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 年喜敦造币厂浙江楷书七钱二分龙币
浙江省近代造币厂有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1885 年，浙江巡抚刘秉章在省会杭州东门附近建立了一间小型的现代兵工厂。1887 年，朝廷下令各省尽可能地设立配备机器的造币厂以制造铜钱。为回应这一政令，有一台或许是两台弹药筒生产机被改装，并配以币模用以生产钱币。由于用这种机器生产一枚钱币要花费其面值的3 倍之多的成本，这一实验遂被废弃。之后还是沿用传统工艺在兵工厂附近的一间工棚里生产铜钱。1894 年，总督巡抚计划在杭州新开设一间生产银币的造币厂，但这一计划随着他的突然离世而被搁浅。1896 年初，这间被称之为“有护城河和高墙的”军工厂里配备了日产量为25 万枚钱币的新式机器。这种硬币的生产一直持续到1898 年。显然，这两间造币厂所使用的机器都是从德国进口的。
1897 年，杭州新开设了一间生产银币的造币厂。同年5 月，造币机器和锅炉就位，只待安装。据当年（1897 年）的《中国海关报导》记载，尽管造币厂的日产量可以达到4 万枚，但由于省司库认为钱币质量欠佳，所以每天的产量寥寥无几。
后来，造币厂从欧洲订购了一台装备了3 台冲压机的新机器。据新闻报道，这台机器虽然是从英国订购的，但其实际的生产地却是德国。1898 年秋，一位德国技工来到造币厂帮助生产。
1898 年一整年，造币厂都在持续地修建当中，直到1899 年都还没有开始生产。 1899 年秋，造币厂被拆除，设备被运往北京，以供当地新设立的造币厂生产使用。那位德国技工也辗转来到了南京造币厂，而空荡荡的杭州造币厂厂房则被改建成了兵工厂。
1901 年的《中国海关报导》中称：浙江当局计划以当时浙江流通的、南京造币厂生产的钱币为模板，自行生产当十文铜币。1903 年春，杭州新设立的造币厂开始生产当十铜币，由于只有一台冲压机的缘故，造币厂每天的产量仅为12 万枚。1903 年11 月，由于罢工原因，造币厂停产了30 天，这期间，造币厂刘姓厂长私吞公款的事情败露。 到12 月份重新开工的时候，造币厂又增加了一台冲压机，每天的产量增加到30 万枚，并开始生产当二十铜币。这种当二十铜币的生产一直持续到1904 年，当时在任的是新上任的朱姓厂长。
1905 年初，第二家铜币厂在钱塘门附近建成。这间造币厂很可能是由商人集资而非省政府出资修建。同年，两家造币厂都新引进了冲压机器，到年底，造币厂的冲压机数量达到了96台，这也使得杭州造币厂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数家造币厂之一。
1898 年3 月5 日出版的《新闻纸》上面刊登了一篇关于杭州造币厂早期困境的有趣文章：
《杭州造币厂丑闻》：“小事精明、大事胡涂”是大多数中国高官行事的“原则”， 杭州造币厂造币器械的装配、运转及最后罢工的过程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批从英国公司订购但实际上生产于德国的机器先是到达上海，后被转运到杭州，并按照当地官员认为的“最佳”方式被组装了起来。在经历了一系列胡乱操作之后，当局最终决定对外寻求帮助。于是，造币厂与一位上海的工程师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在视察过机器的某些零件之后，这位工程师得出结论：如果要按规定速度进行生产，就必须对机器做出一些关键性的改造，以免造成重大事故。但只有两台机器按照工程师的建议进行了改造，还有一台则保持原样。
当机器开始投入使用之后，两台改造过的机器运转顺利，但未进行改造的那一台则如预期的一样发生了故障。不过造币厂的中方负责人还是对两台运转正常的机器感到非常满意。当准备生产干净、光亮的银元及其他银币的时候，他们冷漠地告诉工程师可以不用来了。当工程师提出自己的合约时间为三年的时候，他得到回复却是嘲笑。在得到使馆的建议之后，工程师最终决定离开杭州，以进一步采取措施。就当他准备启程前往上海的时候，当局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封信，正如他所料，机器出现了故障。而造币厂里没有一个外国或本地技工可以操作或检视机器，他们在信中希望他能回去重新主持工作。
工程师最终还是回到了造币厂，并被告知如果愿意，他可以在这里工作到合同期满，前提是能让机器重新工作。工程师答应了这个条件，但雇主的行事方式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没人能够忍受这种待遇。然而，机器还是重新运转了起来，工作也非常令人满意。没什么坏掉或出现故障，唯一的问题就是需要熟练操作、关注机器的情况及掌握适当调整精细零部件的相关知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工程师带着一年份的工资离开了造币厂，很高兴事情能够得到解决。但机器又重新被交到了做苦力的铁匠及其他与之类似的不懂行的工人手中，结果机器再次停工。有一段时间，这间造价5 万-7 万两白银的造币厂一直处于荒废和停工状态，造币厂负责人这次只能从德国请来三位专家到上海帮助生产。
根据上述的造币厂历史、詹姆斯·史威尼关于喜敦造币厂的书以及被发现的奥托·拜赫中国币模这些数据我们可以重现当时浙江银元的生产历史。英文铭文有错误的光绪二十二年银元应该就是1897 年被省司库拒绝的那一批品相较差的银币。
虽然林国明目录（马德和编辑）中说这批银元是武昌造币厂为浙江省所铸，但由于武昌造币厂是仅次于广东造币厂的高质量银币造币厂，其生产钱币上面应该不会出现英文铭文错误，所以这种说法应该是不正确的。这种光绪二十二年银币有可能出自杭州造币厂不熟练的工人之手，造币使用的原模可能来自奥托·拜赫公司，工作模则为杭州本地生产。
这批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的银币币模是奥托拜赫公司为L. 舒勒公司所铸，舒勒公司很可能就是当时为杭州造币厂提供铸币机器的厂家，前来援助的德国技工很可能也是来自这家公司。这批奥托拜赫币模现藏于德国哈勒市莫里茨堡艺术博物馆，其中包含的光绪二十三年七钱二分和三钱二分在耿爱德的目录上未能找到记录。除一些可能铸造于1897 年的七分二厘和一钱四分四厘银币（耿爱德编号117&118）外，所有的1897 年硬币均为样币。
此外，还有两种年份不详的浙江银币。一种银币上的“浙江”（CHEH-KIANG）二字为魏体字（底部的“平”字为错体字，与广东、四川龙币类似）。这种银币的铸造时间一定是在1899 年造币厂引进新机器之后，当时造币厂的机器应该还未被运往北京（秋季运往北京）。张璜着《中国银元及银两币目录》一书说这种银币铸造于1902 年，在被上海银行家协会拒绝之后，这批银币大多都被熔毁。
另一种年份不详的浙江银币均为楷书样币，“浙江”二字被拼写为“ CHE-KIANG”。这些银币是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为一种计划发行的银币所打造的样币，但后来这种银币却没有被投入生产。从喜敦造币厂相关资料我们得知，这套银币币模及另一种当十铜元均铸造于1902 年。显然，1903 年建成的新造币厂应该是打算生产银、铜两种质地的钱币，但最后实际生产的只有一种当十铜元。喜敦造币厂的当十铜币币模并未被使用。这些用于流通的铜币在铸造中使用的是另一种类似的、带有不同清代造币厂标记的钱币模具。关于这批钱币中面值为七钱二分的银币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939 年中国出版的《中国银元目录》中（ T. S. Tsiang. ）。
有意思的是，喜敦造币厂为银币和铜币设计了新的样式。被藏家们称为“侧面龙”的设计就是出自喜敦造币厂，这种样式后来成为了龙像银币的标准设计。喜敦在广东和武昌设立的造币厂就使用了这种设计，而其在南京设立造币厂时又引进了新的样式。1900 年，喜敦造币厂设计了飞龙当十铜币，并交由广东造币厂负责生产。当1902 年准备设立杭州造币厂时，喜敦又设计了一种新的当十铜元，币面上的龙盘在一个圆环内，下面装饰有一座小山和波浪图案。除铜元外，喜敦也为银币设计了一种斜眼龙的样式，币面上的龙看上去像是喝醉了。正如大头龙的样式只在有南京造币厂生产一样，这种龙像设计仅限于浙江样币使用。
喜敦造币厂的“醉龙”系列极为罕见。其中铜质样币有5 枚，其中已知2 枚是铜镀银材质。这一系列的银币曾在拍卖会上出现过六次，但据说这六次出售的仅是3 枚不同的钱币。由于所有的钱币均未流通过，所以很难通过照片将这些钱币辨别出来。
按时间顺序，这些钱币分别曾在以下拍卖会上出现过:
(1)1966 年11 月， 伦敦格伦迪宁拍卖，Von Halle 藏品；
(2)1972 年1 月，杰斯·彼得斯公司中国钱币直销会；
(3)1986 年9 月，金钱公司香港拍卖；
(4)1989 年2 月，斯宾克—泰星拍卖；
(5)2011 年台湾藏家私人交易（未打盒）；
(6)2014 年中国藏家私人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耿爱德的藏品还是古德曼的藏品拍卖中都没有出现这类银币的身影。耿爱德在1941 年3 月写给霍华德·包克的信中曾经提到自己刚以2500 美元买下一枚浙江七钱二分银币。由于耿爱德在1954 年出版的目录中只收录了一张这枚银币的图片，所以这枚钱币也许是赝品，后来可能被他收录到了目录中关于赝品币的章节中。
浙江七钱二分龙币谱系
银币
银币A：喜敦造币厂藏品（英国，伯明翰）。詹姆斯·史威尼提到喜敦造币厂档案馆里藏有两枚七钱二分银币和两枚七钱二分镀银样币。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他是何时在那里见到过这几枚钱币的，两枚样币后来可能被拍卖过。我们期望每种版别至少有一枚样币现存于喜敦造币厂。
在一次访谈中，币商AD 向冠军拍卖公司总裁周迈可透露，1975 年Paramount 喜敦造币厂样币长滩拍卖会结束后不久，造币厂代表曾答应以成交价2/3的价格向其出售其他喜敦样币。他趁机从对方那里买下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样币。这些钱币很多后来被他卖给了伊莱·瓦力特，其中一套陕西、湖南七钱二分样币则以4.2 万美元的高价卖给了埃尔文·古德曼。1975 年Paramount 拍卖会上的一枚湖南七钱二分银质样币的最终成交价为1.55 万美元，这是第一枚在拍卖会上成交价超过1 万美元的中国钱币。
这枚钱币的买家是收藏家NC，这也是他唯一参加的一次公开拍卖会。之后，周迈可直接从NC 手中将这枚币买下，并在之后以超过100 万美元的成交价卖出。成交价同样超过100 万美元的还有一枚春季云南造七钱二分。在冠军拍卖公司2011 年的Ultima 藏品专场拍卖中，这枚春季云南七钱二分是第一枚以超过100 万美元成交的中国币。这两枚币均被同一位来自台湾的藏家买走。
银币B: 香港上海银行博物馆馆藏（香港）。笔者曾于2011 年在香港上海银行博物馆见到过这枚钱币。这枚样币是博物馆之前以1.2 万英镑的价格从威廉·巴雷特（加拿大，蒙特利尔）手中买下的。钱币龙面的上部边缘和汉字一面的三点钟方向（正东方向）上附有一层厚厚的黑色包浆。钱币的图片在史威尼所著的《伯明翰造币厂史》一书中可以查到。
银币567：Von Halle 藏品，1966 年11 月由伦敦格伦迪宁拍卖行（伦敦）卖给斯宾克公司（伦敦）。之后，这枚钱币又被转手给美国人威廉·H·福斯特（现居于伦敦）。由于当年的拍卖目录上只收录了这枚钱币的石膏模的照片，所以我们现在很难辨别这枚样币的身份。实际上，这枚币很可能就是1972年杰斯·彼得斯公司的中国钱币直销会上出现的那枚镀银币。
银币123：张璜着《中国银元及银两币目录》（1982 年增订版）中有收录。为了和一枚旧的赝品币作对比，作者将这枚钱币的照片放在了该目录的第31 页，而那张赝品币的照片拍摄于20 世纪40 年代后期，当时是为了供张璜1948 年所著的另一本相同题材的目录所使用，但该目录并未出版。
银币800：曾出现在1986 年9 月份的金钱公司香港拍卖会上。据拍卖目录描述，该银币“附有一层蓝灰色包浆”。
银币602：Haru Chang 藏品（台湾）。董文超主编的《中国历代金银货币通览. 近代金银币章卷》（1993 年出版，第396 页）及周迈可、古富、史博禄编着的《中国近代机制币精品鉴赏》第二卷（2011 年出版，第38 页）中有收录。这枚样币原本是伊莱·瓦力特的藏品，后于1989 被币商AD 私下经陈吉茂卖给张秀清基金会。2011 年，这枚钱币又以超过100万美元的高价在一场私人交易中被一位台湾藏家买走。通过钱币上汉字和英文字母周围的包浆可以辨别出这枚样币，目前尚未打盒。从周迈可对AD 做的访问中我们得知，伊莱·瓦力特的全部藏品在当时那场私人交易中的全部成交价达到了75 万美元，这对中国钱币藏品来说简直是一个天价。由于价格过高，交易险些未能成交。
银币2010：刘改造藏品，2009 年左右被卖给台湾币商陈吉茂。2014 年，这枚钱币又在一场私人交易中以90 万美元左右的价格被中国上海的藏家周大伟买走。2016 年11 月，周大伟将该银币委托给诚轩拍卖公司（北京）进行拍卖，并最终以人民币632.5 万元( 约95 万美金）的价格被一位浙江本地的陈永（现居南京）标到。 这枚样币的PCGS 评分为SP63，图片在《中国近代机制币精品鉴赏》第一卷（2010 年，第37 页）及第二卷（2011 年，第39 页）中均有收录。
除博物馆之外，有3 枚浙江楷书银质样币至少曾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和80 年代初期出现过，2000 年之后，又有3枚银质样币已经有了明确的去向（包括香港上海银行博物馆的那枚样币）。尽管我们不能将80 年代的钱币同2000 年之后出现的样币联系起来，但很可能这些都是同一批钱币。目前只有3 枚浙江七钱二分银质龙币在私人藏家手中。第一枚样币曾被公开拍卖过；第二枚曾于1972 年在杰斯·彼得斯公司一口价中国钱币拍卖上出现过的银币后来被证明是一枚镀银币，在下面镀银部分中有详述；另一枚曾在2016 年5 月为赫伯特·格伦（德国，海德堡）拍出的银质样币，拍品号1007，似乎是一枚制作精良的赝品币。通过放大图我们可以看出这枚赝品与真品钱币之间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赝品上的阿拉伯数字2 的底部是平的，而真品币上数字2 的底部则呈弯曲状。类似的赝品在施嘉干1951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金银币的目录( 第二版) 上有收录。
铜镀银币
铜镀银币C：喜敦造币厂档案馆馆藏。上面提到过喜敦造币厂档案馆藏有两枚浙江楷书七钱二分铜镀银样币，但我们现在不确定这两枚币现在是否还在那里。
铜镀银币115：曾于1972 年1 月在杰斯·彼得斯公司的中国钱币直销会上出现。1972 年之前，这枚币归美国人（现居英国）威廉·H·福斯特所有，而且可能就是1966 年卖出的Von Halle 藏品中的一件。美国币商DC 买下了福斯特的藏品，并将这些钱币委托给杰斯·彼得斯公司在1972 年进行销售，但当时并没有卖掉，后来DC 把这枚币卖给了一位意大利藏家。
1977 年，DC 买下了那位意大利藏家的藏品，于是这枚币再次回到了他的手上。再后来，DC 和另一位英国币商AC 一起将这枚币卖给了伊莱·瓦力特。20 世纪90 年代早期，这枚币被台湾币商陈吉茂买下，后于1996 年6 月委托给香港冠军公司进行拍卖。当时拍卖目录上仍旧将这枚币标记为银币，拍卖会之后，这枚币又被卖给了一位台湾的钱币藏家。从90 年代起，这枚币就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1972 年彼得斯直销会和1996 年冠军拍卖会上出现的这枚钱币都可以通过龙面三点钟方向、字母E 和花纹之间的一个小标记识别出来。另外汉字一面“平”字上面、外圈内、“江”字右上角和“二”“钱”两字之间也有一些小的标记。
铜镀银币2453：曾在2015 年11 月份的北京诚轩拍卖上出现。通过汉字一面“浙”字下面两处平行的伤痕和龙面右侧花纹下面的深色包浆可以轻松地辨别出这枚样币。同于2012年出版的孙浩和王春利的两本书中都有收录这枚币的图片，但此前这枚样币的身份并不为人知晓。在2015 年的拍卖会上，这枚经PCGS 打盒的SP62 样币被台湾人李大伟（现居于深圳）买走。2017 年，李大伟将这枚币委托给海瑞得进行拍卖，但未能成交。当时这枚币被PCGS 重新打盒，分数仍然是SP62，只是盒子上标注出了“李大伟藏品”几个字。除此枚币外，李大伟在这次拍卖会上还委托了另一枚浙江七钱二分铜币。令人吃惊的是，币商DC、杰斯·彼得斯、伊莱·瓦力特、陈吉茂都认为这枚钱币是一枚银币。周迈可因为注意到这枚币只有22 克，于是对其成分产生了怀疑。直到被送到PCGS进行评级，人们才发现这是一枚铜镀银币，重量仅为22 克，而通常的银币重量为26 克。PCGS 将这枚币打盒，并评出了SP62 的分数。
铜币
铜币D： 据周迈可透露，20 世纪90 年代台湾币商陈吉茂曾将一枚品相为极美品的浙江红铜七钱二分样币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
铜币139：曾出现在1989 年2 月的斯宾克- 泰星拍卖会上。钱币图片在林国明着、马德和编辑的《中国金银币目录》中有收录（LM277），但并未将其标注为铜币。通过汉字一面上的垂直包浆可以鉴别此枚样币。
铜币196：曾出现在1989 年9 月太平洋海岸拍卖会上。于2008 年6 月在香港冠军拍卖会上以41,400 美元卖给台湾币商陈吉茂（NGC MS63）。后被委托给鼎丰拍卖公司进行拍卖，并以15 万美元的成交价卖给了李大伟。这枚样币曾被交由PCGS 公司打盒，可通过汉字一面“分”字八点钟方位（南偏西方向）的细微擦痕进行辨别。2017 年6 月，李大伟将这枚币委托海瑞德进行拍卖，但未能成交。
铜币71：曾在2008 年7 月的香港冠军拍卖上出现（EbayLiveauctioneers）,PCGS SP62。据报道称，这枚由英国伯明翰Format 公司委托的钱币是在一个桌子抽屉里发现的。最终，这枚币以48,300 美元的价格被Ta Han 钱币与邮票公司（台湾）拍下。虽然之前有PCGS 的打盒，但Ta Han 公司又委托冠军拍卖将钱币交给NGC 公司，所以这枚币现在的分数是NGCMS64。尽管形状不大一样，但这枚钱币和上面的铜币139 一样也附有垂直包浆。
铜币79：诺曼·雅格斯藏品。1997年2月，雅格斯从泰星-鲍德温拍卖会上买下这枚钱币。雅格斯的藏品被拆解之后，这枚币又于2008年8月在鲍德温-马德和拍卖会上成交。NGCMS45，可以通过汉字一面“平”字上面五点钟方向（南偏东）的刻痕辨别此枚样币。
铜币284: 曾于2011 年4 月在香港冠军拍卖上出现。这枚1967 年出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马克思·斯坦恩的样币藏品（也曾是西德尼·海格力的旧藏），在当时以74,750 美元的价格被一位来自浙江的买家买走。当时未打盒。后来香港冠军拍卖公司将其送往NGC，评分为MS63。这枚样币汉字一面有斜角包浆线，龙面龙身内圈四点钟方向（东南方向）有一个绿点。通过对比浙江七钱二分铜质样币的照片，我们可以得知目前应该有5 枚样币现存于私人藏家手中。
作者注：这里并未将被这些浙江七钱二分样币进行命名，而只是标注了拍卖目录上的拍品号或其他钱币目录上的号码以示区分。
(本文选自《东亚泉币》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