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宋金元三国时期的天下大势（三）
2019年第149期||总第413期
宋金元三国时期的天下大势（三）
——以西北汪氏军功集团为视角
王长华
蒙元：雄才大略的英主和高瞻远瞩的文武
和南宋君臣之间的互相猜忌，以及文武大臣之间的相互倾轧相比，蒙元一方，无论是蒙哥大汗，还是之后的忽必烈，他们对待归附后的汪氏集团中的祖孙几代人，则表现出一种充分的信任，不仅言听计从，而且还赐以高官厚爵。这种君臣之间团结一致，上下一心的局面，才使得汪氏集团中的几代人，能够放开手脚，为蒙元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
人们比较金、宋、元这个中国的另一个“三国时期”的历史，则会发现，一个组织的成败兴衰，乃至一段历史的走向，往往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
毛泽东主席评价成吉思汗说：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意思是说，成吉思汗在“武功”方面的建树确实不错，但在“文治”方面却略输一筹，这是非常准确的！但是，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文韬武略方面，和盛世明君唐太宗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早在青年时代，就对中原汉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延访儒士，倾心儒术，“思大有为于天下” 。他对汉文化的接触，是通过一些汉人或汉化的契丹人，包括僧侣、道士、医生及其身边从事翻译工作的通译等来完成的。这些人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禅宗大师海云、子聪、赵璧，以及通过他们推荐被忽必烈招延的王鹗、张德辉、张文谦、窦默、姚枢、魏璠、许国桢等。
海云是山西岚谷宁远人，俗名宋印简，金朝赐号通元广慧大师。蒙古军破宁远，海云被俘，忽必烈对他礼遇有加。他在回答忽必烈“佛法大要”的问题时，谈论的实际上是儒家的等级观念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忽必烈对此大加赞赏。海云受召前往拜见忽必烈时，带去另一位年轻和尚子聪，子聪就是忽必烈时期大名鼎鼎的潜邸谋臣刘秉忠。王鹗是山东东明人，金朝的状元，忽必烈曾请他给自己讲解《孝经》、《尚书》、《周易》等经典及儒家治国方略，并令近侍阔阔、廉希宪、柴祯等人向他学习。张德辉则以金亡为鉴，告诫忽必烈要重视儒士，同时要重视农业生产。张文谦受刘秉忠的推荐，晋见忽必烈，对治理当时中原政务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窦默以医术和理学出名，为忽必烈宣传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之道，忽必烈延请他为真金的老师。姚枢是当时北方的理学大家，他向忽必烈陈二帝三王之道，提出匡救时弊的30条举措和治国平天下的八项主张，深得忽必烈的赏识。
据台湾著名史学家萧启庆的统计，从1244年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开始，到1260年登上汗位止，十多年间忽必烈延揽的各类人才约有60余人，其中主要的才俊之士集结于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受蒙哥之令治理漠南汉地，开府于金莲川（大约在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之地）。其后以金莲川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能够代表当时北中国汉文化成就最高水平的人才中心。
萧启庆根据金莲川幕府人才的学术、言论，进用途径和相互关系，将其划分为邢台集团、正统儒学集团、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源遗士集团、西域人集团和蒙古人集团五大部分。其中西域人和蒙古人中也有汉化程度很高的，如畏兀儿人廉希宪，儒学造诣很深，忽必烈目之为“廉孟子”，他本人也以“受孔子戒”自诩。蒙古人如乃燕，以明习典故获得忽必烈的激赏，被称为“薛禅”；蔑里吉人阔阔，曾拜王鹗为师，学习儒家经典，对汉文化深为倾慕。
金莲川幕府的出现，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的结果，显示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革新派和汉人儒士之间的政治结合已初步完成，也密切了忽必烈和汉地世侯的联系。它为下一步元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为新王朝准备好了各级必需的干部。中统至元间，金莲川幕府集团成员“布列台阁，分任岳牧”，成为忽必烈政权的主要班底。
元代文学家王守诚在《元朝名臣事略·跋》中分析忽必烈的人才观时说：“故世祖之用人，不以异域之臣为疑，亡国之俘为贱，拔于卒伍，聘于韦布（韦带布衣，古指未仕者或平民的寒素服装；借指寒素之士，平民），皆能佐一王之业，辅万世之基，致治之规，上轶隆古，何其宏远哉。”
有学者指出，从蒙古到元朝，是从崇力向崇德升进，从野蛮向文明靠拢，从夷狄向中华进化，即汉化了。元朝就是汉化的伟大成果，从军事暴力集团向道德和文明的方向演进的结果。所谓汉化，就是儒化。忽必烈确立儒学为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展开和完成了这次除旧布新的历史性的大转型。
文化能够返本，政治必然开新，政治儒家化，必然文明化，必有可观效果和成绩。忽必烈尊儒汉化的政治转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启迪作用。
蒙元集团不仅在领导人方面已经胜出金国和南宋，在文臣方面，如金莲川幕府，就网络了当时的一大批人才；而且在任命和信任武将方面，也与南宋和金国迥然不同，这集中体现在对待西北汪氏军功集团方面。
在长达四十余年的蒙元和南宋的战争中，崛起于秦、巩之地，势力范围达二十四府州的汪世显集团，在金亡后，审时度势，归附蒙元军队，父子数代，前赴后继，为蒙元军队南征巴蜀和治理四川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金哀宗正大九年（1231），蒙古军进攻金都汴京，金廷下诏完颜仲德勤王。巩昌便宜总帅完颜仲德率领三千人马勤王东下，临行前，委任汪世显代理便宜总帅之职，并叮嘱他在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务以社稷为念！汪世显深深地被完颜仲德的大义所感动！他流着泪向完颜仲德保证：一定会为朝廷效力! 完颜仲德勤王东下后，汪世显担任后勤保障，将精良充足的军需物资和粮食器械，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金国灭亡后，其余各郡县望风披靡，但汪世显率领巩昌军民，孤城耸立，继续坚守着。金国已经亡国三年，但巩昌一带，凭借着总帅府的军事力量，就像受到长城的护卫一样依然安全如故，使外敌不敢轻易进攻。史载，汪世显仍然奉金朝为正朔，“栅石门，为金守者三世。”（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陇右王汪氏世家勋德录序》）
故国已经覆亡，这么长时间下去也不是办法，为求生路，汪世显一度想归附南宋，为此和南宋四川官员赵彦呐、曹友闻往来密切。尽管宰相郑清之拒绝汪氏归附，但四川方面仍打算接纳汪氏，只是由于蒙古大军突至，四川宋军于是坐视态势发展。
汪世显画像
汪世显的归附，使秦巩等二十四州避免了战火的浩劫，当地百姓保全了身家性命，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中尚能保有家园。军民“始去险就夷，还各城居，官舍民庐皆剪荆棘、斩蓬茅为之，使人父子兄弟得以休养生息。至今西土种族殷繁。”（元·姚燧《牧庵集·卷二十一·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民国时期，漳县人韩世英将汪世显归附蒙古对于当地军民之功德，比同于齐国名相管仲：“陇西吴之珽谓：阴德积诸生民，信矣。夫世显之不死金，犹管仲之不死公子纠。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吾曰：微世显，则巩昌一道千万人祖宗之鬼馁矣。宜乎！流泽余庆，绵绵不绝。不然，彼苍无私，何独爱于汪氏哉！”（韩世英《陇右王汪世显世家》，钞本一册毛装，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
汪世显的归附蒙古，实在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但对于南宋和蒙元来说，所产生的后果却是截然相反的。
对于南宋来说，等于丢失了一堵十分坚固的西北长城。而且，使原本可以成为边疆屏障的汪世显集团，转眼之间成为一股极其强悍的对手；而对于蒙古来说，则兵不血刃，使秦、巩等州二十四处军民尽归其所有。更重要的是，汪氏军团在此后的蒙元南征巴蜀的过程中，充当先锋，屡立战功，为蒙古的统一全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再一次发现，在金、元、宋相互攻伐的“三国”时代，陇右豪强汪世显集团的选择和去向，对于三国的历史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甚至于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对于金国而言，如果听从了完颜仲德的建议，迁都巩昌，依靠秦巩等二十四州的险要地势，再加上兵精粮足，以及汪世显等将领的忠勇善战，也许能够挽回败局，割据西北，然后俟机东山再起，逐鹿中原！但是，由于金朝君昏臣暗，纵然有完颜仲德、汪世显这样的忠勇之士，也无力回天，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这一历史契机！
对于南宋而言，如果得到汪世显这样的地方豪强的归附，朝野上下，团结一心，那么，蒙古大军在秦陇之地，也许就会遭到顽强的抵抗；再加上余玠等著名将领在四川之地的长期经营，这样一来，南宋在西北、西南等地的屏障就会加强，与蒙古的长期对峙局面将会形成。但遗憾的是，当年汪世显提出归附南宋时，南宋四川最高统帅赵彦呐特地上疏宋廷，“为力请数四”，汪世显还与宋将曹友闻过从甚密，还给曹友闻赠送过名马（《宋史·卷四四九·曹友闻传》）。但是，南宋宰相郑清之不从其请，非常可惜地失去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至此，南宋朝野在战略远见、深谋远虑和见识气度方面，就已经输给了蒙元。后来，南宋大臣吴泳认为，蜀破之因，在于四川守将交接汪氏，他说：“四境不治，而交秦、巩；三军不结，而结十八族……卒使北人刈我边陲，突我堂奥。”（南宋·吴泳·《鹤林集·卷二十·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南宋接纳了汪世显的投诚，那么，事情还会像吴泳所说的那样不堪吗？
退一步说，即使汪世显归附了南宋，也积极与蒙古作战，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也未必能够长久。在此之前，就有岳飞被“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的例子。对此，政治学学者、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一语道破了此中的逻辑：“对南宋来说，执意北伐的岳飞，其岳家军已近于私属军队，类于军阀，是必须被剪除的。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岳飞的意图，而是其实力；不能容许任何军阀坐大，这是宋以后帝国的一个基本生存逻辑。”（施展《大宋的幽云十六州》见《读书》杂志2017年第3期）
在岳飞之后，还有余玠治蜀八年，边关无警，但最后还是被朝廷没收家产充公，诏夺资政殿学士职位的令人寒心的例子。因为，赵宋王朝，对于武将的忌惮，是深入到了骨子里的。试想，汪世显就算能够成为南宋王朝的“西北干城”，但他能够幸免岳飞和余玠的命运吗？
反过来，蒙元一方，朝野上下，在军政策略、号令统一和步调一致方面，远远地超过了金国和南宋。
在南征的过程中，蒙古军队显然吸取了一味野蛮杀戮的经验教训，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既剿又抚的方略，这对于减少战争流血，收复人心，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招抚汪世显集团的过程中，阔端皇子手段高明，兵不血刃，就招抚了秦巩等二十四州，而且，他的举措，得到了最高统治者蒙哥大汗的首肯和支持，这与金国和南宋的朝野异心，良谋不用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并且，在以后汪氏军团随蒙古大军征伐南宋的战争中，汪忠臣、汪德臣、汪直臣、汪良臣、汪惟正等人，屡立战功，深得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奖赏，以至于汪氏一族，竟有“三王十国公”，累世显赫，这又与南宋君臣之间的相互猜忌，同僚之间的互相倾轧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汪世显集团的归附蒙元，不仅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还有着更为深远的经济意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认为，蒙元统一后，在恢复商路的过程中，有一条与蒙古用兵形势联系最为紧密的通道，这就是纵贯岷山山脉而与甘、青直接相连的西山道。这是一条循岷江上游而行的道路，又称“岷山古道”。
凭借这条道路的开通，蒙古帝国相继在今甘、青、陕、藏等西部地区建立起一个个的军事基地，使得蜀边阶、沔，陕西凤翔、秦陇平凉、陇右巩昌、礼店文州、六盘山等地皆成屯兵重地。这样，从成都征集的钱粮物资，就可以经西山道穿越草原，输送至陕、甘地区，进而与绿洲丝绸之路相连接。据《元史》记载，在成都被占领十年后，蒙古帝国即将“成都茶”运送到京兆、巩昌，在那里设立专卖机构公开发卖。京兆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潜邸封地，而巩昌则是蒙古帝国设在陇右的重要军事基地。在这两个地方设立成都茶的专卖机构，证明此时产自成都的物资早已成为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陈世松《蒙元四川与丝绸之路》）。
在蒙古军队和南宋帝国长达51年的战争过程中，对蜀用兵具有决定胜负的战略意义。
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战争形势，以及军事地理的需要，蒙军一改过去在大漠草原上纵横驰骋的运动战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成功地运用了堡垒战术，而且卓有成效。致使南宋大臣牟子才哀叹道：“蜀之命脉绝矣！”
这其间，尤以汪世显次子汪德臣在利州（今四川广元）筑城的战略举措具有决定性作用，堪为军事史上的深谋远虑之举。
汪德臣在钓鱼城下被飞石击中
汪德臣字舜辅，在汪世显七位儿子当中排行第二，后被阔端皇太子赐名“田哥”，去世后朝廷赐谥号为“忠烈”。他从小就嗜好学习，很受老师的赏识。汪德臣生性倜傥洒脱不拘，超拔特异，有贤士之气节，汪世显期望他将来有远大之志。十四岁的时候，汪世显归附蒙元。按照惯例，汪德臣成为阔端皇太子的质子，太子对他十分喜爱，就和自己的儿子一样，经常带着他外出游猎。汪德臣的骑射功夫十分了得，经常箭无虚发，太子阔端认为汪德臣是个难得的奇才。
蒙哥即大汗之位后，汪德臣赴京入觐。蒙哥大汗早就非常熟稔汪德臣的名字，见到他非常高兴。汪德臣乘势向大汗陈述了自己对当前战争形势的看法，分析利弊，有头有脑。大汗非常赏识他的精辟见解，全部采纳。
壬子年（1252）春天，汪德臣奉旨筑城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位于嘉陵江上游，是攻取蜀地，运送军需粮草物资的漕运源头。汪德臣一到此地，就修葺城墙，设置官署，任命各级官吏及其僚属，很快就安排就绪。
癸丑年（1253），蒙廷诏命汪德臣在益昌（广元市利州区）筑城，属下各个军事要地的屯垦和戍守事务，都听从他的节制。
当时，忽必烈尚为皇太弟，正准备南征云南大理，路经临洮府时，汪德臣和兄长汪忠臣前往觐见，向他建议治理益昌的方略，请求免去当地百姓的徭役、赋税。因为从关中和陇右向蒙宋前线运送粮草，蜀道艰险，颇为困难，因此建议大军就地屯田，多做贮备，以此作为长久之计。忽必烈全部听从了汪德臣的建议，立即命令设置行部于巩昌，设漕运司于沔州（即略阳），印制纸币，给商人发放盐引，利用他们为大军运送粮草物资，以做军需储备。
益昌号称蜀地咽喉，汪德臣经营之初，百废待兴，外援也根本指望不上，可谓在宋军的包围之下建立起了城防要塞。这是由于蜀人平素慑于汪德臣的声威，十分忌惮。虽然益昌就在剑门、阆中附近各州的环视之下，但宋军却不敢冒然出城干扰，眼睁睁地看着汪德臣在短期内就修筑起了益昌城池。
这是一个极富战略远见的军事策略，等于从根本上扼住了宋朝守蜀军队的喉咙。
益昌地当剑门孔道，其地南通巴蜀，北接秦凤，东连梁洋，西控羌戎，为全蜀北面之门户。早在汪德臣决定修筑益昌城之前，有远见的南宋大臣就看到了益昌的战略重要性。
当汪德臣修筑利州的消息传到南宋都城临安，大臣牟子才悲叹道：“益昌今为汪酋（或为虏）所城，则亡形具而人寒心矣。”
为配合汪德臣在利州筑益昌新城，建立川北军事据点，忽必烈奏请蒙哥大汗批准，在京兆（今陕西西安）设立从宜府，专门负责为四川前线调集转运军粮。从宜使由忽必烈选派善理财赋的藩府侍臣李德辉及孛得乃担任。李德辉还辟用原真州总管高逸民为助手。汪德臣“宿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规进取”的数万之师，皆“仰哺”于从宜府（《元史》卷一六三《李德辉传》）。
此后，汪世显的四儿子、汪德臣之弟汪良臣，攻克重庆，逼降钓鱼城，为蒙元的统一立下了不世之功。
宋金元三国历史的启示
纵观中国历史，曾经多次出现三国鼎立的时代。如魏蜀吴时期，辽夏金时期，宋金元时期，等等。
而在宋金元时期，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对于弱势者的联合这一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策略，却屡次犯了同样的错误，终致国家覆亡，其历史教训非常值得后人吸取！
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情势，是时刻变化着的，千万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南宋对于金，确实有着“靖康耻，犹未雪”的历史遗恨，但对于金的主动修好，南宋却拘泥于狭隘的复仇主义情绪，置之而不顾，联蒙灭金。谁知，金亡后，唇亡齿寒的历史悲剧，又一次在南宋再演！
纵观世界历史，无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多元，但归结起来，无非还是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无论处在多么复杂多变的国际情势之下，弱者的联盟，还是一种比较明智的策略。而强国如果处理不好国际关系和国内矛盾，也会使其实力迅速得到削弱，即国际关系也符合辩证法的规则。
如蒙元统一后，除了开国之君忽必烈认识到了汉文化对于帝国统一的重大作用之外，其他帝王就远远没有那么重视。
旅美华裔史学家何炳棣在比较了满清和蒙元的汉化程度之后指出，满族统治了中国268年，而元朝统治中国只有89年。清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地征服王朝。而它成功的关键无疑在于早期满族统治者制定了彻底系统性汉化的政策。清代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研究文化吸收的复杂进程的个案，它塑造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内在力量的认知。满洲帝国宗室、贵族与官员系统性汉化可由如下事实证明：从立国起，就完全吸收了明代的政府制度，再辅以少数满族的理性的改进与制度创新。
而蒙元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也是其迅速走向衰亡的深层次原因。
南宋被蒙古灭亡的负面结果，是加强了元朝统治集团迷信武力，在迷信武力的观念推动下，忽必烈在执政三十二年时期里，不间断的对外穷兵黩武。蒙古上层集团由于沉湎在对南宋的军事胜利上，看不见从南宋一灭亡开始，他们的王朝就走向了衰落之路。这在军事上已经现出端倪。事实上，元平定中国本部以后，其对外军事征讨行动并不顺利，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在政治上，则阻碍了从传统落后的游牧军事酋长制度向更高一级精致化的农耕文明制度的转化。这两者都反过来说明了，平定中国本部的军事行动，耗尽了这个游牧文明的内在创造性活力与资源（愚人《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
无论是金国，南宋，还是蒙元，这一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值得后人汲取！
（全文完）
王长华，甘肃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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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签：魏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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