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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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无战事》背后藏着的——史上最神秘的特工(三)
■文|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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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
这就是《北平无战事》里小蒋的金融改革。为什么要换钱呢?
一是因为抗日胜利后中国的货币不统一。有中华民国的法定货币(称法币),有东北日本人发行的东北流通券(称伪币),也有汪伪政府发行货币,还有日本人为了搞乱中国经济印的假币。所以统一货币成了当务之急。
二是老蒋感觉大势不妙,想通过印纸票子回收真正的硬通货——黄金、白银、外币。这一点当时还血气方刚蒋经国也不知道,才有了后来的失败。
二是法币超发得太多了,通胀压力太大。当时民国政府的法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1937年的时候100法币可以买两头牛,到了1947年100法币只能买一小块煤,到了1949年100法币只能买一张纸。
可以说币改是非常必要的,想稳定一个国家,就先要稳定经济秩序。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换币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搞不好就会引发经济危机,造成金融体系崩溃。
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我们也看到蒋经国在这方面的多种担心和小心。
这样,冀朝鼎作为国民党政府决策层的主要经济智囊,就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的具体作法当然很难说清,概括地讲就是通过币改,搞乱民国政府的经济体系,使民国政府的金融体系崩溃。
1948年以后,如果说是国民党败在了战场上,不如说是先败在了经济上,经济上的失败是这次世界最大币改——金圆券改革引发的,经济学家冀朝鼎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没出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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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对冀朝鼎在内战中的作为充满愤怒。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门用一节写冀朝鼎,题目是:“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向孔祥熙说:“冀朝鼎可能是共产党。”但孔祥熙说:“我看不像。”陈立夫在回忆录中控诉:“孔(祥熙)、宋(子文)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所指最为重要的“坏主意”就是导致国民党人心尽失的两项政策:一是在沦陷区接收时,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令老百姓吃大亏;二是导致最后国统区金融崩溃的金圆券,国民政府以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让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中上层阶级对国民党的支持化为乌有。
一个政府想抢老百姓的钱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不合实际地超发货币。钱本身没有价值,政府可用自己印的钱抢走老百姓手里的东西,无论多贵都没关系,可以再印。
一个政府的真正权力是发币权。所以老罗斯柴尔德说: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另一种是换币,把原来的货币作废,重新发行新币,通过换率把百姓手里的钱抢走。这种事干的国家不多,两朝鲜都干过。朴槿惠他爹朴正熙,推行军事手段推行新币,在韩华人对换的比率比本国人少三分之一,最后乱局不断,用军事手段镇压,最后自己被杀。
冀朝鼎参与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形成“与民争利”局面,最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这两项政策“失误”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损伤极大,失天下先失民心,国民党的失败首先是经济上的失败,然后才是军事上的失败。
这是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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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冀朝鼎的功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换币也是正确的,只是什么时候换,怎么换的问题。冀朝鼎的功劳更准确地说是抓住了国民党内部官员,特别是利用了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财阀贪财的心理,让金圆券无限地超发。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
到了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
一麻袋钱只能买半麻袋纸,上坟不用烧纸了,直接烧钱就行了。
国民党很快地失去大陆都是金圆券惹的祸。当时毛主席也没有想到这么快,毛主席到西柏坡时还说,我们用八年时间打跑了日本人,我们再用八年的时间打败老蒋。
利用孔、宋,大量超发金元券,搞垮国民经济,产生一面倒的民意,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冀朝鼎这位经济学家特工最大的做贡献。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说他“一人可抵十万大军”的原因。
这样的政策,从短期的影响看,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产生了“民不聊生”的效果。
所以“有些人永远写不到历史里面去”。从革命的角度说,他是好人,从民生的角度说,他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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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也受到过怀疑,如我们前面说的陈立夫说他是共产党,这从生活作风就能看得出来。
据冀朝鼎后来回忆,那时重庆官场的风气已经相当腐败,以他的“高官”身份如果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就会引起怀疑,“一看就是个共产党”。但他又不能真的腐化,为此特地请示了组织,组织决定还是不要贪污受贿——哪怕是假装的。冀朝鼎当然不能嫖妓、养外室、包二奶,只好想出一个办法,“捧女戏子”——当时重庆有一位当红的京戏坤伶,冀朝鼎每天包几排最好的位子,张扬地到处送票,圈里人都知道他在捧“×老板”,这才“有点像国民党官的样子”。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一方面看他这是为自己脱身,另一方面也是受我党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可以看出《北平无战事》的剧情从很大的程度是从这方面出发的。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因为这一点,当时没人能做到。
1963年夏,冀朝鼎的糖尿病、高血压已很厉害。但他去医院住了不多久,就回来工作。由于他劳累过度,积劳成疾。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196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这消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冀朝鼎同志逝世。消息说,冀朝鼎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主任委员是陈毅。
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仪式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担任主祭。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的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周恩来批示:第一,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周恩来作为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战略性”作用。
这就是冀朝鼎的故事,一位伟大的潜伏者。
他的父亲冀贡泉后来认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而他的弟弟冀朝铸为周恩来总理做了17年的翻译,亲历中国国内以及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变故,并最终成为声名显赫的外交家。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现在还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