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看，中西哲学的最大差别之一就在于对待天人关系的态度，其他一切差别都是由此衍化而来。西方哲学在天人关系上主张天人二分、主客对立，中国哲学在天人关系上则主张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天人贯通、天人合一。西方哲学重视“分”，中国哲学重视“生”。天人合一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它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把人类与大自然看作是一个生命整体，人中有天，天中有人。
那么，天是什么？所谓天，在中国思想史上，它的含义有一个演化过程。人类文明早期，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对大自然怀有畏惧之心，认为天就是天命。到了周朝，天的神秘性有所弱化。天的含义，从命运之天、主宰之天、宗教之天到义理之天再到自然之天，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说的“天”，已经没有什么神秘含义，就是指外在于我们的自然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虽然变幻莫测，但其实都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可以被我们人类所认识的。只要严格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就能做到趋利避害、逢凶化吉；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既然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那么，它与人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先有自然界，还是先有人类？老子认为，宇宙演进的模式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大自然，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大自然造化的产物。人不能游离于自然之外，更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天、地、人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立的系统，而是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一气贯通的，它们同处于一个充满生机的生命洪流之中，人与天是相通的，不可分离的。在人与大自然究竟孰先孰后问题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哲学不否认人来源于大自然，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但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上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居于一种怎样的位置上，中西哲学之间有了分歧。西方哲学主张自然界是没有生命的客观存在，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人类的目的就是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西方哲学天人二分思维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而中国哲学则不然，一开始就把认知思考的视角放在了天人关系上，天人关系的落脚点是人，而不是天，是推天道以尽人事，最终要落实到人事上，也就是荀子说的“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在中国哲学看来，宇宙论、认识论、政治论、伦理学是贯通的，而不是彼此分离的。做学问如果不关注天人关系，就不能称之为学问。像西方哲学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问在中国几乎不曾出现过。中国哲学为什么如此关注“天人合一”问题？这就要从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寻找答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农立国的农业国家，要从事农业生产，首先就要了解自然时令的变化规律。“民以食为天”，了解自然时令和季节的变化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勤劳智慧的先民们很早就对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天文历法、农业知识、中医知识、数学知识有了充分的认识。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农学、医学和数学非常发达。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丰富的天文现象的记载，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二十四节气，就与天文历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古人对这些历法是非常熟悉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以农立国的基本特征，历朝历代的思想家们都重视探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通过反观内求，就能够认识天，孟子的这个天人合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之后，无论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司马迁提出的“天人之际”说，刘禹锡、柳宗元提出的“天人相交”说，还是程颢提出的“天人同体”说，张载提出的“天人合一”说，朱熹提出的“天人一理”说，陆象山、王阳明提出的“天人一心”说，王夫之提出的“天人一气”说，都把天人关系看作是自己思想的出发点。比如北京的故宫，其核心建筑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皇家园林“颐和园”，还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其建筑风格都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思想理念，其精髓就是“天地人和”。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天人关系及其所蕴含的智慧始终是被中国思想家们看作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中国哲学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