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十二）诔与碑的不同

第十二章  诔与碑的不同
（诔碑第十二）

姬周立国之初，自上而下，极力推崇“恪守道德礼仪风度”的行为规范，从而产生了诔、碑两种不同的文章体裁，以至于当时凡胜任“大夫”职位的官吏，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就是遇到丧事，能够撰写诔文。
    那么，何谓诔呢？《释名》一书如此解释：“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所以，诔就是积累逝者生前的德行故事，加以记录和宣扬，臆求光彩照人、永垂不朽。

在夏商之前，类似为了逝者专门用来扬名的完整记录，并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尚且无法考证。于周代伊始，虽然已经有了诔文形式，但还没有普及到“士”这一级别的官员，甚至像平民或地位较低的人，都不能给贵族或高级别的人物作诔，并且小辈也不能给长辈书写诔文。那时候的周天子过世，必须说成是“天以诔之”，并且要到南郊祭祀场地上，专门宣读诔文，并确定谥号，而且这样一种仪式在当时都是异乎寻常的隆重。
    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春秋时鲁庄公（姬同公元前706-前662年鲁国第16任君主）与宋国在鲁国地界的乘丘打仗。在战场上，鲁庄公的车驾倾覆，因此责怪驾车者缺乏男人气概。于是，两名驾车的军士，为了自证勇敢，即刻冲入阵前，搏击而死。事后，鲁庄公悔恨错怪了两名驾车者，并特别为他俩作诔，如同追谥，以示表彰。这一则故事就是明确记载的将诔文应用于“士”阶层的发端。
    另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孔夫子去世后，鲁哀公（姬将公元前?-前468年鲁国第26任君主）曾作诔文道：“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在这其中，“憖遗”所表达的殷切情愫、“呜呼”所倒出的哀叹悲怀，虽算不上诔文中的智慧杰作，却完全符合此种文体的志趣格调。
    再如《列女传·贤明》记载，鲁国柳下惠夫人追忆丈夫的诔文如此：“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其中的哀怜颂扬之情，一概溢于言表，虽说是远近闻名的诔文，但弊在韵文过长。
    进入汉代之后，各种文化成果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继承、恢复和弘大。西汉扬子云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撰写的《元后诔》，虽说闻名遐迩，但辞令太过冗长。班固在《汉书·元后传》中，只采用了《元后诔》的“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一段文字。然而，到了晋代的挚虞，却质疑这就是杨子云的诔文全篇。按说任何用于累述美德、扬名垂世的诔文，怎么可能只有寥寥四句呢？东汉杜笃（公元?-78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人著名学者）因狱中构思诔文，受到光武帝赏赉，进而盛名一时，但像他的《吴汉诔》确实工整优秀，而其他作品却比较平庸。毋庸讳言，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为皇帝赞赏过一篇文章，随后竟然连其他作品都贵如黄金了吧？傅毅（公元？-90年子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辞赋家）才思缜密，写作严谨精致，他的《明帝诔》《北海王诔》等篇，叙述伦次清晰，情节过渡自然。与他们同时代的苏顺（东汉文人生卒年不详字孝山）和崔瑗，好在作品繁简得体，叙述事实如同传记，辞藻、韵律、格调都具备了诔文天资。晋代的潘岳，构思诔文，师承苏顺，犹善于追述悲伤情怀，辞文新颖，倍感亲切，其名声若与苏顺相较，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其他的如崔骃《诔赵》、刘陶（又名伟字子奇颍川颍阴人东汉末年人物）《诔黄》，整体作品不但符合法度，而且行文简明扼要。魏晋时期的曹植，虽享有盛名，但他的诔文，文辞过于繁琐，语势迟缓拖沓，例如《文帝诔》的结尾部分，却用百余言来表白自己，明显远离了该文体的传统意义和根本诉求。
    若论追根溯源，像《诗经·商颂》中《玄鸟》一篇，即是殷代大臣对商王列宗的盛赞，而《诗经·大雅》中《生民》等，则是周朝臣民对祖先美德的颂扬。所以，累述张扬祖宗的功勋美德，原本就是诗人一贯使用的体裁。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表现出来痛心悲哀的怀念情绪和追悼气氛，则需要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如傅毅的《北海王诔》有“白日幽光、雰雾杳冥”句子，用以渲染北海王死后甚至“白天都变得晦暗、云雾更加阴郁”的氛围。像如此情绪化表现，即刻便成了学习榜样，因此后来者的作品，也就愈发生动感人了。
    概括上述诔文的体例制式，大致有这样几个部分：一是摘选逝者的重要言论，二是记录主要的生平事迹，三是颂扬逝者的美德故事，四是表达哀思而结束。其中，论说逝者故事的音容笑貌，务求若隐若现，仿佛就在眼前，至于谈论生者时的令人伤心悲哀，必定都是痛不欲生，恰似裂肺撕心一般。这样一些套路，恰是“诔”作为一种文体，所应达到的创作目的和形式要求。
    那么，何谓碑呢？碑者，埤也；其本意是指“碑”出自“埤”这个字，而“埤”是“增益、增加”的意思。

远在三皇五帝时代，宗族首领或帝王们，为了将祭祀封禅的事情告知苍天大地，便用堆土树石作为信物符号，这就是“碑”的雏形。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曾经在弇山上刻石立木，借以标记所到之处的地点名称，这是古代碑的实用例证。再早一些时候，通常在宗庙大屋门前，左右都立起木柱或石柱，主要用于拴住牲口，并不用于铭刻功绩。后来随着祭祀或随葬方式的转变，人们逐步在那些石柱上刻字留念，同样达到永久保存的目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坟地的石柱或木桩，原本是帮助下放棺材的支架，以后演变成了刻字纪念的墓碑了。
    自东汉之后，方形石碑和圆形碣石，开始大行其道。在书写刻石的文字方面，若论才高八斗，首屈一指者，蔡邕当之无愧。例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因为深谙《尚书》的《尧典》《伊训》等篇章之精髓紧要，故而文体庄重而且雅致；另外，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褒扬适度，哀思恰当，令逝者与生者都当之无愧；再者，像《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人物生平脉络清晰，评说感受无不公允。总之，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不但重点突出，而且简明扼要；在文采上，不仅清晰雅正，而又温润光泽；在情理上，十分婉转流畅，完全没有理屈词穷的破绽，故而堪称巧夺天工，即卓尔不群，又浑然天成。孔融追随蔡邕，在碑文上的收获，尤为突出，他的《卫尉张俭碑铭》《陈碑》，义正辞严，文采飞扬，此等造诣，仅次蔡邕。至于孙绰（公元314-371年字兴公中都人东晋玄言诗人），自恃文采掷地有声，其撰写碑诔而名噪一时，像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太尉庾亮碑》等，繁辞太过，枝蔓太多，颇显芜杂，唯有《桓彝碑》一篇，思路条理，最为得当。
    纵观书写碑文的体例，若论风格，当须具备“史家”才干。其中“序”的部分，类似人物传记，而正文部分，恰如“铭”的韵味。碑文，在陈述美好德行时，需要展示出来风清气正的华贵，而在追忆旷世功勋之中，必须凸显出来艰苦卓绝的壮烈。这就是碑文的根本规制所在。所以说，碑文的实质，源自器物上的刻文习俗，而在内容上，铭文与碑文本来一脉相承。究根溯源，不难看出，是先有了器物上的刻字留念，后有的树碑扬名和诔文垂世。因此，若把单纯用于歌功颂德的碑文，归入铭文范畴，其实并无不可；若把追述逝者的树碑立传，归入诔文范畴，反而更恰如其分。
    总而言之：追宗怀远，有赖于碑诔树立；刻铭颂德，目的在思慕厉行。碑风拂面如心暖，诔情凄切似裂肝。石墨残拓仍光彩，逝者风度已茫然。

【注解】
1、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生于公元前71年，卒于公元13；西汉魏郡元城人，汉元帝刘奭皇后，汉成帝刘骜生母，王莽姑姑。王莽篡汉时，王政君怒将玉玺摔地，致使传国玉玺崩碎一个边角，随后忧愤而亡，与汉元帝刘奭合葬渭陵。
2、杨雄的《元后诔》，在唐时欧阳询《艺文类聚》中采用了34句合计136字，而在南宋人编的《古文苑》中，其全篇总计957字。
3、曹植《文帝诔》最后部分：……咨远臣之眇眇兮，成凶讳以怛惊。心孤绝而靡告兮，纷流涕而交颈。思恩荣以横奔兮，阂阙塞之峣峥。顾衰经以轻举兮，念关防之我婴。欲高飞而遥憩兮，惮天网之远经。遥投骨于山足兮，报恩养于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惧施重而命轻。嗟微躯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几司命之役籍兮，先黄发而陨零。天盖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于我听。独郁伊而莫告兮，追顾景而怜形。奏斯文以写思今，结翰墨以敷诚。呜呼哀哉!
4、蔡邕《郭泰碑》全文：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实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衷。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采综图纬，周流华夏，隨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时缨緌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向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鱗介之宗龟龙也。尔乃潜隐卫门，收朋勤诲，童蒙赖焉，用祛其蔽。州郡闻德，虛己备礼，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举有道，皆以疾辞。将蹈鸿涯之遐跡，绍巢许之绝规，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怀哀悼。靡所冀念，乃相与惟先生之德，以谋不朽之事，殓以为先民既沒，而德音犹存者，亦赖之于见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礼？于是树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其辞曰：于休先生，明德通玄。纯懿淑灵，受之自天。崇壮幽浚，如山如渊。礼乐是悦，《诗》《书》是敦。匪惟抚华，乃寻厥根。宮墙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纯，确乎其操。洋洋缙绅，言观其高。棲迟泌丘，善诱能教。赫赫三事，几行其招。委辞召贡，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慈铭，泽其光耀。嗟尔来世，是则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