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祖荫 | 云南近代出版史上的光辉篇章——简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云南》杂志
二十世纪初页，一份由云南留日学生创办的《云南》杂志，在日本东京出版，发行国内外。这是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份期刊。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记载：“《云南》是这一时期仅次于《民报》的、发行数字最高的一份革命刊物。是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刊物当中寿命最长的一家。”〔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第40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这“最高”、“最长”两项历史纪录，表明了《云南》杂志在近代出版史上、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云南》杂志的初步考察和研究，我们不难看出，这份朝气蓬勃的革命刊物，集合了一批革命志士；发挥了唤醒民众，反帝反清进行革命的启蒙和宣传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和思想准备，是近代出版史上的壮举。本文仅就有关《云南》杂志的若干史实，做一些简略的评述，以就教于从事辛亥革命和近代出版史研究的专家和同志。
《云南》杂志的筹办和出版发行，是云南民主革命党人形成和逐步成熟的标志。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的一个边僻省区，政治、经济、文化与内陆各省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然而，清末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不能不影响到云南。尤其是英、法帝国主义对东南亚的疯狂侵略，使云南首当其冲。这就使得云南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奋而觉醒，较早地参加进入了我国民主革命斗争的行列。和全国各省，尤其是南方各省的情况相类似，清末留学日本的云南籍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产生民主革命党人的基础。早在中国同盟会筹建和初创时期，云南留日学生就是其中十分活跃的骨干分子。当时早稻田大学的吕志伊（吕天民）及振武学校的杨振鸿（杨秋帆）、士官学校的李根源（李印泉）、罗佩金（罗榕轩）、成城学校的赵伸（赵直斋）等，都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还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他们就已经立下了追求真理，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的初心和壮志。1903年吕志伊在赴京会试途中就写了一首《癸卯元日诗》，以诗明志：“英雄成败岂由天，大好头颅负少年。云锁乡关征雁杳，雪穿庭树落花妍。万家烟火竹王国，千里风尘祖逖鞭。愿合同胞铸新脑，生存廿纪抗强权”。〔吕志伊：《癸卯元日诗》，见《偶得诗集》卷一〕杨振鸿于1904年“将告滇中父老一书，寄回云南。学生中具热血者，读杨书，发指眦裂，痛恨满清断送云南。”〔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编〕1905年7月30日，吕志伊受孙中山、黄兴的邀请，参加了为筹备中国同盟会而举行的会议。是日，即“与香山孙公，善化黄公三十有余人，歃盟慷慨，驱鞑虏，建汉帜，”〔李根源：《吕天民诗集序》，见《偶得诗集》卷一〕成为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吕志伊又被推举为总会评议部评议。1906年初，以吕志伊为支部长的同盟会云南支部（亦称云南分会）建立。以此同时，也正是以吕、杨、李、罗、赵为最早的发起人，开始了创办《云南》杂志的筹备活动。1906年1、2月间，孙中山、黄兴专门约见了以上五位云南革命党骨干，提出了筹创《云南》杂志的意见，并指定宋教仁、陶成章和宁调元等“为之帮助。”〔李根源：《云南杂志选集·序》〕他们五人立即行动，在组织编撰、发行班子和组社、筹款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活动。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1906年4月，《云南》杂志社以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作为临时社址，正式成立。创办《云南》这样一份以省区命名，以留学生名义主办的刊物，得到了留日云南籍学生和广大旅日、旅缅、旅越、旅泰的云南华侨以及国内各地的云南籍人士的大力支持，短时期内就募得经费数万余元。一些开明的云南籍官绅也踊跃捐输，仅某候补道员就一次隐名借助经费一万六千余两。〔见《云南》第十三期广告〕《云南》杂志的筹创是同盟会云南分会建立后的第一项重要活动。它成功地以革命党人为核心，动员了广大留学生、华侨及各界开明人士，初步显示了民主革命派在建立广泛社会联系，施展组织才能方面的力量。
《云南》杂志于1906年10月15日正式出版发行。创刊以后的一段时期，吕志伊、杨振鸿是该刊主要的领导者和撰稿人，李根源负责对外联系并编写专栏稿件，赵伸任发行人。开初几期，由吴琨、周钟岳署名担任总编辑，由于他们较早离开日本或担任其他职务，编辑工作实际上由京都大学学生席聘臣和帝国大学学生张耀曾代理。第五期以后，即由席聘臣任编辑主任，张耀曾、孙志曾、姜梅龄等任总编辑员。1908年以后，吕志伊、杨振鸿、赵伸因参加和声援河口起义，被清政府开除官费，予以通缉，被迫先后离日，到缅甸创办《光华报》并秘密潜入腾越、永昌组织发动滇省的武装起义。李根源、罗佩金等毕业回国进入新军任职。该刊的各项工作，主要由张耀曾负责。先后担任《云南》杂志编辑和发行的还有刘九畴、张大义、郑开文、李白贞、王毓嵩等。经常为该刊撰稿的有张华澜、赵忠奇、黄毓成、丁石僧、周德容、王九龄、张成清、李曰垓、由云龙、李华、李文治、钱用中等三十余人。〔见《云南》第十三期广告〕这些人多数是在日本留学的云南籍学生，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据史料统计，1906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各省人士共有863人，其中籍隶云南的就有21人。〔见《革命文献》第二卷。参看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226页。〕以后，同盟会云南分会很快发展到50人，〔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第10页。〕到1908年，仅在东京及日本各地由吕志伊“介绍及主盟而入党者，先后达百余人。”〔见《南强》创刊号，《吕志伊传》〕从现在知道的云南早期同盟会员名单中可以看出，他们或多或少都与《云南》杂志有联系。无论在日本及海外，还是在昆明和国内各地，许多人就是在参加《云南》杂志的编辑、发行、撰稿、捐资、代销及传阅等活动中逐步确立革命思想和立场，加入同盟会的。为了办好《云南》杂志，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惜财力、精力，全力以赴，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革命党人，来自大理的刘九畴为操办杂志社内事务，扩大杂志的发行而“劳瘁成疾，呕血而卒”，临死之际还吟咏“三千东海千行泪，万里云南一念悬”〔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第15页。〕的诗句。可以说，《云南》杂志凝聚了云南革命党人的心血，也集合了云南留日学生及旅居海外的云南侨胞和各界云南人士中的精英。随着杂志的不断出版发行，同盟会云南分会的组织从海外到省内各地也不断发展壮大，《云南》杂志实际上成为了革命党人的机关报。1908年2月2日，《云南》杂志社仿效《民报》，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轩举行纪念会，庆祝杂志出版一周年。当时，在东京的云南留学生全体到会，海外及国内各地也纷纷来电、来函祝贺。孙中山先生特意向《云南》杂志社题词祝贺：“振我民气”。会上还决定仿照《民报》周年纪念出版发行《天讨》增刊的办法，由吕志伊、李根源编辑了一本《滇粹》，收集明朝滇中历史轶事，作为纪念特刊，赠送给为《云南》撰稿、发行、订阅作出贡献的人。这次活动有声有色，影响很大，表明了《云南》杂志强大的生命力。为了普及革命宣传，《云南》杂志社还于1907年创办《滇话报》月刊，作为《云南》杂志的姊妹刊物。其发刊词中说：“吾滇留东同人，既组织《云南》杂志以输入文明，鼓舞国民精神，复虑一般之人民，教育未深，学识尚浅者，未能尽解，因复有《滇话报》之作……其言论纯用全国通行汉话体衍出，其宗旨在普及。” 〔《滇话报》，“创刊词”。〕《滇话报》继《云南》杂志之后的出版，是我国通俗白话文刊物的先驱，也是对《云南》杂志的发扬光大。《云南》杂志创刊以后，中间曾因清政府勾结日本当局干预两次停刊，但经革命党人的努力斗争和日本友人的热情帮助又重新恢复出版，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自动停刊。该刊坚持了6年之久，开初基本上按月出刊，后期为不定期，共出版了23期，最高发行数字达1万余册。云南革命党人在创办《云南》杂志的过程中，锻炼和造就了自身。他们也以《云南》杂志的成就，表明了自身的力量和才干，从而确立了其在云南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先导地位。
《云南》杂志之所以能够顽强成长，并不断扩大发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容富有鲜明的时代性、革命性和战斗性。该刊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期刊。它新鲜活泼，设有图画、照片、论著、时评、调查、传记、译述、杂纂、小说、文苑、大事月表等栏目。公开提出的宗旨是“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云南》第1期，“云南杂志简章”。〕对于这一宗旨的含义，1906年初孙中山、黄兴约见吕志伊等五人时提出的“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舞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意见，〔李根源：《云南杂志选集·序》〕就是最好的注脚。《云南》杂志从第一期到第二十三期，始终都是以揭露和抨击“外侮侵凌”、“官吏压榨”，鼓吹和发动“滇省人民奋起”为其宗旨的。在当时各省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刊物中，《云南》杂志明显地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一，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激发爱国救亡热情。《云南》杂志中，揭露和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对中国、对云南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宣传，持续的时间最长、占用的篇幅最多、反帝的旗帜最鲜明。初步统计，有关此类的论说、时评、调查、译文、通信、史料等，累计有80余篇，共计40余万字。其中的《英国之亚洲政策》、《滇缅疆界谈判》、《法人窥视云南之渐》、《危哉，云南七府矿产》、《云南之将来》、《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等论说和时评，《缅甸亡国小史》、《血雨腥风录》等调查和纪实，《缅甸亡国之君》、《法领安南之人头博览会》等新闻照片，深刻而具体地揭露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法帝国主义觊觎云南领土主权的丑恶历史，揭露了他们以缅甸、越南为基地，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对云南肆行侵略、渗透，妄图夺路矿、占领土，一举侵吞云南的阴谋。对英、法帝国主义侵占滇越铁路，强占腾越铁路筑路权和侵吞云南、澄江、临安、开化、楚雄、元江、永北等七府矿产的活动都及时作了揭露和抗争。对缅甸、越南人民被殖民主义者残酷奴役的遭遇深表同情，并以此为前车之鉴，借以唤醒云南民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同时，对清政府屈膝媚外的卖国主义政策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些论著中，革命党人义正而辞严。吕志伊在其以“侠少”为笔名所撰的《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中，这样写道：“夫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也。……非我中国国民被杀尽死绝，我中国全土沉于太平洋底之一日，则我中国之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我中国国民为之主人翁。……他人有盗卖之者，是民贼也；有估买或强租者，是国仇也，是皆足以害我国民之全体者也。我国民宜竭全体之力以抵抗之，除去之”。他还大声疾呼：“呜呼，我国民！其各奋尔决心，尽尔实力，以无量铁血，保无缺金瓯；以众志成城，卫一片净土。要使神州禹域，寸土重于寸金，虽合全世界之大资本家为一托拉斯，而亦不敢问价；虽合全世界之大军事家为一同盟军，而亦不敢逞强。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见《云南》第5、6期。〕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词，就是现在读来也往往使人振奋不已。难怪当时帝国主义者亦十分震怒。法国方面曽选派10名精通中文的译员，把《云南》杂志刊载的有关文章逐期翻译，供当局研究。并准备拨出3、5万乃至30、50万法郎，贿赂清朝官员，妄图禁止《云南》杂志出版和传播。吴玉章先生在谈到《云南》杂志时也说：它“着重地反对外国侵略，这就使它得以比较容易地运进国内，并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0页。〕
第二，热情传播资产阶级启蒙理论，反对封建专制，鼓吹反清革命。《云南》杂志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近代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政治学说，介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从第九期至第十六期，连载了吕志伊以“侠少”为笔名所写的《国民主义》、《国民的国家》等论著，介绍了近代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政治学说，介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在这些论著中，作者以通俗的语言提出：“国民主义之大要，在国家以人民意义而谋。……观旷世英雄，如拿破仑专制巨魁、如梅特涅反对国民主义之政略，皆尽归于败；而克伦威尔、华盛顿、加富尔、毕士马克诸人助其国民的国家而举独立之，实发达其国性，则功成一时，声施于后，人皆仰而称其伟大焉。盖国民主义，实广义之人道主义，平等、自由主义。”〔见《云南》第12期〕并指出“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非少数贵族之国家，更非君主一人之国家。”“推立君主，是为民约之因；人民之于君主，有应尽职责，是为民约之果。若夫君主妄逞己意，而与民约之旨向背驰，则君民之义既绝，应尽职责亦随之而灭。”〔见《云南》第12期〕革命党人当时正是以这些资产阶级的启蒙理论来论证和批驳封建主义的“君权天授”观念，大力宣扬进行社会变革，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现人道、平等、自由才是顺乎世界发展趋势的势在必行之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党人在寻求救国真理的探索中，也涉足过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云南》杂志第十五期，曾登载过一篇由吕志伊翻译的著述《俄亥俄州之理想乡》，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办乌托邦式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当然，这一些论述和宣传现在看来是不够深刻、不够全面的，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于长期处于封建观念的笼罩和封闭之中的云南人民打破精神上的桎梏，探索拯救危亡的真理，要求进行社会革命，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云南》杂志在其宣传中，不仅注意理论的传播，而且对现实的革命斗争也予以及时的报道。据统计，《云南》杂志在6年的时间中，发表了136条有关革命党人在国内活动的消息，这在当时国内外刊物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这些具有新闻特色的消息，对1906年杨振鸿回昆明、腾越的革命活动；对1907年徐锡麟、秋瑾在安庆、绍兴等地发动的起义；尤其是对1908年孙中山、黄兴在河口发动的起义都做了详尽的连续报道。同时，对云南省内广大民众和开明士绅开展的反对清政府出卖滇越铁路、腾越铁路筑路权，出卖云南七府矿产的活动及弹劾清政府派往云南的官员兴禄等卖国贪赃的活动都做了报道，并予以有力的声援。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云南》杂志以推翻清政府统治为己任，坚决实行革命救国的立场，用自己的行动投身于实际的斗争。1908年以后，一批批参与《云南》杂志活动的云南革命党人先后返回国内及缅甸等地，积极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在以后的滇西起义，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腾越起义和重九起义、临安起义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这一切，显然都是与《云南》杂志有着密切联系的。
由于《云南》杂志形式多样，内容新鲜，战斗力强，当时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著名日本政治活动家宫崎滔天，当年曽大力帮助过《云南》杂志。他说；“当时，《民报》非常畅销。与此同时，一伙云南革命党人出了一个名叫《云南》的杂志，《云南》也很畅销。《云南》的编辑以吕志伊、赵伸为主，把我的家作为发行所。”〔（日）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日本友人以亲身经历把《云南》与《民报》相提并论，这确实是非常中肯的。
当时，《云南》杂志除在日本及海外广泛流传外，发行的重点仍然是国内，尤其是云南。它在北京、上海、贵阳等省外的39个城市及昆明、临安、大理、腾越等省内的9个府、州、县设有分社，派有代表和调查员，并设立发行所。杂志刚发行一年，就有人盛赞其有“三大功效”，其一，“对于本省人士，近一年来悉知外患之迫切，芨芨莫可终日，国民责任无或旁贷。或议收回路矿，或为保护权利或筹谋自治，或监视官吏，轰轰烈烈如朝日之东升”；其二，“对于各省同胞，及此杂志出现而全国舆论谓云南人心尚未死尽，或可图存于万一。于是而救云南而救中国之声遂充满于社会。”其三，“对于英、法曾私出巨金贿赂当道，指使封禁，不准出刊……后以至伦敦、巴黎间之报竞相鼓吹，云南人醒也！云南人醒也！”〔见《云南》第13期〕回溯整个云南近现代出版史，像这样在中外各界能够引起如此巨大反响，有着如此广泛革命影响的刊物，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吧？
《云南》的出版发行还推动了云南省报刊出版和发行事业的进步。继《云南》杂志和《滇话报》首开云南出版史上期刊出版的先河之后，云南的出版事业也日趋活跃。1908年以后，《自治白话》、《禁烟白话》、《丽江白话报》、《永昌白话报》、《云南旬报》、《云南日报》、《云南教育官报》、《云南官报》、《滇南公报》等期刊、报纸开始大量涌现，出现了一个出版事业的发展高潮。《云南》杂志创刊后，在昆明兴隆街建立了“云南杂志分社”；在大德寺旁设立了“云南杂志支部”及“阅书报室”。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有人在南门端仕街创设了一个“阅书报馆”，还在《上海时报》上登了广告，开展卖书卖报，借书供读业务。一时间使昆明成了一个图书发行和图书阅览的中心，进一步推动了全省图书出版和发行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云南》杂志在宣传民主革命方面是有杰出贡献的。近代史上云南人民的觉醒，云南辛亥革命的胜利都与它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也可以说，《云南》杂志是开创云南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前驱，它对于云南近现代期刊、报纸的出版和发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云南》杂志谱写了云南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光辉篇章。
（原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第373—382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
（原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第373—382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注释用〔〕在正文中标出。作者授权发布，在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