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战争中的人
有战争就会有战地记者，因为子弟上前线，后方的父老乡亲万分挂念，只有战地记者能带回他们的消息。而提起战地记者，首先就会想到匈牙利人罗伯特·卡帕（1913～1954）。他的名言是：“要是你的作品还不够好，就是因为离战争还不够近的缘故。”1936年，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拍摄了《西班牙战士》，当时，他距那名中弹即将倒下的战士只有五米，并冒着中弹的危险，又向前冲了两米，才抢拍下这一难得之镜头。1944年6月6日，他拍下了名作《诺曼第登陆战》，当时，他就和联合国部队一起乘登陆军舰上岸。遗憾的是，1954年，他在越南战场拍下最后一张作品《痛失亲人》后误踩地雷而亡。而他的前女友，德籍女摄影家葛尔德·达娜便是于1936年和他一起在西班牙采访时，不幸死于坦克履带下（据《外国摄影名家名作》）。之所以想起这一沉重话题，全是因为《敦刻尔克》，将【美】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的《战地随笔》从书架上召唤了出来，它在那儿待了整整15年而从未被我瞅过一眼。
斯坦贝克是名小说家，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为《愤怒的葡萄》（1935）。而在1943年，他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战地记者，奔赴英国和地中海地区采访。在此之前的1941年，大作家海明威也曾携其新婚妻子盖尔虹来中国第七战区韶关战地采访。他曾到距前沿阵地不到10公里的一国军师部采访，晚上，战士们演滑稽剧招待他，剧情是日本鬼子屠村，只留下一农妇给他们做饭。该农妇强忍悲痛，偷偷将毒药放进食物里，毒死了这些可恶的日本鬼子。海明威看了后这样评论道：中国人喜欢丑化他们的对手，比如剧中的日本鬼子就愚蠢透顶，可他们想过没有，假如对手这般愚蠢的话，他们为何还打不赢呢？此问令我不由一震：是啊，类似情节的影视作品多了去了，如《地雷战》《地道战》等，剧中的鬼子指挥官没有一个不是凶残而无比愚蠢的。
不知为何，我一边读《战地随笔》，脑海中却不由地浮现出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那篇文章中，作者盛赞了我们的战士“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并通过书堂站战斗，描写了战士们的勇敢；通过马玉祥的救人，表现了志愿军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热爱；通过防空洞里战士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表现了他们的吃苦精神。总之，“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不过，和卡帕、斯坦贝克不同的是，书堂站战斗与马玉祥之救人，魏巍并未亲历，而是听说。
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志愿军战士在中国人眼中是最可爱的人；那么，奔赴欧洲战场，与德意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的美军，也理应是美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才是。然而不然。作者在《序》中这样写道：
既然我们的军队和一切军队一样，都是由好人与歹徒、美的和丑的、残忍的和善良的、野蛮的和仁慈的、身体强壮的和体弱多病的士兵构成，要维护把军队说得尽善尽美的惯例似乎不容易，实际上并非如此。
读到这里，我就在想，我们的志愿军队伍里，是否也这样？别忘了，他们中间，还有许多是国军士兵投诚过来的。如是，则魏巍所盛赞的品质、意志、气质、胸怀诸美德恐怕就靠不住了吧。
作者用具体事例来支撑他的观点，“巴顿将军在一所医院里掴了伤兵一记耳光，我们在杰拉的海军打下五十九架自己的运输机，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请求战地记者不要报道这些事，因为这会挫伤国内的士气”（同前）。“军队里不断有宿醉不醒的老酒鬼泡病假，军官们和陆军妇女辅助队之间的关系很惹眼，病残退伍的实际上是因为愚蠢、残暴、胆怯，甚至在性关系上越轨”。并且士兵们居然还偷东西，“我记得一个军需部的将军满脸愁云地读着军需仓库失窃和爆炸的报告，说：‘美国兵是世界上最坏的贼。你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等他们把我们自己的偷光了，就该去偷德国人了，上帝保佑希特勒。’我记得一艘驱逐舰正在海上，军官们的随身武器、四五手枪和卡宾枪忽然都失踪了。尽管从船首查到船尾，连油舱和水舱也查遍了，也还是找不到一支枪。士兵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偷东西的冲动”（同前）。
这样的一支部队，上了战场又将如何呢？
在英国某轰炸机基地，他们给飞机取了名字，如“玛丽·鲁思”“炸弹梅毒”“伏尔加处女”等，“名字一定要完美，也一定要得到机组人员的公认。名字是不应更改的。现在的战争乏味透了”（《飞机的名字》）。
而在营房里还流行种种迷信，比如“士兵丢了勋章是不吉利的”。“执行任务前你有许多琐事要做。你把万一出事后要送回国去的东西留下来。你把它们压在枕头下，你的相片，你写的信，还有你的戒指。把它们压在枕头下，可不要去铺床。床必须就这么乱着，以便你一回来就能钻进被窝”（《迷信》）。许多士兵随身带着护身符。其中一个护身符是仅寸许的木头小猪，“它的主人在一段时间和一二处险地试用之后，认为它能做出了不起的事。因此，轰炸时，他便把小猪拿在手里，说：‘猪呀，这次不是冲咱俩来的。’炮击时他说：‘猪呀，你知道，打着我就是打着你。’”作者的结论是，“在生死攸关和心烦意乱之际，一个士兵看来只能从外界求得帮助和安宁，只能用某种超人的象征物来撑持”。（《护身符》）
还有美国人和英国人相处的问题。作者十分幽默，“两国人走到一起，就像互不相识的狗，都在找麻烦，忘记这种了解需要很长时间”，“两国的人好坏都有”，“我们知道，如果那些美国人是穷白人和西弗吉尼亚来的长腿男人，是戴双光眼镜的精明的商人、卖假珠宝的推销员和从俄勒冈林区来的绞车工，那么你就不能说美国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说美国人都了不起。正如把兰开夏人、威尔士人、英格兰南部人和利物浦的海边人混为一谈那样可笑。当我们都是‘个人’时，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可是当我们变成‘美国人’，他们变成‘英国人’时，麻烦便接踵而至”（《笼统的概念》）。我想，当年，志愿军入朝也一定存在这个问题的吧。
作者用了两节篇幅写二等兵“大火车”马利根。先是他的议论，“如果你想当一个将军，袖章上多加几条就算成了；可是如果你想到，你一个人打不赢这场战争，那么做一个二等兵反而更快活，你会有更多的乐趣”（《大火车》）。他不愿为战争担忧，“‘如果他们要我去为战争操心，那就让他们在我的肩上加花吧。’他说，‘我们要将军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一个又一个军官试图把马利根提升为下士，想驯服他，可想不到他硬赖着当二等兵。除了送他坐牢，你对马利根一筹莫展。他若坐牢，就没有人开车送你了。而他若是个下士，你就能制服他。可是马利根到目前为止已经设法避开上司的一切提升他的手段。推荐信递上去，偏在这节骨眼上他犯了军纪上的一个小过失——不大，可是恰够使提升成为泡影”（《“大火车”马利根的军旅生涯》）。这样的士兵，我们队伍里有吗？
而伤员则担心成为一名残疾人。在《一只手》中，作者记述了一名伤兵，他在非洲腹部中弹，胳膊骨折，指头没什么感觉。“我为这只手发愁，”“我老婆知道我挂彩了。她不知道伤得有多重。她知道我会完全好的，并且会回国去的，可是——她一定想得好苦。我得让这只手能干活。她不会喜欢一只手不能干活的残疾”。“他的两眼有点狂乱的神情，‘你会喜欢一个残疾回家？你会怎么想？’”我们的伤员当时又都想些什么呢？
最搞笑的是德军和英美联军中同样流行一首歌——《莉莉·马林》，该歌第一句是“路灯下，营房广场旁，我曾与马林相会，她年轻又漂亮”，歌词的最后是马林与一个旅长相遇。此歌先在隆美尔非洲军团被士兵们哼唱，后来在德国国内流行。随后英国第八军抓获俘虏，在战利品里得到了《莉莉·马林》，于是“这首歌又风靡第八军”，然后是澳大利亚人，随后“潜入第一军，美国人开始改得更协调，并且加进三次强拍”。“现在‘莉莉’越来越深入驻非美军”。作者最后这样写道：“如果除了捣乱、喊希特勒万岁，进军和思想灌输，纳粹对世界的唯一贡献就是《莉莉·马林》，岂不令人捧腹。”（《莉莉·马林》）
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在二战中，与盟军一起，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随着斯坦贝克的文字，我看到了二战时英国及地中海沿岸美军的真实情况，看到了这支庞大军队中的一个个无比真实生动的个人，他们喜欢美食、女人，患思乡病，胆怯，害怕落下残疾，哼唱德军喜爱的歌，偷东西，好收藏战利品，如此等等，反正是一个个有着人所应该有的缺点与优点的有血有肉之人，虽然他们身处军旅之中，可人性未变。相反，从魏巍的文字中，只能看到纯洁、高尚、刚强、坚韧、淳朴、谦逊、美丽、宽广、勇敢与爱等形容词。如果说前者是一面普普通通之镜子的话，则后者是面哈哈镜无疑了。
而不幸的是，1950年，世界上最可爱的志愿军与不怎么可爱的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相遇。
二O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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