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行“道”考略（中）

戊、宣王相当重视孟子，重视之原因在于匡章。《史记·燕召公世家》云“诸将谓齐愍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55]又《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既立》云“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谓太子平曰……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及百姓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56]《古今韵会举要》云“赴”字“芳遇切，音仆”，《尔雅·释诂》云“赴，至也”之意，则诸将之语完全同于储子，焦循《孟子正义》曰“《史》乃取其文而改'储子’为'诸将’；于'宣王’之字，一改为'湣王’，以曲护《年表》之失，一改为'齐王’，以影附《孟子》之书。此其当从《策》而弃《世家》，不待智者决矣”，[57]可见此事真正的谋主是储子，储子使宣王鼓动燕“太子平”与“子之”内斗，进而伐燕。征伐以前，宣王仅主动咨询了两人，其一为田臣思（田忌），[58]其二为孟子。孟子本非将员，对于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孟子也仅是强调“发政施仁”而已，[59]至于具体的行军打仗“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孟子的观点就是“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60]可见“孟子最恶战”其言兵亦仅为“仁政”理论的延伸，[61]宣王对其所长的政治上的“仁政”尚无兴趣，却频频以征伐大事问之。且宣王询田臣思为当面询问，而宣王询孟子乃透过沈同“私问”之，一旦孟子曰“可”，于是“彼然而伐之”，[62]如此可见孟子的意见极其重要。既然如此，于军国大事之谋断仅由他人旁敲侧击的“私问”后，进而转述告知，就“彼然而伐之”，岂非如同儿戏？然孟子不知宣王与储子谋定于前，[63]却以己言为重，这与之后宣王在不同战争的阶段均向孟子询问请教有关，[64]也与宣王高超的政治手法有关，这种手法与前面所论的，应对田婴、邹忌的手法无二。然反复征询孟子的军事意见，自不可不说是一种重视，所以沈同“私问”，断非心血来潮之举，当为代宣王隐蔽探寻匡章的真实想法。及待“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之际，[65]亦当为“王使人矙夫子”之时。齐因“不行仁政”而招致如此，[66]符合孟子说的“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一变易君王的条件，且“章子将五都之兵”于外，[67]当孟子痛斥陈贾之际宣王自当心疑不已。所以当储子此地无银的问道“王使人矙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不点破的说“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可见宣王表面上借此事，打着使人学习的幌子高歌孟子无异圣人再世，高瞻远瞩，实际对其进行窥探监视。宣王的这种情感又见于《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68]张栻解云“王犹有眷眷之意，而欲继此以见焉”，[69]此说尤为曲解。李贽释曰“何王之不寤？乃言'养弟子’'诸大夫’'国人’矜式耶？”。[70]其实宣王无有“不寤”，“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此句，不言挽留却言以后可否再见，尤显齐王虽然“就见”然实为敷衍，欲望孟子走也。孟子答以“不敢请耳，固所愿也”。应该说孟子的这一回答令本望如处理靖郭君般送其远离政治中心的宣王大出所料顿时失语，所以只能是“他日”思量一番后说出“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的这番连孟子也谓之“不可”的言论。张岱云“齐王不用孟子，而但以利禄相羁。齐臣惊万锺，而转展相告，则是君臣师友之间，皆有市心矣，故孟子有'龙断’之论”，[71]然宣王此言中的“不可”的关键之处是“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若“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岂非朝外有朝，廷外设廷？若宣王真心如此自当使其“上得专主，下得专国”的为政，[72]方可如此矣。若不然孟子岂非众怨所归的“人皆以为贱”乎？然宣王此言中之意只可意会，不可明言。《孟子》中之所以采取这种隐晦的写法，正如皮锡瑞所云“今考其书，实于《春秋》之学尤深。如云'《春秋》，天子之事’、'其义则丘窃取’之类，皆微言大义”。[73]

孟子与奸佞宠臣的斗争

孟子虽将行“道”失败归因于“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74]然宣王的猜疑不信和权臣的阻挠是其更实质的原因。宣王的猜疑不信前文已述，兹不再论。齐国朝廷奸佞当道，以致“王无亲臣矣”，[75]而这些宠臣对行“道”构成了巨大的阻碍。即如《孟子·尽心下》云“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76]此句读久有讼案，[77]但古今学者均从赵岐将“卒”释为“后来”，[78]朱熹又进而推导云“疑此时齐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将去矣，故其言如此”。[79]若果如其所言，无外两种可能：一、孟子内心已放弃了齐王，然孟子直到最后离开齐国始终把推行仁政的理想寄托在宣王身上，[80]至其辞归后两人之隙当为国人所知，则不应有“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之谓也。二、孟子已改善了于齐王的关系。但这个一直都没有实现，这其中既有宣王对孟子的猜疑，也有孟子自我定位和宣王对孟子的定位差距太大的原因。孟子的自我定位是高于管仲、晏子，为当世第一。如《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原之乎？’”[81]又如《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82]基于以上这种定位，孟子要求齐王应该“好臣其所受教”的积极接受他的教导。而宣王对孟子的定位从“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83]及“谏于君而不受”可见一斑。[84]《冯妇章》中的“虎”即所谓“言今齐王恃威虐以敛民，亦若虎之负嵎”，[85]但“卒”应训为“猝”，《韵会》云“匆遽之貌”，如《孟子·梁惠王上》之“卒然问曰”。[86]“卒”与后面的“攘臂”相照应均表急切貌，《老子》六十九章云“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87]《道德经集释》云“注：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战不怒，故若无臂可攘。疏：注云攘臂所以表怒，善战不怒，故若无臂可攘，故曰攘无臂。”，[88]又“于是韩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89]所以“攘臂”体现了孟子救民的急切心情，然此际当为孟子推行“仁政”解民于倒悬而“卒为善”的力图改善与宣王的关系之时，所谓“殆不可复”乃是陈臻之判断，孟子并未言及于此，只云由于“攘臂下车 ”放弃了“为善”所以“其为士者笑之”。“其为士者笑之”亦不可解为“其为士之党者，知道则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齐王恃威虐以敛民，亦若虎之负嵎，以难合之说，述于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将复为发棠，非不足以悦众，自君子观之，亦若为士者之笑冯妇也，以其不知止矣”之意，[90]若果如此在乎说服君王的成败与否，或在意维护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则孟子一生推行“仁政”屡屡碰壁均未成功，岂非早自止步裹足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士”在整个过程中，于民之疾苦熟视无睹，这似颇有讽刺意味，但却符合实际情况。如《新序·齐宣王为大室》一章云“齐宣王为大室，大盖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谏者……居曰：'今王为大室，三年而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谏者，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91]又如荀子所称的“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雎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执之嗜者也”。[92]所以孟子强调“其为士者笑之”的“士”，指的不是“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93]也不是“仁义”“尚志”的“士”，[94]而应解为“那些自诩为士”或者“那些所谓的士”，这种“士”的表现正好一致于“士憎兹多口”。[95]“卒为善”乃是孟子是担心给奸佞小人以可乘之机，既如《孟子·离娄下》所云“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般借机进谗破坏到孟子与齐王的关系，[96]进而阻碍孟子行尧舜之“道”，而暂时隐忍等待时机罢了。此种心情又见《子产章》，孟子对于“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批评道“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97]史次耘云“此章言执政之人，当施大德，不可用小惠”。[98]从另一角度来说，未见孟子于齐有何举荐之人，孟门弟子亦鲜有在齐国为政者，及“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99]然“是时大国之君惟齐宣犹足用为善”，[100]且“齐宣、威之时，显贤进士”又实在是当时的风气。[101]与之相较的如“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102]王斗“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103]而孟子未有此类举动，亦可见其谨慎。

[55]《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第1556-1557页。

[56]《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第1060页。

[57]焦循：《孟子正义》，第287页。

[58]《史记》云“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於齐。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蚤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第1892页）然《战国策》云“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齐王曰：'韩，吾与国也。秦伐之，吾将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赐我也。’王曰：'善’”。（《战国策》卷9《齐策二·韩齐为与国》，第347页。）杨宽辨之曰“吴师道《补正》曰：'按威王二十一年邹忌始相，上距桓公取桑丘之岁二十余年，忌岂得为大臣？《史》误以《邯郸》一章剿入之，明矣。田臣思即田忌，宣王二年战马陵，后出奔，至二十九年之、哙之役，凡二十七年，不应复见，使忌果在齐，则王安得弃之而将章子？’又云：'考之桓公时，秦、魏攻韩事无见。《年表》魏、韩、赵伐齐至桑丘，齐伐燕至桑丘。意者齐取桑丘，而韩、魏、赵伐之。韩且与赵、魏攻齐，则与求救于齐之文戾。’吴氏之辨甚为分明，《田世家》此段记载全不可信”。（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5页）虽吴师道所言马陵之战和之、哙之役的时间有误，而所云“《史》误以《邯郸》一章剿入之”确为当然。细较《史记》与《战国策》中对话，则驺忌之言当为田忌之言，段干朋之言当为宣王之言。

[59]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7-18页。

[60]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60页。

[61]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3598页。

[62]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05页。王夫之曰“其云'彼然而伐之’者，'然而’二宇作一气读，……'然而’者，犹言'于是’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3页）

[63]宣王与储子谋定于前，还见于“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第1061页。）所谓“北地之众”，段连勤云“指中山之师”，李零亦引《史记·赵世家》指“'北地’就是中山”。（段连勤：《关于平山三器的作器年代及中山王

的在位年代问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03期；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草稿）》，《待兔轩文存·读史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7页）齐国与中山国联盟从谋划权衡到具体实现必然有一个过程，不是仓促可以实现的。

[64]见《公孙丑章句下》及《梁惠王章句下》。（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04-107页；第45-47页）

[65]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06页。杨伯峻解此句云“孟子曾经劝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而齐宣王不听，结果遭到燕国反抗。”然如宣王所言“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则其必然经过广泛的讨论。（杨伯峻：《孟子译注》，第45页。）而不论取与不取，及如何取之，提出的建议必然远远多于采用的建议，如此则事既败，岂非未被采取之意均要“惭”之了？又或，虽然建议纷纷，然宣王以为孟子之建议特为正确。若其深以孟子的“仁政”论为然，则必然实施，然其在国内尚不施行孟子的仁政论，又岂会施之于外国?这也就是孟子批评的“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既然不以孟子的“仁政”论为然，且在之后的孟子离去时未有诚心挽留，徒然使孟子有“王庶几改之”之叹，则宣王于此必无惭愧之意。而杨华以为“齐宣王说：'吾甚惭于孟子’，他究竟因什么而感到惭愧悔怍？……齐宣王向廷臣们征求意见时，孟子就按照武王伐纣模式，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既包括以文武之师伐燕——如武王之伐纣一样，也包括以周初的模式治燕——如三监之监殷一样。……笔者认为，这个没有被齐宣王采纳而导致他后悔的建议，就是孟子自始至终坚持的周初统治模式。”并且认为“齐国在这三、四年间一直占领着燕国，对之实行军事管制，也就不需要国君，这正是齐国军队没有贯彻孟子战略之处，所以才有齐宣王的“甚惭”之叹。”（杨华：《孟子与齐燕战争》，《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3期）若如其言，齐未采取“监殷”的模式而是“实行军事管制”。然伐燕的具体战争是在匡章的指挥下进行的，而匡章本人正如钱穆在《匡章考》中所云“章子盖与其邦人陈仲子之行谊相近。故特称仲子于孟子，……此虽不足以尽章子，亦可以知章子之律身”。（钱穆：《匡章考》，《先秦诸子系年》，第327-330页。）可知匡章品德高尚，且其先后伐秦、燕、楚均获胜则其号令治军必然严明。很难想象既有品德高尚又有严肃军令的匡章在“齐国在这三、四年间一直占领着燕国，对之实行军事管制”这么长的时间里，在“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已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情况下，如何会允许“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这种事情的发生。因此，从整件事的谋划、实行来看，宣王之“惭于孟子”当有别意。较为可能的是在占领燕国后，齐国做了某种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应如同王勇引黄盛璋言指出的，齐国及这次行动的同盟国中山国，对占领之燕地“采用了周公使管叔监殷的形式。故'燕人畔’。”（王勇：《平山三器若干问题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虽然采取了此模式，当仅为形式上的，实际上并未有依靠仁政抚慰燕国民众，这一方面是齐国“倍地”吞燕的想法是建立在掠夺而非仁政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采用这种模式可以分权制衡外在的领兵大将。这就必然消弱了匡章的权利使其无法主导甚至参与占领区的管理，从而造成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崔述猜测云“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从者”。（崔述：《孟子事实录》，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09页）这个猜测颇有道理。孟子离齐时曾云“谏于君而不受”，此必非泛泛而论，当指孟子对燕行仁政上的多所进言（以匡章的性格行事观之，其亦当多次进言）。唯宣王既不会任匡章行仁政以收燕人之心，亦不会派孟子及匡章属意的人选，而孟子必然以仁义论多所反对，匡章亦必然会以燕之实情多有进言。所以“惭于孟子”这一言论，表面上自然是仁政之争，实际上指的是“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这一人事任命失当的问题，宣王对此必当分别安慰孟子与匡章。

[66]杨伯峻：《孟子译注》，第47页。

[67]《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第1061页。所谓“五都之兵”：《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东说宣王曰“齐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又《左传·襄二十九年》云“大夫皆富，政将在家”，而《礼记·坊记》云“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此处“家”与“都”均指如《孙膑兵法·擒庞涓》中“都大夫熟为不识事”的齐国都大夫之邑，司马贞《索隐》注《史记·燕召公世家》云“五都即齐也”，所谓“五都之兵”即“五家之兵”即倾国之兵也。

[68]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09页。

[69]张栻：《张栻集》，邓洪波校点，《湖湘文库》，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35页。

[70]李贽：《李贽全集注》(第21册)，张建业，张岱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48页。

[71]张岱：《四书遇》，朱宏达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6页。

[72]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55页。

[73]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页。

[74]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15页。

[75]杨伯峻：《孟子译注》，第42页。

[76]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69页。

[77]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中将此句列为十二个“数读皆可通”的句读，释之云“凡此两读，旧读以'卒为善士’绝句，'则之野’绝句。宋刘昌师《芦浦笔记》云“此恐合以'卒为善’为一句，'士则之’为一句，'野有众逐虎’为一句，盖有搏虎之勇而能卒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也。”周密《志雅堂杂抄》云：“前云'士则之’，后云'其为士者笑之’，文意相属。”（又见周氏《癸辛杂识续集》上卷）明杨慎、李豫亭说同。阎若璩云：“古人文字叙事未有无根者，惟'冯妇’之野，然后众得望见'冯妇’。若如宋周密、明杨慎断'士则之’为句，以与末'其为士者笑之’相照应，而'野’字遂属下。野但有众耳，何由有'冯妇’来？此为无根。”[树达按]'阎固是，然如其说，'其为士者笑之’士字亦无根矣。此两读皆可通’”（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25页。）

[78]焦循：《孟子正义》，第988页。

[79]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407页。

[80]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系《致为臣章》于燕畔王惭之后，盖君臣之隙既开，有不可复合者矣，故孟子决然请去”，又《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章》中赵岐《注》云“孟子之年长，故自称长者”，则此次离齐当为宣王时，亦最后一次离齐。在孟子“致为臣而归”后尹士嘲讽他“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的时候孟子反复释其心思道“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可见孟子确实是把推行仁政的理想寄托在宣王身上一直到最后离开齐国。（ 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13-114页。）

[81]杨伯峻：《孟子译注》，第59页。

[82]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15页。

[83]杨伯峻：《孟子译注》，第44页。

[84]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14页。

[85]廖明春，刘佑平整理：《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3页。

[86]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3页。

[87]朱谦之：《老子校释》，《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7页。

[88]河上公著，杜光庭等注《道德经集释》 ，北京：中国书店，2015年，第967页。

[89]《史记》卷69《苏秦列传》，第2253页。

[90]廖明春，刘佑平整理：《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3页。

[91]赵善诒：《新序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8页。又《新序·齐有闾丘邛年十八》称齐宣王“谗人在侧”，又《新序·齐有妇人》称“内聚奸臣，众人不附。……贤者伏匿于山林，谄谀强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马世年：《新序》，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3页及第100页）这一问题自然有多种原因。如，对于“宣王好射”这一问题《尹文子》云“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吕氏春秋》则云“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高流水，林恒森译注：《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全译》，第128页；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836页。）

[92]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对于当时“士”的趋利之态，又可参见，吕思勉：《先秦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6—347页。

[93]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34页。

[94]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48页。

[95]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66页。《孟子正义补正》云“赵注读'憎’为'增’，而训为益。案义当作'多’字解。（《国策·齐策》“可以益割于楚”高《注》“益多也”）赵注以为愈字之意，非是。《说文》'增，益也。益，饶也’饶即是多。《尔雅·释诂》训'增增，众也’众亦多也。'士憎兹多口’，'兹’此也，多口即上文'大不理于口’言为士者多此'大不理于口’也。'多’与'大’同义。不言'不理于’三字者，蒙上文而省也。为士者犹多此'大不理于口’，故曰'无伤也’”（裴学海：《孟子正义补正》，台北：学海出版社，1978年，第198页。）

[96]《孟子正义补正》云“无当读为诬，欺也（见《广雅》），妄也（见《礼记·曾子问》注）'言诬实不祥’，谓言之欺妄者为实不祥也。下文曰'蔽贤者当之’，蔽贤即是诬。《说苑·至公篇》云'不进贤达者诬也’是其证”（裴学海：《孟子正义补正》，第122页。）

[97]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99页。

[98]史次耘：《史次耘注译孟子》，《台湾商务印书馆国学经典文丛》，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

[99]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24页。

[100]崔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15页。

[10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2《论儒》，《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49页。

[102]《战国策》卷10《齐策三·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第388页。

[103]《战国策》卷11《齐策四·先生王斗》，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