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珍宝花落两岸，北京故宫文物如何流落到了台北

民国二十二年（1933）2月5日，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紫禁城内突令戒严。一支驮着2千口封条木箱的板车队从神武门鱼贯潜出、蜿蜒绵延，押运者全是一袭黑衣，军警两边荷枪实弹护卫。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抢运最成功、历史影响最深远的文物大迁徙拉开了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的战火引起了国民政府对故宫宝物安全的担忧。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文物南迁避难，院长秘书吴瀛等人反对南迁。反对最厉害的要数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国宝处置之争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喧嚣，一派主迁，一派反对。胡适、鲁迅、徐志摩等人强力反对文物出宫，理由是势必将造成人心浮动、社会不安。

每天紫禁城外聚满了来探听消息的民众，以文物是否出宫作为判断时局稳乱的标杆。

1933年1月，日军突破山海关。亡国可复，物毁难还，文化灭则家国尽灭。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因此做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到上海暂时规避战火。

就在国宝起运前几日，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被北平市长下令逮捕，以防他武力劫运。

1933年2月6日，两列载满19557箱文物的火车绕开天津，由平汉线转陇海再转津浦线，抵达上海。此趟迁运包括价值连城的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翠玉白菜等古籍书画器物。

文物押运安全级别非常高，一方面避人耳目，躲开日军轰炸；另一方面沿途还有地方军队保护，以防劫匪。车顶架设机枪，车内宪警持枪，至重要关口，车内熄灯。列车在续能时才临时停车。到达浦口时因未接到正式转运上海的指示，那志良等押运者为守护文物，只好在列车上居住一月，之后才将文物运往南京朝天宫，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战役后，“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紧急面见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建议将南京朝天宫里的国宝速速撤至安全地区。张群立刻拍电报请示身在杭州的蒋介石。第二天，张群回复杭立武说总统已批准，同时命令杭立武为国宝大后方迁运负责人。

当时蒋介石为抗战而投入的军需物资与费用极高，在财物、运输方面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蒋介石亲批调拨火车货车车皮，分南北中三路历经艰险与战乱，将国宝从南京分运到四川乐山、峨嵋、贵州安顺等地安息暂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分寄各处的文物像流浪的孤儿们一样，经过残酷的血与火的洗礼，再次迁移汇聚至重庆，后又越过长江三峡辗转返回南京欢聚朝天宫阙。

1947年，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一家三口参观了在南京举办的故宫国宝展览，众多展览的珍宝中，商司母戊大方鼎和周毛公音鼎乃为蒋介石直接经手赠送给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

然而，南京朝天宫里的故宫文物仍然继续处于战乱颠簸。

徐蚌会战后蒋介石就已经考虑撤退地点事宜，拟撤到隔海相望的海南岛或台湾。1948年秋，蒋介石与幕僚讨论研究过将故宫宝物如何迁台事宜。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与时任教育次长的杭立武在文物迁台的想法上不谋而合。

据档案记载，1948年12月31日，杭立武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总统府代电”公文，公文中蒋介石表示已请海军军舰押运3000箱文物赴台；另一封是蒋介石秘书周宪章的信函，信函提及让杭立武负责南运文物。

从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12月9日，故宫文物总共经历了五次大迁移，最终将38万件文物与30万件古籍善本安全运送到台湾。

据传，台北故宫刚落成开馆的时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每个礼拜都要莅临一次，就像拜访邻居似的习惯性地来看一下，看过之后才放心。早在文物存放于北沟库房那会儿，蒋介石夫妇就经常利用从台北去日月潭之便，中途就去雾峰北沟休憩一会儿，在库房门口搬个小桌椅，二人并肩翻阅古籍，怡性情赏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