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衍《三十五举》及其在印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吾衍《三十五举》及其在印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在元代初年,士大夫文人提倡汉印的思潮中,吾衍(1272-1311)作为早期印论的草创者,是最为杰出的一员。吾衍,一作吾丘衍,字子行,号贞白居士,又号竹素。浙江太末(今浙江龙游)人。他学识渊博,嗜古学,通经史百家,精音律,著述甚富。又工篆籀书,时有“当代独步”、“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之下”的盛誉。吾衍所著《学古编》二卷。其中首卷《三十五举》中的部分内容,为历史上最早研究印章艺术本体的专论。因为当时的文人好印之风已经很盛,所以在授徒中吾衍把如何篆印(设计印稿)作为教学的一个内容。《三十五举》便是这样一本教科书。
布衣道士《三十五举》的前十七举(除第十三举外)是研究如何写好篆书的。虽非论印之说,但列于论印的后十八举之前,却给人以篆书对于治印者是首要基本功之印象。后人在印论中谈到识篆、写篆时,多从吾衍之说,反映了这前十七举客观上对篆刻艺术的重要意义。后十八举,以汉印为核心,探讨了印章艺术的规律,第十八举曰:汉有某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较之赵孟頫,吾氏是从分析汉印中的篆法入手,从而使人们直接领略到汉印的质朴面貌。
吾衍私印十九举在介绍了汉魏印中铸印和凿印后指出:“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此外,他还多次以汉印法为“古法”,批评了元人治印中的缺点。不难看出吾衍对汉印的研究,是与唐宋印反复相比较的结果,而在这些比较的过程中,已经涉及了篆刻学的许多方面。如:一、篆刻史。涉及到:汉魏印, “古无押印”,轩斋印始于唐,唐、宋印,以及“三代无印”等。二、篆法及印章文字。三、章法。涉及到印中的朱白关系、边栏处理等。四、印章术语及分类。涉及到姓名表字印、轩斋印、道号印等,为后世印章的分类开启了先例。
鲁郡郚氏吾衍对汉印文字的研究颇为详细,并十分强调“白文印,皆用汉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1。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认为“三代无印”,因此不可“依款识字式作印”。在今人的眼光中这显然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吾衍仍不能说是一个唯汉印文字论者。他指出,只要不使用太怪的字,朱文印是可以使用杂体繁的。此外,他说:“崔瑗《张平子碑》字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人印。篆全是汉。'表现了他以印外文字之修养,开阔印人眼界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吾衍的印论,重视篆法和以《说文》为本的六义,提倡治印“方正' “不可太怪” “浑厚” “不可随俗”等,都反映了他与赵孟頫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情趣。他们关于对汉印的认识,后来竟成为印章艺术发展的主流。明清两代的篆刻家几乎都是在汉印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关于《学古编》,清《四库全书提要》曾作如下介绍:……是书专为篆刻印章而作。首列《三十五举》,详论书体正变及策写摹刻之法,次《合用文籍品目》……又以洗印法、印油法附于后。此段说明,迄今从未有人提出疑义。然而对于其中两点,笔者是不能苟同的。其一说是“是书专为繁刻印章而作”,其二说是“详论……篆写攀刻之法”。
贞白笔者认为《三十五举》并非“专为篆刻印章而作”的专著,如前分析,前十七举是为教人写篆书而作,而后十八举是教人如何篆印,即如何在印章上写篆布白。应当指出这二者都是吾衍的擅长,元王祎曾云:“篆籀之学......国朝以来,子行始倡其说。”这不是指篆刻,而是指篆书书法。所以他有“小篆精妙,当代独步”。“不止秦唐二李间”的美誉。至于谈到“摹刻之法”,吾衍并不会“刻”,何谈刻乎?请看二十举:“纵有斜笔,亦当巧取写过。”三十三举:“凡名印不可妄写”,“二名可回文写......”三十五举:“诸印文下有空处....若写的有道理自然不觉空也。”这里吾衍自己把“写”还是“刻”说的再清楚不过。此外,吾子行的好友夏溥大约是最好的证人,在《学古编序》他曾有如下记述:…然余候先生好情思,多求诸人写私印,见先生即捉新笔,书甚快,写即自喜。余“夏薄”小印,先生写,可证也。据《吴县志》载,元代有“谢杞能刻印章。元贞间钱翼之有二私印为吾衍所象,而杞刻之'1。此亦可作为吾衍只会写案之佐证。这是先天不足的缺陷,由于印材的局限,吾衍未能集自篆自刻于一身,然而篆刻艺术离开了“刻”,便抽去了艺术创作的重要阶段。因此《三十五举》作为初级阶段的印论未能涉及刀法,更未有以刀刻印的创造论。可见,这种早期印论只是从篆法和章法等设计印稿的视角出发的。元代前期由于种种限制,文人基本上还没有介入到印章的刻制过程中去,然却因书画用印越来越受到重视,于是文人对于篆印有了更高的要求,《三十五举》便是这样一个特殊阶段产生的印论,其不涉刀法论的局限亦证实了这一时代的特点。吾氏《三十五举》,历来被称为篆刻的“圭臬” “经典”等,用词(指“刻”)既不当,评价也是言过其实的,因此当还其历史真面目。吾衍的《三十五举》将汉印之美直接诉诸篆印的实践,在教学中也影响了不少学生。今天我们还能从古代流传至今的书画题跋上见到吾衍的印记,如“吾衍私印” “贞白” “布衣道士” “鲁郡郚氏”等。除“贞白”一方为元朱文外,其余均为汉印格局,这些作品虽未及浑厚之质,也还无法避免因不能自刻而残存着的笔画工匠化的缺陷,但平正、大方,在那个时代已是最为典范的仿汉作品了。因此,吾衍称得上是元初文人实践仿汉印章的典型代表。汉印的艺术内涵,尽管元人尚未全面认清,但在赵、吾之前,未曾有人提倡汉印,更未能认识汉印的艺术美。元代作为印论的萌生期,正是始于对汉印“质朴之意”的认识。因此赵、吾在印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在理论上奠定了汉印审美观,铺垫了以汉印为正宗传统的印章艺术之路。在汉魏唐宋与明清篆刻艺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在印章艺术史上是不朽的。 (本文选自黄惇老师《中国古代印论史》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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