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
（1900-1990）
1983年10月出版的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写于当年5月15日的“《牡丹亭》'丹’字的用法（附说英文'狗’字）”。
则（只）除是八法针针断软绵情。怕九还丹丹不的（得）腌臜证。
《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0月版俞平伯解释说，这两句里的“针”和“丹”，都是上一字是名词，下一字当动词用，如同“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用法。英文中也有名词转化为动词的用法，譬如dog是“狗”，作动词用时，就是尾随之意。俞平伯举了一个例子：
……as he dogs Aaron Cohen’s footsteps.
译为：“像他尾随A. C. 的脚步。”（上海古籍出版社版，800页）
这里加了一条脚注：“见阿克西《摄政公园谋杀案》（Orczy：The Regent’s Park Murder，1932）。”Orczy就是Baroness Orczy（1865-1947），现在通译为奥希兹女男爵，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这篇《摄政公园谋杀案》是她创作的“角落里的老人”侦探系列中的一篇。这一系列写的是一位镇日坐在咖啡馆角落里的神秘老人，一边玩弄着一根细绳，一边根据报纸上的犯罪新闻以及对庭审的报道，分析案情，最后破案。《角落里的老人》有多种中译本，笔者读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的吴奕俊、唐婷译本，《摄政公园谋杀案》收录其中。俞平伯引的那句话，在中译本里不会出现“狗”字，可能就是190页上的这句：“现在试试看紧跟着艾什立走，就像他跟着艾隆·柯恩走一样……”《角落里的老人》，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一书中说，俞平伯读了不少英文原版书，“尤其喜读侦探小说，尤对'福尔摩斯’、'亚森罗苹’和'Father Brown’感兴趣，但不太喜欢近代女作家Agatha Christie的作品”（团结出版社，2006年6月版，111页）。韦柰的母亲，也就是俞平伯的长女俞成，也是个侦探小说迷，“在她的书架上，摆放最多的就是原文的侦探小说，尤其喜欢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也会把自己认为好的作品推荐给外祖父看，父女便会有一番讨论，合理之处、不合理之处，津津乐道”（韦柰：《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1月版，50页）。俞平伯同女儿探讨侦探小说没有留下记录，而他同儿子俞润民的通信中也会交流读侦探小说的体会，1982年1月11日给俞润民的信中说：
那小说我觉得很细致，写女校人物、气氛均佳，乍看似凌乱，却耐细看。即首段于案情亦非无关。末章尤佳，比国侦探小说三篇我都看了，以此为佳。侦探不大显本领。另书《象能记忆》对话琐碎冗长，侦探只听人言毫无作为，但疑案之本身（一男二女之关系）极其微妙，以不了了之，实可单另写一小说也。你阅后自知。（《俞平伯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拾卷，74页）
信中提到《象能记忆》，应该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Elephants Can Remember，有译作《悬崖谜案》或《旧罪的阴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辛可加译本，书名译为“大象的证词”（2009年7月第一版）。这是克里斯蒂“波洛探案系列”的一种，出版于1972年。说的是波洛的小说家朋友奥利弗太太有个教女要结婚了，未婚夫的母亲找到奥利弗太太，要了解这个女孩的父母二十年前在康沃尔悬崖边双双死于枪击的真相。奥利弗太太找到了波洛，请求他帮助解开旧日悬案之谜。在克里斯蒂的小说中，有好几部是破陈年旧案的，所谓“旧罪阴影长”，最著名的如《啤酒谋杀案》（Five Little Pigs，1942）。而侦查过程，只能找当年的知情者一一询问，确如俞平伯说的，“对话琐碎冗长，侦探只听人言毫无作为”，最后综合各人之说，找出破绽，解开谜底。书名来自书中一位受访者的话：“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大象不会忘记。”（人文版，91页）小说最后，奥利弗太太喃喃低吟：“大象会记得，可我们是人，而善良的人们终能忘却前尘。”（同上，220页）《大象的证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由此可知俞平伯信中说的“比国侦探”，就是指克里斯蒂笔下的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波洛探案中，写女校案件的可能就是《鸽群中的猫》（Cat Among The Pigeons，1959；中译本史晓洁、陆乃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一所叫芳草地中学的女校，发生了三起谋杀案和一起绑架案，并涉及国际事端——小说开始讲述了发生在中东小国拉马特的一场革命，也就是俞平伯信中说的“首段于案情亦非无关”。《鸽群中的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从这封信看，俞平伯读阿加莎·克里斯蒂，还是读得蛮有乐趣的。韦柰说的“不太喜欢”，可能只是相比于福尔摩斯、亚森罗苹和布朗神父而言。两个月后，俞平伯给俞润民的信中又提到一笔：“《Last Case》小说，侦探失败。”（75页）多半指的是英国作家E. C. 本特利（E. C. Bentley，1875-1956）的第一本侦探小说Trent’s Last Case，中译本有译作《特伦特最后一案》（吴幸芬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也有径译作《最后一案》（王美容译，群众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原作出版于1913年，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侦探小说，作者“要探究是否有'逻辑上合理却不是真相’的可能”（《詹宏志私房谋杀》，台湾源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22页），也就是说，侦探的推理完全符合逻辑，但找到的并不是真凶。书中，凶案被破了三次，每一次都有新的证据出来推翻前一次的结论。俞平伯的评价就是：“侦探失败。”到1983年6月24日，俞平伯给俞润民的信里还说：“仍无兴动笔，看英文侦探小说消遣，书佳。”（86页）其实一个多月前，他刚写了“《牡丹亭》'丹’字的用法”，估计也是读奥希兹女男爵的侦探小说，看到了英文中“狗”的用法，因此想到《牡丹亭》中“丹”的类似用法，才兴起动笔的。
俞平伯读福尔摩斯，最早读的可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生包探案》，俞平伯藏有此书，1986年1月13日给俞润民的信里说：“拟将一九〇三的《华生包探案》给他（孙儿俞昌实），浅近的文言，看小说亦颇有用，不易解的可问我。”（128页）据张治先生提供的资料，这本《华生包探案》未署译者名字，系商务印书馆从《歇洛克·福尔摩斯回忆录》中选译六篇，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也即1903年作为“说部丛书”一种出版。1922年，俞平伯赴美考察，回国时带了不少书，“有莎翁戏剧故事及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分赠许宝骙、许宝騄两位内弟（许宝骙《〈重圆花烛歌〉跋》，转引自《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221页）。日记残篇《秋荔亭日记》1938年2月24日有“至宣南购福尔摩斯小说”的记载（《全集》第拾卷，305页），不知买的是英文本还是中译本，抑或就是上述那本《华生包探案》。1985年电视里播放《福尔摩斯》连续剧，据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里说，俞平伯平时很少看电视，但这个连续剧每集都不肯放过。“有时因播放时间太晚，他便索性先睡一觉，再起来看。为能听清对白，我为他插上一副耳机，因能听清楚，更看得津津有味。由于他对福尔摩斯的故事非常熟悉，所以每看完一集，都要发些议论，评论电视剧脚本改编的优劣。”（团结版，111-112页）韦柰没有记下俞平伯评论的话，但在1985年3月31日给俞润民的信中，俞平伯说：
近看福尔摩斯故事电视，你曾看到否？虽不甚佳，却有七种，我都熟悉的，离原本接近，惜描写少而叙述多。主角饰福不很像（似胖而年轻），是一大缺点，看了没大兴味，已看“偻背眩人”，又“蓝宝石”较好，闻有七集。（《全集》第拾卷，124页）
电视剧《福尔摩斯探案集》由英国Granada Television摄制，1984年播出七集，到1994年总共拍了四十一集。杰瑞米·布雷特（Jeremy Brett）饰演的福尔摩斯，被称为最权威的扮演者，俞平伯却认为“似胖而年轻”，“不很像”。他心目中的福尔摩斯，多半是英文本原著中西德尼·佩吉特（Sidney Paget）画的形象。韦柰书里还说，俞平伯的内弟数学家许宝騄年轻时也是福尔摩斯迷，一次家里失窃，他自为福尔摩斯，而俞平伯则扮演华生，煞有介事地侦探了几天，却未能破案。“想他俩一个高瘦，一个矮小，该是很像的呢！”（《我的外祖父俞平伯》，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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