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honey & Rueschemeyer | 比较历史分析的成就与议程
文献来源：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chievements and agendas”,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38.
作者简介：
James Mahoney,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双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历史分析、发展研究、定性方法论。
Dietrich Rueschemeyer, 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历史分析，发展的政治经济研究。
James Mahoney（左） 和 Dietrich Rueschemeyer（右）
前言
在社会科学中，比较历史分析有着悠久且辉煌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到托克维尔再到卡尔·马克思，那些我们视为现代社会科学奠基人的思想家都将比较历史分析作为研究的核心方法。即使在二十世纪早期社会科学开始学科分化的时代，比较的和历史的分析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涌现出奥托·欣茨、马克斯·韦伯和马克·布洛赫等杰出的学者。到二十世纪中期，其他的研究方法的入侵让比较历史分析陷入低谷。但是，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低潮后，近十年来，比较历史得到了快速复兴。虽然它在分析程序和方法论上依然存在问题，但这种分析范式已经牢牢地在社会科学的中心位置占据一席之地了。
近来，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作品涉及了很多主题（包括社会救济与福利国家发展问题、亚非拉的国家建构问题，最近出版的作品涉及了经济发展与工业政策、种族与民族关系以及国家认同、女权、民主化与威权政体、革命等），但是他们都致力于对重大议题的实质性结果做出历史性的因果解释。比较历史分析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相对应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更愿意招募那些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学者，甚至研究生被明确要求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来写论文。
当然，确认了比较历史分析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遭到挑战和问题。其一，关于比较历史分析的全面的经验调查可能存在着问题，例如，对待微观视角是否能够应用于宏观的比较历史分析，仍然存在争议；第二，一些宏观主题（比如法律和环境）虽然使用了比较历史分析的工具，但其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入挖掘；第三，比较历史分析介入了一些运用多样的理论框架也难以解决的分析中。同时，比较历史分析还没有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平衡历史特殊性与学理的普遍性问题。
在这一章节，我们将论述这一研究模式独具特色的性质。比较历史分析应当被理解为长期存在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种研究以求对实质重要性的结果做出解释。比较历史分析涉及因果分析，强调时间进程，强调运用系统化和情景化的比较（systematic and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在此，我们排除了一些与比较历史分析有关联但并非其核心特质的方法论特征。例如，尽管很多比较历史分析的作品做出的解释是建立在社会政治结构及其变化的基础上，但并非仅局限于结构主义或其他单一的理论方法。
一、对宏大议题的持续关注
尽管现有的比较历史研究始于20世纪60到70年代，但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那些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那里。当欧洲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划时代转变的背景下时，一系列紧迫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这些都要求当时的人们勾画出现代世界的基本轮廓和演化规律。他们发现关注整体结构和大范围的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在宏观层次还是在个人层面，它们都提供了社会生活模式的重要线索。这样一种过程和结构最适合用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比较方法来分析。另外，这些基础过程也不能用没有认识到时间序列和过程演变重要性的方法来分析。在此种情况下，那些后来成为现代社会科学奠基人的社会分析家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了比较历史分析中。
什么是“大问题”？“大问题”会产生波及范围巨大、影响意义深远的结果，不论是专业还是非专业人士都认为这些结果具有实质性和规范性的重要价值。那些立足“大问题”研究的研究者们同样是经常被吸引到比较历史研究中，在探究大问题和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使用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而正是比较历史分析与大问题的紧密关系才使得比较历史分析得以延续到今天。今天，比较历史研究者不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的风格，而是提出了新的实质性问题，并利用了新的历史证据和方法论工具。
当今的实质性研究的主题包括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和福利国家政策的调试，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国家和全球变化，和亚非拉国家经济增长的成败等等。再者，那些如工人阶级的兴起等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典议题，也被当代学者不断探索，他们补充了方法论和分析策略，更多地考虑到让时间因素更系统地发挥作用，并且促进了更加严格的因果分析形式。
当然，并不是提出大问题的学者都使用了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历史分析所做的研究均立足于特定案例，而这些案例具有足够的相似性能用来进行比较，而不是去寻求大量非历史案例所组成的普世化的知识。坦白说，比较历史分析的分析方法确实存在某些不足，例如它难以被推广到所有社会文化情景和历史时期当中。但比较历史分析继续探求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普适化理论方法的贫困和这种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优势。
从1960s和1970s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到1980s到1990s的博弈论，许许多多追求普适化理论的学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提出了许多非历史的概念和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往往因为过于概括而不能有效地应用于具体的解释中。相反，比较历史分析则经常能够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现在的问题。即使他们的视野依然停留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并且不能转换到其他情景，比较历史研究也能提出针对当代决策的更加有意义的建议，而那些旨在寻求普适化真相研究却不能抓住重要的历史细节。
比较历史研究想要将具体历史案例中的具体命题进一步拓展时，他们关注必须关注“范围条件”，这些“条件”往往被运用在初始研究中去定义适合比较的同类案例。当特定解释扩展到新情景时，它需要确认其符合原始的解释，并对范围条件进行具体的界定。
再者，当理论需要推广到一个新情景下时，会出现新情景中的条件与最初对范围的描述不相匹配的情况，此时在一些案例中，理论的普遍化就要求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层次上重构变量。但是这种扩大的尝试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理论无法适应的新情景，即合适性问题，而这种合适性问题可能是因果异质性的产物，也可能是初始解释中的自身缺陷，此时就需要等待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检验了。
二、比较历史分析的三个特征
比较历史分析并非由一个理论或一个方法统摄，所有比较历史分析的作品都强调因果分析，强调时间进程和系统化和情景化比较的运用。这将比较历史分析同更广义的理论区别开来，比如“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这些相关领域经常和比较历史分析分享着对大问题的关注，但是它们却没有文中讨论的这些研究的全部特征。比如，历史社会学包含比较历史研究，但是它同样包含那些基于叙述性和后现代的作品，而这些并不是比较历史分析的范畴。同样，历史制度主义也使用该方法，但是那些没有使用系统比较的历史制度主义作品并非是比较历史分析。因此，我们将比较历史分析作为这些更高层次理论的一个分支。这样做并非是与其他领域划分界限，而是为它提供自己独特的特征。
比较历史分析关注对产生主要结果的因果结构的解释和认定。因果问题是比较历史分析的中心，因果命题往往被作为仔细地选择并检验的，而不是作为全部叙述的临时的和偶然的部分。因此，比较历史分析不包括明确抵制因果分析或者为了其他的研究目标而避开它的作品。例如，旨在揭示人类行为的文化含义，采用“诠释”方法而避开因果分析的学术探究就不在此列。事实上比较历史的研究者往往在方法论的选择上是折中的，只要对研究问题有利。有些利用了量化研究中的多变量回归分析，有些利用了质性研究方法。
第一，比较历史研究者分析历史序列并且重视时间进程的演变。正如保罗·皮尔逊所说，像社会革命、农业商品化，国家形成等议题往往不是发生在一个简单的、固定的点的静态事件，它们往往是一个随着时间的变迁而适时地演变的过程。因此，比较历史分析包含了对事件的时间结构的分析。再者，因为事件本身是处于时间中，他们可能与其他事件相交，而这种相交的时间则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比较历史分析往往会考虑与之相关的事件在时间进程中的影响。
最后，比较历史分析因为在相似和相异案例中使用系统性和情景性比较（systematic and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s）而显得独具一格。系统性比较是因果分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大多数追求特定历史语境下重大问题解释的比较历史作品通常集中于小样本的案例。虽然这种方法不适合于普遍适用的知识，但是它仍然具有显著优势。首先，这种方法使得理论与实证的张力得以对话，而这种张力很少出现在量化研究中。通过使用小样本的案例，在具体案例证据的背景下，比较历史研究者能够通过对理论和历史的来回分析进而阐释新概念，发现新解释和修订早已存在的理论解释。被选择用来比较的“案例”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民族国家依然是最普遍的选题，研究者也开始增加对新单位的研究，例如单一国家内的联邦政府或部门，包含多个国家的超国家地区和以农业系统类型或者国家渗透程度为特征的非正式地方实体。并且，案例的选择应该用来阐释重要问题，而不仅仅是为了地域划分。民族国家被普遍选择是因为它们适合宏观问题的研究，例如在革命的比较，社会服务等问题上。
基于上述的三个特征，比较历史分析无法包括在社会结构，文化模式和变化过程方面的所有比较历史的作品。分析大量国家的数据研究也不在此列，因为它们选择了太多的样本使得比较历史研究的情境比较方法无法运用。大多数的诠释性理论也因为不关注因果分析的中心作用而被排除在外。另外，那些命题缺乏系统性解释的历史和地区研究也被排除在外。
三、比较社会科学中的范式争论
1.定性定量之争。
在比较社会科学中，这种矛盾体现在比较历史研究和涉及大样本的跨国统计研究之中。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定量的跨国数据分析开始得到频繁应用，当时的定量分析者大概不会想象到比较历史分析在社会科学中更有前景。当今，比较历史研究也常常强调在小样本中进行量化分析，但是他们仅仅把定量研究作为一种工具。即使是很多乐观主义者也对量化研究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想做某些研究必须等待着数据的出现。二十年以后，比较历史分析更不可能被大样本的量化研究所取代。现代的方法论家认为，量化研究在形成可靠的推论上具有固有的困难，量化研究并不像最初的乐观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在比较分析中生产实质性的发现。由于缺乏充实的富有洞见的发现，当今的跨国数据研究并非比过去更有意义。
在学界，定性与定量的对话引发了两个多少有点矛盾的方向。一方面，很多人都认识到各个方法对学术知识所做出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强调两者在学术界或许有能够融合的地方，比较历史分析与量化分析是相互补充的。很多杰出的比较历史分析的作品可能本身就包含了既有质性又有量化的方法，比如蒂利。
但是，另一方面，受量化方法影响的研究者依然怀疑从小样本案例中产生的因果推断。同样，一些研究者也关注比较历史分析中偏差，这种偏差往往是由于因变量的选择或者二手数据资源的选择性应用。比较历史分析者已经尝试对这些批评进行系统地回应。他们认为小样本分析能够满足统计研究充分和必要的要求，并且多元化的因果分析方法的使用使得这些学者能够有效地证明小样本因果模式的可能性。即使一些潜在的问题不能通过小样本检验而解决，他们认为由因变量选择所导致的具体数据问题的偏差并不适用于许多比较历史研究，并且比较历史研究者使用的二手资料并不必然导致系统性错误。
同样，比较历史研究也对量化方法发起了批判，例如查尔斯·拉金指出，跨国统计研究者经常违反单位之间的同质性，不能对相同结果做多元化的因果分析，并且因为忽视具体案例而产生错误的术语或者错误的模型。
2.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
在宏观比较研究中引入理性选择理论仍有待探索，因此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仍然没有出现大量的使用理性选择理论的经验研究。但是理性选择理论却对比较历史分析提出批评，并声称它是更好的范式。
从比较历史分析的角度看，很难对理性选择理论所做的批评做出评价，因为理性选择理论内部对于比较历史分析的错误就存在分歧。一些理性选择理论学者认为，比较历史分析是从关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来推动学理一般化，它太过于关注个体的特殊性解释。因而，有些学者认为比较历史分析是“反理论”的，它对归纳法的利用是不合适的。但是，其他一些理性选择研究者则坚持认为归纳法是一个很有用的研究方法，并且来自具体案例的理论概括是极其有用的。对这些实用主义的学者而言，比较历史分析的问题在于没有用行动者理性的假设来发展以选择为中心的模型。
比较历史研究者认为，正统的理性选择方法未能产生既能够应用于广泛的案例，又能解释现实世界特征的普适性的命题。正因如此，很多理性选择理论家才接受了很多比较历史分析所强调的重点，比如分析性的归纳法，特殊案例中细节证据的应用，以及尝试发展能适用于特殊时间和地点的中层原理。理性选择则认为比较历史分析以牺牲理论的代价换来了对历史的过度强调。
比较历史分析通过解释他们在研究中结合历史与理论的方法来回应此类的批评，他们反复指出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他们工作中有价值的部分。比较历史分析用一般化的理论和中层理论来确定比较案例的群组，形成主导性概念，确定因果过程的原始假设。这些群组，概念和假设会根据真实案例的历史与比较证据来选择或者抛弃。在实际研究中，这种历史与理论相混合的方法贯穿始终。
因为许多比较历史分析学者认同行动者在很多时候都是理性的，那么分歧就不会围绕行动者是否理性展开。同时，考虑到理性选择理论也用集合体来分析更大的过程，与此同时比较历史分析也分析特定个体的选择和行动，或者是重构行动者克服集体行动问题的条件，这也不是简单的微观分析对宏观分析相对立的问题
两者的分歧在于，理性选择理论是由一个单一的理论传统——理性选择理论——所指导并且明确拒绝多元化的理论途径，故而不可能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理论模型来选择合适的分析框架。事实上，务实的理性选择学者声称他们使用的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原则，没有必要追求少数案例的就细节化和系统化的比较。他们仅仅用历史案例来说明普遍化的理论观点或模型，而不是发展情景化的概念和评价因果前提，不是对可替代的解释进行系统化检验。
和“客观”变化的情景一样，比较历史研究者赋予个人信念以一个更加中心的地位。并且，他们毫不犹豫地寻求其他理论传统的指导，包括阶级分析和冲突理论、国家中心理论、社会运动理论、国际关系理论、认同理论和网络理论。而理性选择理论只是比较历史分析用于构建问题和解释的特殊方面的一种工具。
3.社会科学中文化或语言学的转向
与后现代取向相关联的文化研究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这一文化领域中的角度是在太过宽泛以至于我们很难称它为一个单一的研究范式。这里我们讨论的后现代和诠释理论是指那些试图用比较和历史分析来回答世界的大问题的学术努力。
主流的文化和后现代理论依然表达了去除普适化理论的学术努力，一个主要的反应是明确抵制因果分析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主要目标并寻求其他策略。比如有的后现代理论家认为，文化分析“不是需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为了寻找意义的解释学”。与其相反，比较历史研究者捍卫因果分析，比较历史研究者认为没有潜在的因果分析，想要进行任何类型的社会科学分析都是困难的。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尽管文化理论家没有认同社会科学的严格的科学化理解，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社会或是因果解释。尽管比较历史研究者怀疑以文化因素来解释宏观社会科学的发展太过容易，事实上他们都将文化分析作为认知社会和政治结构特征的重要方式。但是比较历史研究者怀疑文化主义者能够在不采纳一种明确和严格的因果推理途径的情况下有效地完成研究。原因有两点：
第一，有选择性地集中在现象的某一方面，因果问题经常有无法识别的后果。但是，对于文化阵营的诠释理论者来说，用力均匀的描述工作能够更少地免受刻意选择的影响。因此，这些分析者在这样的控告面前往往是脆弱的，即面对无可避免的选择性时，他们缺乏集中于现实某一方面的理论基础。
第二,因果关系在文化理论中是普遍的但是却未被言明，因此总是避免了仔细的推敲。鉴于这种对不明确的因果关系的依赖，文化理论如何能够在不采纳因果分析标准的情况下而产生有效的知识？这个问题对于文化理论者提出了一个难题，一方面，他们能够拥抱严格的因果分析模型，这能提升他们研究的有效性并将他们推向比较历史分析的方向。但是，这样做他们将失去独具特色的“科学无用论”的身份。另一方面，文化主义者继续追求一种非系统性和非专业因果分析的研究议程，这一选择能使他们保持“反科学”身份，但是它阻碍了他们生产有关世界的有效知识的能力。对这一问题不做选择的危险在于，年轻的研究者为了产生更加极致的后现代理论而走向理论虚无主义。
4.比较历史分析的桥梁作用
我们承认存在范式争议的现实，但是并不希望每个争论的参与者都对这些问题采取零和的理解。每一种范式的代表学者都应该积极从其他可替代的范式中汲取营养，思考其它范式的优势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比较历史分析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和其他范式进行对话，这是因为比较历史分析能够让研究者以重要的问题来定义他们的研究议程，也只有对多元化的方法和分析工具保持开放，比较历史分析才能将其作用发挥到极致。
同时，比较历史分经常在竞争范式之间扮演者调停者的作用。比如，比较历史分析能够调和文化分析和理性选择理论，前一范式存在着过分强调行为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放弃因果分析的风险，后者则是存在着忽视行动者行为的主观性和追求一种不现实的普适理论的风险。同样，比较历史分析能够在以狭隘和技术性考量下进行假设检验的量化分析和理性选择主义与文化主义论者在理论建构和重大规范问题上的宏大视野上相调和。
四、展望未来
本书接下来将会探讨比较历史分析过去的成就，现在的状态和未来的前景。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分别聚焦于比较历史分析的实质性研究，比较历史问题的分析工具，这一领域的方法论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通过三个吸引了很多比较历史研究者的实质性主题来展示以往取得的知识积累，即社会福利、社会革命、民主与威权主义。这些文章探求如下的问题：在这些研究的三十年之后，比较历史研究者从中学到了什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前人积累的研究？评估这些积累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因为比较历史分析的使用，学术共同体比三四十年前积累的更多了？这些问题很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发现本身是有益的，而且他们对于更广阔的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论的评估也是重要的：任何研究项目的成败的根本都在于它生产世界性重要发现的能力。
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索了比较历史分析中特别重要的分析工具。这些文章考虑了不同的工具，比如路径依赖模型和制度存续框架，从而给不同理论传统的加入提供了空间。同时他们探讨了对不同的历史发展步伐（长时段的，快速转型的交叉点，或者是长时段与短时段的结合）哪种分析工具是最合适的。
本书的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不同范式之间的争论。这些文章展示了比较历史分析必须在研究中做出选择，包括选择应用一个特定的因果评价策略还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框架。他们回顾了质性研究方法的进步，同时他们认为，我们能从历史特殊性和分析性理解导向的研究中得到不同的知识果实。
该研究的独特贡献可以用三个标题来概括：研究积累、分析工具和方法议题。但是这三部分是有机联系的。很多文章在关注一个问题的同时也反映了另外的问题角度。这篇文章以比较历史研究复兴先驱的一篇文章作为结尾。西达·斯考切波指出当代比较历史分析的“双重介入”——对现实世界议题的研究追求和方法论争论并存——是它最突出的特色
编译：骆岭楠
编辑：吴温泉
审读：释启鹏、杨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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