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我曾经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让自己穿越回古代，我最愿意回到哪个朝代呢？思考良久，觉得答案应该是宋朝，但又一直不敢太确定，毕竟宋朝太弱了。看完这本《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之后，我才更加笃定了心中的这个答案，觉得宋朝真好。
也曾经看到过很有争议的一句话，即：“崖山以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这句话的原型出自钱谦益的诗词《后秋兴之十三》：“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后来许多国外的学者也很认同这个观点，于是就有了：“崖山之后，已无中华”的说法。虽然很多人认为这句话有失偏颇，论据是中国并没有因为元朝而消亡，反而更加发展壮大，我以前对这个结论也是不敢确定。自从看了这本《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之后，心中方有个基本确定的答案，即：“从疆域上来看，或许'崖山以后无中国’的描述并不是太准确。但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蒙古族的入侵与对中原的统治及明清两朝对国人'植物’一样的监管政策，确实算是对汉文明的一个重大伤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阻断与倒退。”
宋朝给国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积弱”的，因为北方有个强大的蒙古，整天被欺侮。但作者从宋朝社会的多元化、人口的自由流动及契约精神、商业繁荣及科技应用、社会治理结构四个方面对宋朝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与解构，最后的结论是：“宋朝是中华文明经过汉、唐发展之后的高峰，其很多方面都与近代相接近，但宋亡之后，各个方面又再次复古回潮了，最终造成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
首先，是社会的多元化。作者通过《清明上河图》上的一些景象读到“瓦舍勾栏”，其中商业演出频繁、酒楼（如孙羊正店、丰乐楼、太和楼）林立，高端茶坊也会经常有雅士出入（如李清照）、小商贩自由交易普遍、夜生活丰富多彩，这些都与现代社会极其相近。
宋人爱旅游、爱运动，相扑、足球（蹴鞠）、捶丸（高尔夫）等运动也在宋朝非常盛行，民众追求生活情趣已远高于解决温饱问题。
从这些娱乐行业足以看到宋代人民生活的丰富程度，是不是其它朝代也是这样呢？当然不是！作者认为宋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发达的城市生活，是因为宋朝的城市化率很高，根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研究，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达20.1%，南宋时期达到22.4%，最高时达到30%，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仅有7%，民国才升至10%左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才达到15.4%，可见宋朝的城市化率是多么高，这也是宋朝城市繁荣的直接原因。
而城市化率高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自由流动及契约精神”，在宋朝以前或以后，人口的流动都是有严格限制的。“路引制”就是最重要的证明，在汉唐及明清，村民如果要出远门，都要向官方申请通行证，曰“过所或路引”，否则出门即为违法，连饭都没人敢卖给你，更不要说住宿了。宋人则完全不需要这些，人口可以自由流动，最主要的原因是解除了“主人与家奴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转而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契约关系”。英国历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今天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无论是欧洲的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还是从汉唐到宋朝，都经历了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
所以，作者的第二部分就重点分析宋朝的城市化运作及城市面貌，包括城市治理、“城管拆迁”、“治安消防”、环境卫生、地下管网、福利体系、婚姻关系、教育科技、签字花押（原来是不“画押”）、社会信任、官司处理、讽刺官场、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对宋朝的城市生活进行了一个全景画像，让读者对宋朝的现代化城市面貌不禁刮目相看。
这么繁荣的城市面貌是靠什么支撑的呢？当然是商业！这就是作者描述的第三个方面：“全民皆商”。在中国，向来有“士、农、工、商”的排序，即商人是社会的最低等。然而，宋朝却不是这样，宋朝曾经颁布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同时，在民众的思想上，也没有“贱商轻利”之说，北宋思想家李觏直接提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认为言利是人之常情，不言利反而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南宋事功学派的陈亮与叶适均主张言利，为商业创造非常好的理论氛围。很多人认为明末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观点是首倡“工商皆本”的第一人，其实在宋朝很多儒学家已经明明白白的说明：“四民皆本”，不过是元明清时期复古了而已。
宋朝的商人也已经开始有自己的品牌、自己广告，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北宋年间的广告铜版：“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有个“白兔捣药”的图案，意思是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是多么优秀的广告创意方案啊！
为了配合商业的发展，宋朝开始保护知识产权，有了配合商业的招投标体系，交易合同、物权债权等都形成了完整的配套。而且开始有纸币、信托，交子与会子的发行实践，也让宋人更加深刻的理解了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不是“实用价值”，反而是数百年之后的明朝，大家对纸币反而更不理解。如明代著名学者丘睿认为“所谓钞（纸币）者，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售人千钱之物……可不可乎？”所以，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都不及宋人两年的铸币量，因为明代商业凋敝，不怎么需要纸币啊！
伴随着商业的发达，宋代的工业与科技也发展迅速，很多工业化的雏形均已经完成，难怪宋史学者葛金芳说：“宋代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是一个为近代工业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如果这个势头保持二、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工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一切均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原因！
从财税史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从进入现代，其财税结构都要发生四个方面质的变化，即：“第一，完成从实物税、徭役向货币税的转型；第二，完成从人头税向财产税的转型；第三，完成以农业税主体向以工商税为主体的转型；第四，从低税率向高税率转化，即出现扩张型财政。”证之国史，中国古代只有晚清和两宋符合这几个特征，而晚清是被动的现代化，两宋则是中国社会的自发性演进。
最后，作者从两宋的社会治理结构来分析宋代的现代化。宋朝的制度是“虚君实相”，这种虚君实相并非是指皇帝是摆设，而是君主不亲细务，他主导大局，事务由宰相组成的“政府”打理，很像现代的君主立宪制，但这一切在明清时期全部被推翻！
根据“天下治乱系宰相”的宋人原则，宰相的权力比较大，那么谁来制衡宰相的权力呢？于是出现了“台谏”，即监察系统，与其它王朝相比，宋朝的台谏系统权力更大，独立性更强，它与政府系统平行，不归宰相统率。说到这里，或许你会明白，宋朝的政体包括了两重的“二权分立”，除了君权与相权的分立，还有“政府与台谏”的分立。
除了以上的这些分权之外，宋代政治还有一个隐秘的分权，“政教分离”，即“治统与道统”的分立，皇帝掌握“治统”，儒家掌握“道统”，皇帝再厉害，也不敢争夺“道统”，借由“道统”，宋代的士大夫也获得了对抗皇权的合法性。
所以，在宋人观念中，皇权并非至高无上。沈括的《续笔谈》曾经记载，赵宋立国未久，太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张端义在《贵耳集》中也说：“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
在这样自由的政治体系下，宋朝已经形成了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即“新党”与“旧党”，也即革新派与保守派或“左派、右派”。这两个党派的人政见不同，但私下都是朋友。最重要的是，如果哪派的领导人上台，就会重新组阁政府，保证自己的政府中自己党派人数的力量，这些听起来好像很熟悉，对吧？！
为了保证以上制度的顺利实施，不得不提的是宋朝公正严明的司法体系，从立法、司法、执法等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宋朝对法的重视程度。所以，宋朝才得以出现像宋慈（“大宋提刑官”的原型人物）这样伟大的法官，后世元、明、清三朝，无论是立法、司法与执法等各个方面都无法与宋朝相媲美。
读罢此书，觉得作者可能对宋朝有过多的溢美之词，但也不可否认宋朝确实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更加接近现代的王朝。正如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也都相信，大约在公元11世纪中国发生的“唐宋变革”是中国文明转入拂晓的时辰，后来由于元、明、清三代而中断甚至倒退。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周良霄在《元代史》中有一段话：“元王朝统一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对宋代而言，是一种逆转……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承袭元朝……从严格意义上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那么，元、明、清三朝到底是如何中断的中原文明呢？这里我们也不妨简单说几个重点。一方面是皇帝的独裁制和天下的家产制，把天下所有的财物都当成统治者的“家产”，这是最大的一个倒退。第二个方面是人身依附关系的重新回归。第三个方面是百姓地位的不平等及迁徒的不自由。第四个方面是海禁与宵禁的重新出现等等。以上这些是元代的倒退。
虽然明朝是汉人统治，但朱元璋却把元朝落后的制度完整的继承了下来，甚至连元朝保留下来的一点点重商主义也全部抛弃掉。朱元璋似乎是下决心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乡村（黄仁宇的观点），他甚至恨不得把人变成植物栽种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且其政治上最大的败笔应该是废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当上了首长！这种思想和制度导致整个朱明王朝又进一步向文明的反方向往后退了一大步！
到了清朝，恢复海禁、强化汉人向满族文化的服从（剃发）、明朝式的皇权专制又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关系，致使整套体制显得非常怪诞，也为清末新政的无法推行埋下了许多必然的因素。
作者认为，当我们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如此艰难之时，不应该直接将炮口对准中国的传统文明，而应该“抽丝剥茧”，全面反思，认真发掘，或许会发现中国曾经有过那么接近现代文明的一段历史，不过是被迫中断了，我们能否从中汲取一些经验与营养呢？认真研究一下宋朝，或许有很多经验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