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乡村人可以作为我们文学上的老师

十月的瓷城醴陵，木芙蓉开得颤颤巍巍，一幅人间好光景的气象。韩少功散文集《人生忽然》发布，渌江讲堂上的他精神抖擞，和读者分享书名的来源：“忽啊，这个忽字在汉语里面有几种解释，第一个是快，我今年已经快七十了，回头一想日子真是过得快，忽然的感觉迎面扑来......”

16岁，韩少功下乡到汨罗，在那里劳动，也走上了自己的创作之路。他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讲述到：待在那里时是度日如年，想着有什么机会就赶快跑，但离开以后当它不再切实发生、给你切肤之痛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变得很淡，反而会像酿蜜一样，成了美好的回忆。

韩少功如何讲述乡村的人和事，以及那个地方的月光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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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的笑特别自然，像一条鱼笑了

汨罗是我特别熟悉的一个家园，我在这里比在我的出生地长沙待的时间更久，所以对汨罗更知根知底一点，汨罗也给我一些好的知识、经验、快乐。

到了乡下之后，有清洁的空气、水源，可口的瓜菜，当然也有更多接近大自然的机会。在乡下每天一开门见不到多少人，但是可以见到很多植物、动物，成天打交道的是日、月、山川，在大自然的交流中会变得非常平静、放松。

在城市里面比如说楼道里碰到一个邻居，城市人都有忍不住打量对方的习惯：看看对方是个什么人？值不值得我尊重？他的身份是怎样的？地位怎么样？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显得自己不过于谄媚又不过于高傲，他会有很多心里的小九九。

但是乡村人的特点是：不会有任何内心的提防、戒备。所以乡村人的笑容特别天然，我们山居很少见到人，见到人就特别高兴、特别亲。我觉得这种笑简直没办法形容，有时候像一只蛤蟆笑了，一个驴子笑了，像一条鱼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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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月亮是一种巨大的存在，汹涌而来

时间长了，他们也知道我写书，开始关心我写了些什么。我后来在这里写了长篇散文《山南水北》，70%-80%的人物都有原型，当然我写的时候会很谨慎，把人名、地名改掉，让他们尽量不要对号入座。我怕写一些不是特别光彩的东西他们会生气。其实，他们都猜得出来，其中里面一个医生就跟我说过，因为我在书里把他写成一个神医，他有点小得意，但他不满意，这个医生怎么是个塌鼻子？他就说：“啊，这个老韩我要找他谈谈。”因为他年纪很大，最终也没找到机会和我谈。

可见我那本书不光是知识分子，好多农民也能读进去。他们的评论都挺好的，我非常希望我的书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在文人、文学爱好者圈子之外，也有很多底层的读者阅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城市里面我们能看到月亮吗？恐怕很少，我们看到路灯更多一点。但在乡下月亮是一种巨大的存在，经常晚上出来你就会发现月光就像太阳一样笼罩着你，泼洒而来、汹涌而来，十分震撼。

乡村中，声音的传播度、能见度也很高。乡下夜里太静了，有时候几里之外有人走路在咳嗽、悄悄私语也好像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声音可以从很远的地方传到房子的墙根下，那种感觉太奇怪、太好了。

当然这些都是小细节，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这里理解文学圈外更多的人，农民、商人、基层干部、小学教师等，他们的思维方式、兴奋点和我们可能有很大距离，这种距离就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好机会。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种特别好的充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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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写作不能靠短时间的走马观花

以前的作家，尤其是职业作家会通过采风、挂职锻炼补充一些生活体验，其实这些方法都非常有限。去采访的话，采访对象会紧张，他不知道你的目的，所以他会小心地判断、揣摩你，为了保护自己很多东西不说，讲一些套话、空话来搪塞你，或者三言两语把你打发掉，尤其对作家来说是很低效的。

串门，2006年

作家最重要的是了解人性，这种东西不能靠采访，不能靠短时间的走马观花。它需要在生活中很自然地碰到、接触到，以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方式去发现。根本不能带着很功利的态度去做这些事情，天天瞪着眼睛去找，哎呀，哪个是人物，哪个来推动情节，这样的收获可能会很小。一旦你融入到他们中间去，就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很多人心灵向你开放，话匣子打开了，这就是有所发现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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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口语表达能为作家提供新的语言养分

在乡间很少用概念和逻辑来表达感受，而是用讲故事和描述的方式说话。他们中间会生成一些特别好的口语天才，讲话特别生动，语言中充满画面感、绘声绘色，其实和文学亲缘关系特别近。

比如他们特别生气时骂人，会说你太坏了！坏得让我吃惊了！乡村人骂人很生动，我们那里有一个人骂他儿子：“我要一巴掌把你打到贴在墙上当画看。”“我要把你夹在铁匠的墩子上当铁打。”这个语言特点，特别具体、生动、有画面感。其实这就是文学的想象力和造型能力，可以作为我们文学上的老师，他们的口语经常给我们提供新的语言养分。

访老，2017，周湘平摄

方言是一种文化语言，而普通话是一种工具语言。工具语言和文化语言是有同有异的，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笑话讲给英国人听有时候他不笑，我们南方人的笑话讲给北方人听，北方人不笑。那它损耗了什么？一定是损耗了某种意味，这种意味可能是某种形象、某种韵律、感觉、联想的空间等等，这种就是文化的创造。

所以说在工具语言和文化语言中我们要尽量追求一种平衡，写出来的东西，文化是很文化、生动是很生动，但是人家听不懂，这样也不行。

就我在乡下多年的体会，乡下问题城里有，城里有的问题乡下也差不多都有。有一次喝酒，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酒过三巡说：“老韩，问你一个问题，我看了几十部电视连续剧也没找到答案。”我说什么问题这么难解决，我也不一定回答得上。“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情？”我就笑，我说这是问琼瑶的问题不是问我的问题。

你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也在苦恼这些问题，和城里的年轻人想得差不多。所以说，从这一点我就知道：只是农民的表达方式和表达习惯和城里人不一样。这个问题乡村人平常不会讲，但是他会喝完酒后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讲出来，不像有些经常挂在嘴上，热情奔放、死去活来地爱来爱去，虽然他们表达方式不一样，但他内心纠结的某些问题是跟城里人同频共振的。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嘉伟；通讯员 唐佳莉；芙蓉杂志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