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袍哥及其他（下）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19

码头、袍哥及其他（下）

作者：野  渡

1990年代初的重庆城

解读重庆码头文化，还不能不言及“袍哥”。袍哥，是发生在重庆（及四川）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上文说到，自明代以降随着重庆由“码头”向“城市”的转变过程，逐步派生出了重庆的码头文化；而清中叶至民国的这一百多年，又恰恰跟重庆袍哥形成、活动的时间大部重合：由此推论，重庆码头文化很可能就是经由“袍哥”这一载体呈现出来的；或者说，重庆的袍哥文化和重庆的码头文化，其实是二而一的东西。

一

关于袍哥的源流现在并无确考，众说纷纭中有两种观点影响较大。

一种观点为“啯噜说”。认为袍哥就是四川境内的哥老会，其前身则是由入川移民纠合而成的“啯噜（子）”游匪团伙，大致产生于清代雍正、乾隆时候的重庆、四川。有人还举出了语音的例证，说“啯噜”和“哥老”二词谐音，由“啯噜”一转音就变为了“哥老”。比如台湾学者戴玄之就作如是判断：“可靠的史实只能证明它(袍哥)以哥老(啯噜)形式起源于清初重庆、四川(来源于闽粤客家的移民)”。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中国民众与秘密结社》一书中也认为，哥老会确实发祥于四川的啯噜。

此论似乎有些单薄。有人就指出了，啯噜子只是单纯为劫夺谋生而结成的游匪集团，而哥老会则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章程和政治目标的秘密会党，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啯噜与哥老会同见于清史册……一直并存到清末”，也侧证了其各是一个组织。还有人指出，“啯噜”和“哥老”谐音转化的说法也不对，四川人都清楚，这两个词在四川方言中的读音其实相去甚远。

另一种观点为“郑成功说”。此说认为，哥老会或袍哥组织应溯源至明末清初的“洪门”。根据朱琳《洪门志》（1947年）等著述的说法，顺治十八年（1661年），也就是顺治皇帝退位当和尚的那一年，郑成功为激励将士反清复明在台湾创立了洪门。《教会源流考》解释曰：“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这种说法虽同样充斥着浓浓的传闻味儿，但其颇为丰富而有趣，不妨作一些了解。

在总体认可“郑成功说”的观点中，对于洪门、天地会、哥老会及袍哥等相关组织的创始源头，又有着各种不尽相同的解释。

一说，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在台湾创立洪门开“金台山”立誓结盟以后，庚即就派遣四川人陈近南渡海赴大陆发展组织，在四川雅安开了“荩忠山”，所以四川一直被视为哥老会的发源地。

另一说则认为，开“荩忠山”的人并不是陈近南，而是另外一个四川人郭永泰，“开山立堂”的时间也要推到一百多年以后的19世纪中叶。

围绕郭永泰其人，江湖上流传着一则充满神秘色彩的轶闻异事。传云，道光十五年(1835年)郭永泰因事去了福建厦门，一天闲暇出游，天晚借宿于一户人家。偶然间，他瞥见房东家的米缸子口上覆盖着一本旧书，封面署着《金台山实录》五个字，还盖有一颗长方形的图章，图章文字乃是“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郭永泰大为惊诧，当即判断这应该是郑成功的遗物，急忙询问房主这本书是从哪里来的。房主答道，书是他父亲捡到的。说他父亲生前是个渔夫，特别擅长泅水，能在水中潜伏一天一夜。有一回，父亲潜水到海底时捡到了一个铁匣子，劳神费力弄了三天才将铁匣子凿开，看见匣子内贮存有几件金银珠饰，一方小玉印，还有就是这本旧书。因为父子俩都不识字，也不知道这是本啥书。

郭永泰毅然从房东手中买下了旧书和玉印，带回了四川。细细一研究，《金台山实录》一书里竟全都是哥老会的原始文件、切口密语、组织结构等；再一揣摸，觉得很可能是清军攻陷台湾之际，慌乱的台湾洪门之人便把这些文献封存在了铁匣子里，扔到了大海里。

之后，郭永泰将《金台山实录》重新编辑印行，使其变为了哥老会的一本神圣的“秘密书”，并乘势在永宁开山立堂，广为招收徒众。因为“秘密书”来自于海底，所以便将其称为“海底”，也称作“金不换”。

不过，对这件事质疑的人不少，认为所谓《金台山实录》云云，不过是郭永泰为了起事而编造的一个神奇故事。但是，哥老会人众却对此深信不疑。还不止是一般哥老会成员，清末民初的一些袍哥文献对于“海底”一事也多有记载，如刘师亮的《汉留史》、胡珠生的《天地会起源初探》等。

当然咯，一开始袍哥也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民间组织，独立于洪门及哥老会之外，只是后来逐步融入了哥老会罢了。

重庆朝天门码头旧貌

二

袍哥（抑或哥老会）的隶属关系与组织架构，也存在着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谓洪门下辖天地会，天地会复下辖哥老会（含袍哥组织）。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就这样说：“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

还有个“洪门五祖”的说法。说康熙十三年（1674年），乘着三藩之乱，洪门义士和南少林寺僧人在湖北红花亭举行反清复明起义；起义失败后，洪门不得已分散到了各地，成立了五个祖堂，分别由南少林的五大高僧负责，俗称“洪门五祖”。长房：堂祖蔡德忠，主要分布在福建、甘肃一带，又称天地会，旗帜为黑色；二房：堂祖方大洪，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一带，又称三合会，旗帜为红色；三房：堂祖胡德帝，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一带，又称袍哥，旗帜为赤色；四房：堂祖马超兴，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一带，又称哥老会，旗帜为白色；五房：堂祖李式开，主要分布在浙江一带，又称小刀会，旗帜为绿色。若依照这种说法，重庆及四川的袍哥组织就应出自这个洪门“三房”。

朱琳《洪门志》云：“郑成功据守台湾，推进汉留组织，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明伦堂。”这大约是传闻中洪门最早的“山”、“堂”组织，也就是洪门徒众的联络聚集点。袍哥据点最初也是称呼为“山头”、“香堂”的，这与洪门类似，可是后来却改称了“码头”，或者，因为重庆码头云集而转借了称呼乎？

袍哥总堂下面分了若干码头，每个码头又下辖五个堂口，分别称为“仁、义、礼、智、信”（或称“威、德、福、智、宣”）。各堂口的职位共分五个等级，称作“五排”(也有分为“八排”的)：头排中的首脑人物称作“大爷”(又叫“舵爷”、“舵把子”)，三排的领头人称作“当家三爷”（掌管钱粮经济），五排的领头人称作“管事五爷”(掌管礼仪、执法和传达舵爷命令），六排的领头人称作“巡风六爷”（专司巡风、报信），十排的领头人称作老幺（又分“大老幺”、“小老幺”）。因为各种忌讳的缘故，不设二、四、七、八、九的排行。

袍哥各堂口汇聚起不同类型、不同身份的人：仁字旗下多为官宦人士；义字旗下多为商贾士绅；礼字旗下多为手工业者；而聚在智、信两堂旗下的则大多是被视为“下贱行业”的人，如测字的、算命的、跑堂的、道士、士兵等等。其时有一句民谚生动描述了这一情况：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

三

清末民初是袍哥组织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时的袍哥活动遍及了重庆（及四川）的城镇和乡村。特别是重庆的袍哥组织，更是在重庆占据统治地位的帮会，重庆也因此号称为全川袍哥的第一重镇。

一般人只通过电视剧《傻儿师长》了解到，民国时期四川出了个大袍哥范绍增，其实，清末民初的袍哥已充斥了重庆（及四川）社会的各个层面，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四川王”刘湘，川军将官刘文辉、王铭章、陈兰亭，巴蜀贤达杨沧白、向楚、朱叔痴、刘师亮，皆是袍哥出身；还有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也加入过袍哥；就连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也曾担任过袍哥老大。根据1947年燕京大学教授廖泰初的调查考证，其时70%以上的四川成年男子都加入过袍哥组织；若按照大袍哥范绍增（电视剧《哈儿师长》中的主角原型）的估计就更多了，他说90%以上的成年男人都“嗨”了袍哥。清末民初的四川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未参加袍哥组织的人）。

袍哥的起源与组织架构虽其说不一，但却反映出两点共识，就是反清复明的性质和码头文化色彩。

袍哥组织的反清复明性质，与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等组织一脉相存。有人说，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曰洪武，故以“洪”字为名；有人说，洪门乃是追随明太祖“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之志，欲留存汉传文化，所以其另一名称又叫作“汉留”；也有人说，“洪门”是由少林寺“洪拳”转名而来的，是少林寺永化堂门下弟子以传承“洪拳”为名组建的，旨在反清复明；还有人说，“洪”乃是一种亡国亡族的暗示，“漢”字去“中土”就变成“洪”字了。

不止是传闻，《洪门志》、《教会源流考》等著述也这样评议：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明伦堂”，就是意指金门、台湾乃是朱明王朝屹立不倒之江山。清末民初刘师亮的《汉留全史》则引用俗语加以证明：“‘你穿红来我穿红，大家服色一般同。你穿黑来我穿黑，咱们都是一个色。’即此义也。”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孙文学说》一书中也如是说：“明朝之忠烈士……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

袍哥组织的汉人意识的确十分显明。其尊奉的所谓“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作为信条，这应是儒学理论的一种民间化、通俗化，也可视为上述袍哥性质释义的一个侧证。还有人推断，“袍哥”这一称谓或源自《诗经》中的诗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也是取了汉人同仇敌忾之义。

至于袍哥的码头文化色彩，上文已多有述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袍哥文化与码头文化，是一段瑕瑜互见的巴渝人文历史。从清末开始，袍哥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清末历次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活动中，都能见到袍哥的身影；同盟会甫一成立，重庆、泸州、叙府(宜宾)、嘉州(乐山)、川西一带的袍哥首领皆竞相加入；四川保路风潮涌起，袍哥又充当了名符其实的主力军。有趣的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重庆成立的“中华民国蜀军政府”竟然直接以仁、义两堂的袍哥作为基本力量。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就更有趣了，都督尹昌衡公然自立为“大汉公”，自任“龙头大爷”，其政府也被时人戏称为“哥老政府”。

四

时移事易，社会早已天翻地覆，但是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却并未走远，其因子仍然藕断丝连地潜存于重庆人的生活之中。就拿重庆人日日交流的方言俚语来说吧，人们依旧使用着七八十年前袍哥的“切口”（黑话）却毫不自知，诸如筷子叫“篙竿”、蛇叫“干黄蟮”、掌权者叫“舵爷”、背叛叫“点水”、摸情况叫“踩水”、折腾人叫“夹磨”、伤人面子叫“臊皮”、规矩办事叫“落教”、不讲情面叫“不认黄”、混社会叫“操坝儿”等，不一而足；又如讨口子（乞丐）、摆尾子（鱼）、冲壳子（吹牛）、扯把子（说谎）、涮坛子（开玩笑）、脏班子（丢脸）、全挂子（技艺全面）云云。

就连当下重庆小青年最潮的“嘻哈”，也仿佛能从中窥测到袍哥的因子。比方说，同样用土俗的四川方言演唱嘻哈，成渝两地就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画风。成都人像这样唱：“要堵车就随便的堵嘛，反正不慌哈，慌莫得用噻。不爽了就骂两句脏话，反正你莫得事现在有空噻。我带起个手表就装，莫得事等时间它慢慢溜嘛……”你听听成都人的腔调，你堵你的车嘛，我消磨我的时间嘛，要真烦了，大不了骂两句娘，满满的都是闲散味儿。而自重庆人嘴里吐出来就大不一样了：“小龙坎是我的Hood（地盘），沙坪坝最屌的红灯区，从小走到大的路，全部是老屁眼虫和鸡！……我滚你妈的啥子东西，门对门都装逼，走到哪里那P样儿都要绷起，日你妈哪个都欠你钱，你爱你干爹一万年！……”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子码头袍哥的粗野秉性。

平心而论，历史上的袍哥文化（重庆码头文化）赋予了重庆人开放、包容、热情、拼搏的秉性，有可贵的一面；但其为抱团取暖而形成的义气观念、帮派作风、权力崇拜、实用主义等理念与行止，流弊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与现代法治社会格格不入。明人叶颙《已酉新正》诗云：“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新的时代，正呼唤构建新型的巴渝文化。

作者近照及简介：

邹克纯，作家，文化学者。1949年生于重庆。1965年上山下乡至四川省万源县务农七年余。文革后恢复高考，考入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职中学教师、职业学校校长、重庆电视台栏目总编、文化公司（影视作品及场馆）策划人和撰稿人。

自1978年起，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回忆录、文学论文等200余万字，有长篇小说《弯曲的光阴》（70多万字），短篇小说《风笛》《小壳钻》等，散文《船过夔门》《笋与竹》《桃李花开哟》《思萦蒙蒙雨》等，文艺随笔《茶畔谈巴》（30余万字）等，诗歌《风云》《烈士陵园断想》《七律·咏南京》等，文学论文《<故事新编>文体新探》等。并与邓鹏（主编）等人共同组织、编辑、撰写了重庆1964-1965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型回忆录《无声的群落》（70多万字）。

作品多次发表在《重庆日报》《重庆工商报》《西南信息报》《中华英烈》《重庆·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重庆电视台》及《重庆出版社》《西南大学出版社》《香港文艺出版社》等报刊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