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青岛工业发展史论(1891
内容提要：自1891年青岛建置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青岛工业在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清政府治下的前工业化时期、德国租借时期的工业基础建设时期、日资主导下的工业格局形成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工业发展成熟时期等四个阶段。德、日等国通过军事占领与经济投资等手段引发的外力冲击，不仅为近代青岛工业建设提供了动力与方向，并为未来城市与工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关 键 词：青岛 工业 德国 日本
作者简介：江林泽(1989- )，男，山东青岛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青岛地区历史悠久，但近代工业的萌芽则产生于德占时期，德国当局对城市、铁路、港口进行了大量建设，为未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日本占领青岛后，全盘继承了德占时期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城建与工业成果，并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有针对性的发展纺织、制盐等行业，最终确立了近代青岛的工业格局。在北京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理青岛时期，这一格局不断发展，但都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长期以来，近代青岛城市发展史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就目前而言，学界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建设、社会文化与市民生活等方面，具体到工业领域，则以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及某些代表性企业的个案研究为主，缺乏对青岛工业发展整体脉络的梳理与总结。本文拟将近代青岛工业发展历程进行分阶段论述，并分析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前工业化时代：青岛建置
青岛地区曾为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但唐宋以后，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及海上贸易的衰落，港口渐趋沉寂。19世纪末期，国家海防意识勃兴，青岛作为优良海港的军事意义受到关注，清政府最终决定在此设防，青岛逐渐由渔村发展为市镇。
(一)近代前夜的辉煌与沉寂
青岛旧属即墨县，据《胶澳志》记载，“即墨，禹贡青州之域，古东夷地，周为夷国，后入齐，为即墨。”[1](P19)由于具有港阔水深、经济腹地广阔等便利的区位优势，此地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之一，“唐天祐年间，阿拉伯人来中国通商，北面之界即止于此。”[2](P29)但随着明清以来中央政府对海上贸易的忽视与限制，这一重要贸易口岸日渐衰落。到清朝末年，青岛已沦为“渔舟聚集之所，旧有居民三四百户，大都以渔为业”[1](P26)，不复昔日通商大埠的繁华。
(二)青岛建置与早期发展
晚清时期，青岛地区因其海防重要性日益受到关注。1891年，主管北洋防务的李鸿章视察青岛，随即奏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移驻于此，并进行基本的防务建设，是为青岛建置之始。
章高元在青岛驻扎不过数年，其间还因甲午战争远赴辽东，兼之不够重视，并没有对青岛进行充分的建设，仅修建了“一条长长的登陆码头，一个火药库，四座营房和一处将军衙门”[5](P47)，章高元所主持的这些工程虽然规模不大，但从德国殖民者对其建设成果的继承角度来看，仍然可以将其视为十年后德国当局对青岛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先导。
与此同时，军队的驻扎与工程的修建也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原先的渔村日趋繁荣，逐渐演变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市镇，据记载，当时青岛已有数十家营业范围不同的店铺，远远超出了一般渔村所需，“除新近由即墨、平度、金口、海阳来此赁屋暂营者六家外，计车马、旅店七，洪炉一，成衣、估衣、雉发三，油坊、磨坊、染坊六，杂货、竹席、瓷器店铺五，药铺二，当铺一，织网、麻、草、油蒌木材八，肉鱼盐铺行六，鞋帽、皮货各一，纱布绸店、广洋杂货店三，酒馆、饭铺九，酱园、豆腐坊各一，糕点茶食三，计六十五家。”[4](P25)总而言之，德占前夕的青岛已相当繁华。
(三)传统行业与现代工业的断裂
青岛地区在古代由盛转衰，又在近代趋向繁荣，似乎已经逐渐产生了现代化的萌芽。但遗憾的是，这种繁荣中并没有产生现代工业的基础。前文所述数十家店铺所涉及的行业，大多是以满足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为主。1898年对青岛、李村附近48个乡镇中居民的职业类别调查结果显示，在771名不事农业生产的当地居民中，多数从事的仍为泥匠、木匠、石匠等传统职业，与未来青岛地区的主要产业缺乏直接联系。[5](P110)因此，在德国占领青岛前，当地并没有真正产生现代工业。
二、开埠十七年：青岛工业基础的建立
德国为维护其远东地区利益，并满足其占有的需求，在对胶州湾进行充分考察后，最终于1897年借巨野教案之机强行租借胶州湾。在占领青岛后，德国当局投入巨资对城市、港口、铁路和市政工业进行建设，力图将其打造为宣传德国优越性的模范，而上述建设与其他工业投资一起，确立了青岛现代工业的基础。
(一)德国对胶州湾的考察与占领
1871年，德国经普法战争统一。作为新兴国家，其极度渴望占领与扩大势力范围，而尚未被瓜分完毕的中国与远东地区成为德国的重要目标。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率先向德国政府建议在青岛建设港口开始，港阔水深、气候良好并且具有广大经济腹地的胶州湾沿岸逐渐成为德国的优先选择。1897年，德国海军顾问、筑港工程师弗朗裘斯赴胶州湾调查，从面积、岛屿、气候、风向、潮流、盐分、居民、水源、地质甚至包括华人坟墓位置等26个方面向德国政府提交了详细的报告，[6](P13-19)最终坚定了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决心。
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于山东巨野被杀，德国借机出兵占领胶州湾，并于1898年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租借胶州湾及其周边地区99年，随即在青岛大力开展城市、交通与工业建设。
(二)德国当局进行的城市与交通建设
交通是现代城市的命脉，鉴于青岛缺乏像广州、上海一样发达的内陆水道，发展交通更是刻不容缓。因此，德国当局“在规划青岛伊始，就充分考虑港口、铁路、城市三者之间的布局关系，采取了城建服从港建，以港口建设来促动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的政策。”[7](P42-43)一方面进行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则建港修路，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提供交通便利。1899年，青岛港开始建设，1908年大体完成，作为配套设施的青岛船坞工艺厂(又名青岛造船厂)也告完工，厂内配有电灯，昼夜都可做工。[7](P9)与此同时，1899年动工修建的胶济铁路也于1904年建成通车，并在“青岛四方村修建了一座机车工厂，1903年建成投产，主要修理铁路车辆和有关器材”[8](P196)，这就是后来在青岛乃至中国铁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四方机厂。随着港口与铁路的建设完成，青岛海陆两方面交通条件均有了极大改善。
港口与铁路的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工业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促进了青岛与其他地区的连接。到1913年，“青岛迅速取代了芝罘在山东对外贸易上近四十年之久的领先地位，由一个年贸易额(1900年)仅二百九十万两(海关银两)的小港口发展到年贸易额(1913年)五千九百六十万两(海关银两)的近代航运贸易枢纽，其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了香港、广州等港。”[9](P202)交通条件的便利，为青岛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资金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优势。
(三)其他市政工业的建立
在港口与铁路之外，德国当局还建设了为数众多的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市政工业，主要包括发电厂、自来水厂与屠宰厂等。发电厂最初为1898年设立的私人企业，“当时仅以50匹马力之火油引擎发动机2座为市中供电之用”[2](P697)，1903年为政府接管并加以扩张，以满足节节上升的用电需求。屠宰厂则从1903年起开始建设，“至1906年6月5日建成投产，共费资75万马克”[8](P219)，其先进的技术与极高的产量使青岛一度成为东亚肉类出口的重要城市。自来水厂方面，1899年德国当局开始建设海泊河水源地，1901年建成开始送水，并为市民提供了一段时间的免费试用期，直至1904年才开始收费。从以上所述来看，青岛市政工业门类齐全，水平先进，优于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发展程度。
但是，上述市政工业虽然设备、技术普遍较为先进，规模却都不大，目的仅为方便市民生活，不能很好满足其他工业的需求。以自来水为例，直到1922年，仍有论者以“青岛所有水量，仅足共日用之需，将来市政扩张，已觉不数甚巨，而本地又乏常流川河，故水之缺乏，实为一大缺点”作为“青岛之为工业地与否，至今尚不能十分确定”[10](P59)的原因，可见德国当局下主导的市政工业建设，虽然便利了市民生活，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并不足以满足青岛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要。
(四)工业资本的初步尝试
随着德国对青岛的各方面建设逐步成型，尤其是在港口和铁路的运行大为改善了交通条件后，“大量机器、设备和原料由青岛港输入，青岛制造的工业品经由港口输出他埠或海外；山东腹地丰富的资源——煤铁矿产和棉花、烟草、花生等农产品，沿铁路线输入青岛各个工厂，青岛制造的工业品也随胶济铁路大量销往内陆。”[7](P66-67)德国商人很快发现在青岛利用便利交通与潜在市场发展工业生产的价值所在，尝试投资开办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工厂，并获得迅速发展。1902年建立的德华缫丝厂“已有能力可以供应市场上一种别家工厂产品无可比拟的粗细均匀、质地优良的野生蚕丝，为一些丝织和印染工厂提供一种质地光滑、容易染色的新品种。”[11](P129)1903年成立的英德啤酒公司，规模虽不特别大，但行销甚远，口碑良好。其他还有一些“技术不太复杂，投资少、见效快，比较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8](P221)的企业，如汽水厂、精盐制造厂、蛋品厂、制桶厂等，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
(五)德占时期青岛工业建设的局限与发展
应该说，在占领青岛的后期，德国已经意识到在青岛发展工业的种种优势，并进行了一定尝试。但这一势头很快被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止，觊觎青岛已久的日本以英日同盟为由出兵占领青岛，打断了德国工业资本在青岛的投资过程，继承了德国留下的建设遗产，将青岛发展纳入了自己需要的轨道。
虽然德国政府没有将青岛建设成为工业城市的设想，但青岛工业确实是随德国占领而产生。从实际效果来看，德国在青岛建立的工业门类不多，除出于商业与军事目的而建设的胶济铁路和青岛港，以及部分市民、尤其是德国市民生活所需的电灯厂、自来水厂等公共事业外，以盈利为目的而进行的工业建设乏善可陈。当时青岛较有名气的工厂，不过德华缫丝厂、两家蛋厂、英德啤酒公司、崂山汽水公司与一家制桶工厂而已。[11](P130)此时包括精盐制造厂、水泥厂、砖瓦厂等在内的其他工厂，普遍规模较小，产量较低，而且大多依赖德国政府订单存活。总体而言，德占时期的青岛“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业化，只在个别工业部门出现了部分由国家创办的企业。”[12](P167)
但是，德国对于青岛工业的贡献依然不容忽视。将“附近地瘠民贫，素无工业之可言”[1](P846)的青岛初步建设成为一座工商业城市，德人具有开创之功；其对城市与交通进行大力建设，使青岛“土辟田治，路筑岸修，商旅辐辏，蔚成大埠，抚今思昨，有若另一天地”[15](P5)，更为青岛奠定了工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德国在财政方面为建设青岛提供了极大帮助，据统计，德国政府在租借期间共向青岛投入资金近2.2亿德国马克，其中超过1.7亿马克由德国国库直接补助，约占总额的80％。[14](P76-77)德国“以国库的财力来培植青岛，而并非以青岛租借地的利益来反哺德国”[15](P25)，这笔资金大部分用于城市与工业建设。因此，将德国占领时期视为青岛工业基础的建立时期，并不为过。
三、台前与幕后：日资主导下青岛工业格局的形成
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为加强统治，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向青岛移民、投资的政策。一时之间，移民充斥青岛，工厂纷纷建立，日资工业凭借政治与资本优势一举占据了青岛工业的主导地位，并根据其自身利益，确立了以纺织为中心，其他行业为辅的青岛工业格局，其他外资与华商虽也垂涎青岛优厚的投资条件，但只能在日资垄断的夹缝中艰难求生。1922年，北京政府收回青岛，日本虽然放弃了对青岛的政治统治，但在经济方面，其统治地位则只是由台前转入幕后，继续保持在青岛工业领域的压倒性优势。
(一)日本占领青岛与移民数量激增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以及自身利益的需要，日本对青岛的觊觎由来已久，但畏于德国的军事实力，未敢有所动作，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天赐良机。战争爆发前，“日本朝野即惟恐欧洲不战，时日置益初被命为驻华公使，尚未到任，即谓'怕他战不成，战则大妙’云，可见冀幸之情。”[16](P34)1914年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立刻借口英日同盟对德宣战，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取代德国对青岛进行统治。
为加强对青岛的控制，日本采取的首要政策是鼓励移民，1914年12月28日，占领青岛仅一月后，“青岛日军宣布对日本本土移民实行开放”。[17](P16)随后“来自满洲、日本、台湾、朝鲜者，相望于道，不及半年，达至一万余人。”[14](P6)在青日本移民数量因而大幅上升。据统计，1901年日人初来青岛之时，“人数仅五六十名，而卖春妇居其多数”[1](P76)。到1917年，“青岛一区，华人共七万七千零五十二人，日人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三人”[18](P279)，日人占青岛市区总人口比例已接近两成。到1922年，在青日人数量达到顶峰，“增至六千四百九十一户，计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六人。”[1](P78)这些移民的来意也各有不同，“最初来者，多赤手空拳之辈，及原状恢复，嗣后来者，多有确实之企图。”[14](P6)在那些等待时局平靖，并“有确实之企图”的日本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来青岛投资工业的资本家。
(二)日资在青主导地位的取得与其他外资工业建设
考虑到世界形势与各国态度，日本并未抱有长期占领青岛的幻想，而是将尽可能获取经济利益作为更现实的目标，如当时旅居青岛的作家王统照所记，日本人“只要有利可图，能够继续占有德人在沿铁路的企业，如煤矿，林业，房舍种种，他们一心一意来做买卖。”[19](P316)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日本当局在工商业投资方面为本国国民提供了种种优惠条件。以租买工业用地为例，“日侨买地价格比德租时代低几倍，地税由德租时代的6％降至2％，土地增值税干脆取消，日商领租沧口工业用地每坪(1坪=3.305平方米)年租金仅2分，而市区近郊用地每坪年租金为2角，相差达10倍。”[7](P70-71)这种优惠政策为日人在青岛以较低成本大量投资建设工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考虑到“人工和原料便宜，接近消费市场，以及青岛气候适宜等优点”，日人迅速将纺织业作为主要投资领域。[20](P180)1917年，内外棉纱厂在青岛开机，是为青岛棉纺织业机器生产之始，随后，大康纱厂、富士纱厂、钟渊纱厂、隆兴纱厂、宝来纱厂于1921-1923年纷纷建成投产，六家纱厂资本超过8000万元，工人超过16000人。[21](P144-145)不仅使得纺织业一举成为青岛工业的支柱产业，也确立了青岛作为中国纺织业重镇的地位。
在纺织业之外，日人对其他工业的选择也大多出于有益本国与利润优先的原则。如日本制盐量不能满足本土需求，而青岛制盐产业已有一定基础，日人即大力投资加以发展，后成为知名的永裕盐业公司；青岛人口随着城市发展不断膨胀，日人因而借机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火柴业，建立了青岛火柴工厂与益丰火柴工厂。由于日本的政治特权与资本优势，青岛工业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完全受到日资的影响与操纵，日资成为青岛工业的主导力量。
在日资压倒性的优势下，其他外国资本虽然也想利用青岛良好的区位优势获利，但也只能选择一些日资没有涉足的边缘行业，如美商投资的美孚火油公司、峰村油坊，德商投资的太隆地毯厂，英商投资的大英烟厂等等皆是如此。据统计，1915-1927年间，在青岛全部37家外资工厂中，有日资31家，美资3家，英资2家，德资1家；外国资本共7590.1万，其中日资即占7576.1万。[8](P476)
(三)华资在青的艰难起步
在外资大量涌入青岛的同时，部分有一定资本的华商也考虑在青岛投资建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华新纱厂。1913年，德华缫丝厂由于德国资方与青岛经理产生误会停业，实业家周学熙以120万资本将其收购，筹建华新纱厂，“拥地数百亩，厂房、仓库、宿舍数百间。”[22](P1)适值日德青岛之战爆发，厂房为英军占领作为华工招募所(一说系日商为求青岛首家棉纱厂之优势而百般拖延)，延至1919年始正式投产。在经营初期，华新纱厂在原料收购、工人招募、消费市场等方面遭到资本雄厚的日商纱厂竞争与打击，加之国内军阀混战，盘剥商人，“在外交上既不能受政府的保护，反而备受军阀政府的摧残，”[22](P2)一度出现严重亏损。但华新始终采取灵活策略，在工人培养、产品种类、原棉种植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并利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支持国货的潮流，在日资纱厂围剿中长期坚持生存并实现盈利。
遗憾的是，华新纱厂不过是这一时期华资在青工业罕见的成功案例，由于日资在青岛的垄断地位以及利用政治军事优势谋取到的经济特权，资本较为微薄的华商很难在与日资的商战中取得优势。虽然建立起了包括永记窑厂、东益铁工厂、新业玻璃厂等一定数量的工厂[8](P479-480)，但这些工厂大多技术简单、资本薄弱、工人数量不多。据统计，在1914-1927年间一直维持生产的43家华资工厂中，除2家资本不详外，其余资本总额虽达771万余元，但如果排除华新纱厂资本270万元、永裕盐厂资本320万、中日合营的胶澳电气公司资本100余万，其余38家工厂资本总计不足100万元。[8](P471-475)可以说，华资工厂虽在这一时期艰难起步，但在外商尤其是日商资本的竞争与压迫下步履维艰。
(四)主观侵略与客观建设：日资主导下青岛工业的发展特点
在1914-1929约十五年时间里，青岛政治上分为两个统治时期，即1914-1922年日本统治时期，以及1922-1929年北京政府统治时期。事实上，北京政府虽然于1922年收回青岛的政治主权，但日本工商资本始终在经济层面把持着青岛的统治权。日本统治期间，“先后成立纱厂六家，丝厂一家，面粉厂二家，麦酒厂一家，火柴厂三家，油厂五家，盐厂十九家，砖瓦窑厂一家，冰厂一家，蛋厂二家，其他小工厂不可胜计，当日人交还之际，资本逾五十万元之日商，已有八十家之多，而其抵租之官地，综计亦逾三百数十万坪之巨，今政权虽云交还，而其经济势力，则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矣。”[23](P4-5)无怪乎时人评论，“只要到过青岛的人，谁都知道，青岛的收回，不过是名义上的。”[24](P26)到1928年，日本资本在北京、天津、青岛三地投资总额为18278.4万日元，其中青岛达13964.3万日元，占总额的76.4％。[25](P125)可见日商对青岛的投资从未放松。因此，从工业发展的角度而言，合二为一更能体现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即使在向中国归还青岛之后，日本资本对青岛工商业的垄断与统治不过由台前走向了幕后。
在这一阶段，由于长期为日资影响、操控，青岛始终未能形成独立发展的工业体系，而是在日资引导下形成了纺织业为主，其他工业为辅的发展格局，影响了工业门类的完整性、多样性与自主性。同时，日资在青岛工业中的优势与特权，也抑制了华资甚至其他外资在青岛设厂的热情与意愿，限制了青岛吸纳的资本数量。以火柴业为例，在日占期间，日本当局对青岛各日资火柴工厂“竭力保护，蠲免税捐，故各厂营业，无不利市百倍”，而为了垄断利润，日方又限制其他资本插手其中，“规定青岛仅许设立四厂，不准再有新厂设立，揣其用意，无非为维持日商之专利而已”。[26](P168)这不仅阻碍了民族工业的进步，并且束缚了青岛城市的发展。
但从另一方面看，日资主导下的青岛建设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日本统治期间，青岛不仅“城市规模扩大了三倍”[27](P15)，其大力发展的纺织业也具备了较高水平。诚如时人所说，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仿佛是一个孩子从他贫困的幼年寄养给人家，此刻换了一身繁华豪富的壮年面目回家一般。”[15](P16)总体而言，日本对青岛的投资与建设，虽然初衷完全是出于有益本国及追求利润的私欲，但仍然在客观上对城市和工业有所发展。
四、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青岛工业发展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设青岛特别市，为行政院直辖。与北京政府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注重鼓励工商业发展，在结束了长期的军阀割据状态后，更得以立意建设，使青岛工业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在1929-1937年间，虽然日资在青岛工业中的优势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青岛华资工业进步明显，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以日资为代表的外资工业优势的保持
日资工业优势地位的保持主要体现在其棉纺织业的不断发展。除已建立的六大纱厂不断扩充厂房面积、增加机器数量外，1935、1936两年时间，日资继续建设了上海纱厂、丰田纱厂和同兴纱厂等三座纱厂，使青岛日资纱厂数量增至9个，工人总数超过30000人。[28](P527)与此同时，青岛纺织工业在全国行业地位不断上升，到1936年，青岛日资纱厂精纺机和织布机的数量，已经超过另一纺织重点城市天津2倍以上。[25](P409)从全国来看，“以日资为主的青岛纺织业有纱锭56.84万枚，占全国的10％，织机9286台，占全国的15％，上海之下，无出其右。”[7](P72)这种行业优势地位的取得，无疑是青岛日资工业雄厚实力的体现。
另外，外资的优势还体现在资本与技术方面的遥遥领先。1931年，青岛15家火柴厂中仅有2家日厂，数量远少于华商，但这2家日厂资本占火柴业总资本212万中的121万；7家砖窑中，2家日商砖窑资本达76万，其余5家华商砖窑合计仅4万；3家烟草厂中，唯一的外资工厂大英烟草拥有70架机器，2家华厂共有7架。[29](P213-214)这种资本与技术的巨大差异表明，在具有传统优势的行业，外资工业在青岛的明显优势并没有被撼动。
(二)华资工业的快速发展
尽管外资依旧保持优势，但青岛华资工业仍然在工厂数量、资本总额、涉及行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不断缩小与外资的差距。在工厂数量和资本总额方面，1932年青岛有外资工厂49家，总资本达7600余万元，华资工厂125家，资本仅1700余万元，资本差距虽较1927年的近10倍有所缩小，但仍超过4倍；仅仅一年之后的1933年，青岛有外资工厂50余家，资本总额约8200余万，而华资工厂已增至200多家，资本总额达3000余万元，资本差距已不足3倍。[21](P140)民族资本在这段时期的迅速发展可见一斑。在涉及行业方面，华资在织袜、花边、制针等利润较低却关乎民生的行业中持续扩张，如通盛公织袜厂、协成花边工厂、冀鲁制针工厂等都已小有名气；在技术含量不高、但却为外资长期把持的火柴、面粉、烟草等行业中，诸如振业火柴工厂、恒兴面粉公司、山东烟草公司等新兴企业也逐渐站稳脚跟，与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30](P40-50)
作为青岛华资工厂的代表，华新纱厂在这一时期的繁荣兴盛是整个青岛民族工业快速发展的缩影。与日资纱厂不同，属于民族企业的华新纱厂拥有本土亲和的天然优势，便于以更为低廉的价格购入优质原棉。[31](P10)在优质原料的支撑下，华新纱厂得以生产质量更高的细支纱并销售至高端市场，从而避免与产品主要销往农村的青岛日资纱厂发生直接竞争。[31](P16)在日常经营中，华新纱厂注意利用民族主义思潮打击对手，在1929年爆发的针对日资纱厂的大罢工中，华新纱厂“一边加紧生产，一边声援罢工运动，并向日商纱厂罢工工人捐赠衣料、食物，同时招收优秀技术工人进厂做工。”[32](P26)面对日资纱厂的强大压力，华新纱厂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936年，纱厂资本从建厂之初的120万扩充为“固定资产约500万元，实际资产价值远在此数之上。”[22](P10)
(三)抗日战争爆发与青岛工业发展的停滞
由于政府政策支持与地区形势稳定，1929-1937年可称为青岛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外资工业还是民族工业都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民族工业的发展速度尤其令人瞩目。随着外国政治、经济特权的逐渐废除，外资与华资的竞争环境日益公平。假以时日，华资与日资并驾齐驱、甚至取而代之也并非毫无可能。但是历史永远不允许假设，青岛的华资工业最终未能获得长时间发展的机遇与空间。在稳定环境仅仅持续了八年之后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接蒋介石电令，采取焦土抗战政策，炸毁包括九大日本纱厂在内的所有日商工厂，青岛工业发展道路为之一滞。
五、近代青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张玉法先生认为，“如果把外力冲击作为落后地区现代化的动力，山东可以算作一个例证。”[2](P834)其中受外力刺激最深的青岛，无疑是例证中的典范。在近代中国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青岛城市与工业受到德、日等国的影响，在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巨大飞跃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布局不平衡、行业不全面等问题。这种“被动”带来的成功与弊端，为未来城市与工业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第一，充足的资本与先进的技术，有助于迅速提高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与工业化水平。青岛在近代多次为列强占领，其在三十年间从完全没有工业可言的小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重要城市与工业基地，与德、日殖民者的资本与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诚如时人所说，“外资的本身并无所谓善恶，能发生善恶的，只是外资的利用。……我国要想加速地建设，发展经济事业，和先进国家分庭抗礼；仍非借助外资，有计划地利用外资不可。单凭我们两手来积蓄。成功将等待何年?”[33](P327)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由德国奠基的胶济铁路、青岛港，以及由日资主导建立的纺织工业，仍然在青岛城市与工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城市与工业的发展方向，必须以我为本、自主决定，不同资本间的公平竞争尤为重要。由于屡遭侵略，近代青岛城市与工业的发展方向往往为外人所操纵，这种缺乏整体规划、一心逐利的发展模式在导致近代青岛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同时，并对城市空间布局产生了恶劣影响。日占时期沿胶州湾东岸狭长地带逐渐形成的沧口、四方工业区与城市南部住宅区的割裂，使得“'南北狭长’的格局变形和'南宿北工’的功能分离一直困扰着青岛人”[7](P73)。另外，以日资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往往利用其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挤压实力较弱的华资企业的生存空间，“他们既有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经验；复利用中国低贱的原料，廉价的劳工，来和华厂竞争。根基薄弱的中国制造工业怎能不失败?”[33](P324)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严重损害了民族资本的投资热情，“山东的中国民族经济势力，更偏爱在中国政治权力的所在地做生意，即中国控制的济南，而非外国控制的青岛。”[34](P126)这种主导权的丧失，不利于当地民族工业的生存，从而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第三，和平与稳定的局势是城市与工业发展的根本保证。1929-1937年间，青岛工业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进入了一段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仅以1933年为例，民族工业资本即较去年增加1300余万元，增长率超过70％。[21](P140)这种欣欣向荣局面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当局采取了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青岛在这段时期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有利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战争不仅影响诸如棉花等工业原料的生产、阻碍商品的自由流动，并会导致民众购买力的下降，从而降低工业产品的销量。总而言之，“战争为工商业发展的最大阻碍，尤其是国内战争与工商业更有切肤的关系，所以近年来我国不绝的内乱自不能不认为工业发展上的一大阻力。”[35](P22-23)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平局面一去不返，青岛工业的发展也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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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东方论坛》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