许多艺术家、名流前来祝贺，济济一堂，时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赠送了一对金笔，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手书贺词，婚礼上田汉还即兴赋词助兴。不过，马衡老先生对儿子并不客气，说希望这是他最后一次结婚。婚后云燕铭得知，推荐自己出演《江汉渔歌》的正是马彦祥，而田汉通过这个事情感觉到马彦祥对云燕铭的倾心，撮合了这段姻缘。

婚后几年里，云燕铭的生活是平静而紧张的，1952年8月12日参加了对中央政治局的专场演出，1953年参加了由文化部组织的国家艺术团赴朝鲜慰问演出。1955年1月，云燕铭所在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实验工作团改为中国京剧院，云燕铭成为二团的领衔主演，她还参加了华沙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与叶盛长主演的《水漫金山》获得民间舞蹈表演金质奖，随后又进行了对北欧五国的访问演出。1956年又参加了对南美诸国的访问演出。

就在云燕铭南美访问演出归来，等待她的却是一场婚变。事实上，云燕铭与马彦祥的感情基础并不稳固，年龄差距大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彼此都没有很好地认识过对方。而在婚后，她又与从小颇有交往的张云溪过从甚密，张为此还受到过组织的批评。这样，云燕铭与马彦祥分居了一年多。

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导致传统京剧的中坚观众严重流失，加上对剧目的整治，集中在北京的许多剧团和演员渐渐无戏可演。上级决定对北京演出团体和演员进行压缩和调整。于是，正处于婚变中的云燕铭带头报名去了黑龙江省哈尔滨京剧团，并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马彦祥又娶了童葆苓，童葆苓原本与号称“话剧皇帝”的石挥为夫妇，在反右运动中石挥跳海自杀。）

1958年3月下旬云燕铭抵达哈尔滨，受到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到了哈尔滨的云燕铭立刻投入到排戏、演出中，上演了许多剧目，还把在中国京剧院的台风带到了哈尔滨京剧团。云燕铭在哈尔滨如鱼得水，十分轰动。

本来，云燕铭是以“借调”方式到哈尔滨的，但黑龙江省政府以及哈尔滨市政府给予了她异常优厚的待遇，省委书记欧阳钦批示将她的待遇定为副省级，月薪770元，是当时黑龙江的顶级工资。在三年大饥馑时期，云燕铭因持有特级待遇证，生活上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当时的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说“她跟我的待遇是一样的”。为留住云燕铭，1960年底哈尔滨市政府还腾出一套条件优越的高干房安顿云燕铭一家，云对此十分感激。

云燕铭演唱的《大登殿》选段：说什么节孝两双全

李铁梅第一人

云燕铭在哈尔滨京剧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排演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为后来样板戏《红灯记》的产生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云燕铭对演绎现代戏的经验并不丰富，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曾经演出过一出叫《三座山》的戏，虽然舞台、唱腔设计都有一定水准，但因为歌剧不像歌剧，京剧不像京剧，被人说成“非驴非马”而终至失败。在排演《革命自有后来人》初期，也出现了这种现象，给观众的感觉是话剧中夹着京剧的唱段。尤其是云燕铭从没有过当革命者的经历，对于革命者、工人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完全没有把握，塑造的人物僵硬、刻板也就在预料之中。针对这种情况，剧团暂停演出，让剧组到铁路上与工人们一道生活，寻找艺术感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体验和各种材料的翻阅、体会，在导演和主创人员的悉心指导和交流中，云燕铭终于找到了扮演李铁梅的感觉，在思想上契合了人物的身份。她充分利用自己在旦角上全能型的艺术条件，根据不同场景、角色情绪的变化，将青衣、花旦、武旦、彩旦等不同表演形式糅合进角色中。云燕铭说：“《革命自有后来人》从排演到现在，经过不断的修改，因此，我的戏经常有变动。不过重排一次，就能加深对角色的理解，渐渐地我爱上了李铁梅。”云燕铭成为李铁梅第一人。

再度公演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引起了轰动，不仅多次在黑龙江省获得各种奖项，周恩来在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访问时还观看了专场演出，并将剧本带回北京，请长期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刘少奇修改。

1964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革命自有后来人》大放异彩，北京的报刊对该剧的成功进行了广泛报道和评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也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好评。剧目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京剧团体学习剧目之一，灌制了唱片，还出版了剧本的单行本全国发行。在观摩演出结束后，剧组被文化部留下继续公演，二十多场戏票三天内全部售出。

《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异军突起，风头盖过了另一部相同内容的剧目，这就是江青安排中国京剧院排演的《红灯记》。很显然，江青对这一结果非常不满，要搬开这块石头。一方面，她下令停止对《红灯记》的宣传，重新修改。另一方面，她对哈尔滨京剧团提出了苛刻要求：一、不要巡回演出；二、不要给其他剧团辅导；三、不要在北京公演；四、不要灌制唱片，已灌制的唱片只在内部发行。江青还提出将两剧组合并的“建议”，接着又安排两个剧组去上海向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取经，她还亲自赶到上海组织座谈会，提出自己的指导思想。应该说，此时江青还是希望两个剧组能共同搞出一台好戏的，但对哈尔滨京剧团苛刻的要求，差不多等于宣判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死刑。

著名的“黑帮分子”

黑龙江方面听从了江青的“指示”，准备对剧目进行再度修改，主演云燕铭却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这使云燕铭成为最早受到政治运动冲击的京剧演员。

1965年上半年，哈尔滨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10月，云燕铭被停职反省，先后被打倒的还有市委书记处书记郑依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市文化局局长章子冈等。云燕铭是黑龙江省“三名三高”之首（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高工资、高稿酬、高待遇），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家里雇佣保姆就是证据，这都是使她成为批判对象的理由。不过，“文革”前的批判总体说来还算温和，云燕铭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反省室里写材料，深挖自己的“腐朽生活方式”和揭露有关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

几个月后，“文革”爆发，思想批判迅速演变为暴力斗争。1966年8月23日云燕铭被抄家，26日她与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省文教委书记王一伦、省委常委兼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同台被批斗。从此，云燕铭陷入不断被游街、批斗的屈辱生活中，成了黑龙江省著名的“黑帮分子”。

1969年春天，云燕铭先后被发配到工厂、农村，经过一年的劳动改造才回到哈尔滨。此时，“哈尔滨京剧团”的牌子已被摘掉，改名为“木偶皮影艺术剧院”，云燕铭则被下放到“牛鬼蛇神学习班”劳动改造，一直到1972年初秋回到京剧团——她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剧团的厕所，次要工作是给剧团排演的“样板戏”做群众演员。剧团也照猫画虎地排过不少样板戏，但就是没有排过《红灯记》，但对于云燕铭来说，能够重新回到舞台，她已经非常知足。

粉碎“四人帮”后，京剧团受到冲击的演员们纷纷得到了平反，而云燕铭又落到了最后。想来，不仅因为她的名声大、影响大，还因为她不是在“文革”期间受到的迫害，所以平反也姗姗来迟。

直到1979年云燕铭才真正回到舞台，主演了自己拿手的京剧传统戏。但中国京剧艺术却在这十多年的摧残中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