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中提到的兵家宝典《武经七书》，竟然编纂于重文抑武的北宋
近日，《典籍里的中国》播出了第六期《孙子兵法》，通过戏剧的方式，演绎了孙武写作和实践《孙子兵法》的传奇人生。节目最后讲述《孙子兵法》在后世的流传情况时，有一位北宋的官员，提到《孙子兵法》在北宋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
《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内容截图
那么《武经七书》是指哪七部兵书？它们又是怎样被列为北宋官方军事教材的？为什么北宋的时候要编纂《武经七书》？为什么用《武经七书》来培养军事将领的宋代，打起仗来却屡战屡败呢？下面就跟大家聊聊这些问题。
《武经七书（插图版）》
《武经七书》是怎么来的？
在回答《武经七书》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武经七书》究竟是哪七部书。《武经七书》是指《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其中，《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兵书，一般认为是春秋末年孙武所著；《吴子兵法》是先秦时期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兵书，反映的是战国初年军事家吴起的思想；《司马法》反映的是西周以来的军事制度，系战国中期齐威王派人整理而成；《尉缭子》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尉缭的作品；《六韬》是托名姜太公的兵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黄石公三略》相传是秦末隐士黄石公的兵书，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成书于西汉末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是记载唐太宗和卫国公李靖关于军事问题问答的兵书。
《吴子·司马法》
《六韬》
《武经七书》汇集了北宋以前我国古代兵书的代表性作品，是古代军事理论殿堂中的瑰宝。那么，北宋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重视兵学，把这七种书汇编为《武经七书》的呢？
其实，北宋前期兵学并不兴盛。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的兵变方式篡夺了政权，对于领兵打仗的武将非常忌惮，因而确定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社会上也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自宋真宗景德初年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解除，朝廷更是一度明令禁止学习兵书，宋真宗于景德三年（1006）颁布诏书说：“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防奸伪。”以致到宋仁宗天圣年间，出现了大臣张方平所说的“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人耻言兵事”的情况。
宋太祖画像
可是天下并不太平，宋仁宗宝应元年（1038），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随后几年连续出兵袭扰宋朝的西北边疆。在抗击西夏军队的战争中，武备废弛的宋军屡次损兵折将。严重的边患，迫使宋廷不得不重视军事问题，倡导兵学研究。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下诏设置武学，培养军事人才。庆历七年（1047），宰相曾公亮等奉诏组织人马编了一部《武经总要》，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武经”命名的官修兵书。到元丰三年（1080），一心富国强兵的宋神宗下诏让国子监司业何去非等“校订《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作为官方武学教材的《武经七书》由此形成。
宋神宗画像
为什么北宋要编纂《武经七书》？
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唐代的著作之外，其他六种兵书都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著作，那么为什么到了北宋的时候，朝廷会把这些书汇集在一起校订雕印呢？
上面讲过，宋初曾一度禁止民间学习兵书，可是宋仁宗时期，西夏的战事失利，严峻的边防形势，激发了朝野上下对于兵学的热情。南宋的晁公武曾说：“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可见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兴起了一股研究兵书的风尚，像著名诗人梅尧臣就曾注过《孙子兵法》。所以，官方主持编纂《武经总要》《武经七书》之类的书，既是对于边患严重的应对，以求培养军事人才，也是这种“人人言兵”的社会风气的反映。
梅尧臣画像
而通过编纂兵书这种方式来加强军事人才的培养，其实也是文官政治的结果。宋太祖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就重用文官，高级的军事职务，都由文官担任。而文官当然更加重视将领军事理论素养的培养。据《宋史·狄青传》记载，出身行伍、武艺精湛的狄青去拜见长官范仲淹，范仲淹跟他交谈之后，感觉狄青的军事史知识不足，就送了一部《左氏春秋》给他，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意思是说，身为大将的人，如果不懂得古今名将的用兵之道，那么就只能逞匹夫之勇。诚然，军事历史知识的学习，对于狄青成长为一代名将大有裨益。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文官所看重的将领素质是什么。
狄青画像
因此，北宋时期编纂《武经七书》，当然是针对当时严重的边患，而通过编书的方式来应对边患，也反映了宋代文官政治的特色。
为什么有了《武经七书》还老打败仗？
读者可能会问，既然有了《武经七书》这么高明的军事理论的指导，那么军队的战斗力应该有所提升，为什么还是老打败仗呢？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简单来说，打仗不是多读兵书就会打的。兵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机瞬息万变，关键是将领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宋史·岳飞传》记载，大将宗泽曾对岳飞不运用阵法作战而喜欢野战表示担忧，认为那“非万全计”，然后将阵图送给岳飞，可岳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岳飞画像
复杂来说，宋代军事上积弱局面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
首先，宋太祖由于自己通过“黄袍加身”兵变上台，惟恐武将专权，采取种种措施防范，固然成功防止了武将叛乱，但也无异于自废武功。例如部队两三年轮防的“更戍法”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临阵之时，上下离心，自然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其次，“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造就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导致军人社会地位低，士气不振。看过电视剧《水浒传》的读者应该记得，宋江对于因为被判刑发配而在脸上刺字深感屈辱，而宋代为了防止士兵逃跑，士兵脸上也会刺字，因此士兵基本跟罪犯是一样的。因而良家子弟都不愿意参军，参加武举考试的也多是考进士落第的士子。再加上为防止灾民作乱，而大量吸收灾民当兵的养兵政策，显然无法保证兵员的质量。
《水浒传》宋江剧照：脸上贴的不是膏药，而是为了盖住犯人的刺青。
再次，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宋廷有强烈的畏战心理，而澶渊之盟确立的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似乎成了后来应对边境冲突的惯例。后来对西夏的议和，乃至南宋对金的议和，都是这一应对方式的延续。而金钱换来的和平，消除了军事压力，又进一步加剧操练不勤、军备废弛的情况。
当然，宋朝老打败仗的原因还可以分析出好多，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虽然《武经七书》的编纂没有改变宋代老打败仗的积弱局面，但这一官方确立的兵书体系，还是提高了这七部兵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促进了古代兵书的传承研习。宋代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代刘寅《武经七书直解》都是该书的古代注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武经七书（插图版）》，不仅对《武经七书》的全部原文做了注释翻译，还配有大量古代军事文化插图，帮助读者更加直观立体地了解古代的军事文化。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