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一朝,为啥不见宁远县志记录有进士?且听童先生给您慢慢道来……

也说宁远蒙元进士之谜

——探寻湖南历史文化名城宁远古城文明笔记

童一飞

在宁远文庙细心读过《历代宁远进士名录》的人或许会发现:被称为“舜帝过化之所”的宁远县,自唐代出了“开湘状元”李郃(公元828年)之后,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为止的一千多年间,共有记档进士67名,其中状元2名,可谓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但唯独蒙元政权治下的近一百年时间里,进士榜是空白的;而在此之前的南北两宋时期,宁远出过40多名进士!为什么会出现从“文星璀璨”到“暗淡无光”的百年孤独呢?笔者带着这个疑问,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揭开了“宁远蒙元时期无进士”的谜局一角。

图1:宁远文庙内的《宁远历代进士名录》(未完全收录)

(一)蒙元进士有迹寻

功夫不负有心人,笔者翻阅历代地方志时,在明万历二十二年(1596年)编撰的《宁远县志》残本第十三卷之六抄录档里,查到了这样一段记载:

图2:明万历二十二年编撰的《宁远县志》残本第十三卷之六抄录本

元旧不用汉人、南人。皇庆间乃有制举士生,其时,中式者亦未尝乏人焉!但兵燹之余,仅存于碑记者,不过数人而已:

周检仕 历桂阳州军州事 见白鹤观碑

刘子高 见墓碑

周必发 连白二州刺史之裔 见白鹤观碑

李  雪 任大理寺评事

胡元设科取士,而诸公发身科第者亦多。然,皆不甚显用也!盖其所任郡县监司正官,皆蒙古人故也!

虽然相关文字不足150字,但已很清晰地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元朝统治的九十余年间,宁远科举中式者“未尝乏人”,而且“诸公发身科第者亦多”,实际数量可能大于碑记数;其中应有进士出身者,只是由于元末兵燹之故,多湮没于时局,无法尽收本册!而以上收录的四人均非显宦(终极官职多为七品至五品),皆因胡元政权之职官制度压制使然!

(二)读书追史觅根由

那为什么从明万历年间之后的《宁远县志》,再也没有提到过元代的宁远进士呢?笔者带着这个谜题,查阅了与元代相关的史料,详读了《元代进士研究》(桂栖鹏著)、《元朝进士集证》(沈仁国著)等国内关于元代科举制度的著作,从中发现了一些端倪:

图3:国内关于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的权威著作

一是蒙元实施科举取士的时间不长。由于元政权对科举制长期废而不举,自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1271年)始,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颁布行科举的诏书,又拖到延祐二年(1315年)才正式开科取士。在蒙元建国的一百年里,政府实行野蛮的种族歧视政策,将全国人口划分为四等:以一、二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贵族子弟,可以入宿卫而授官勋爵,吏治腐败不堪;而全国的读书人,尤其是被列为三、四等人的汉人和南人知识分子,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根本没有机会通过科举之路晋身做官。其中,就包括了大量被列为四等南人的宁远优秀学子被埋没和遗失在“荒野”。

二是蒙元录取的进士数量有限。自元仁宗始行三年一举的科举制,推行过程中又于元顺帝后至至元元年(1335年)被中缀,停废两科,至后至元六年(1340年)才得到恢复,此后行至元亡(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朝)。前后实际行科举仅有48年的时间,此间共开科16次,录取进士约1200人左右,每科通常录取不足百人,且按取一半蒙古人、色目人,另取一半汉人、南人,限定了录取比例和录取指标。纵观整个元朝,汉人和南人考中进士者满打满算也难凑足600人。与唐、宋、明、清科举制的盛况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在现已确认的元进士名单中,包括蒙古、色目人在内约200人;虽可从中查到数名现属于湖南籍的湖广进士,但前面所提到的四名宁远“进士”并无一人在其中。

三是蒙元政府不善以文治国所至。蒙元统治期间,中央到地方选官都极注重“根脚”,尤其是地方行政主官达鲁花赤(蒙古语为“总监官”、“总裁”或“制衡者”之意)几乎全部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汉人和南人只能充任副职,即使发身科举者也大多被压制而没有实权。非科第出身的吏员构成了元代职官的主体,导致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普遍素质低下,“刀笔以簿书期会为务,不知政体”,甚至“不识字,不能书算”。汉人的“文官治国”理念几成摆设!可以想见:一个由文盲和半文盲主持的政府,对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这等国家大事,自然不会去用心用力,修史记档的事情也就更加无人问津了。如此一来,便导致迄今为止,即使翻遍元代的史料,也仅能看到元统元年(1333年)和至正十一年(1351年)两科的元代进士录。其中,汉人和南人进士被史学界确认的仅有百人左右,其它各科进士录皆已失传!

(三)破解谜题待后人

我们知道,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国家都是以某地出过多少科举士子作为衡量其人才竞争力的标尺的。宁远县的科举出仕从唐宋时期的顶峰到元代的“断崖式”下跌,号称“舜帝过化地”的宁远古文明从此走进百年大衰落!除以上所讲的宏观原因外,大体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微观因素:

一是元末兵乱民变蜂起,官方无心修史记档(甚至毁档)。由于元朝统治体系的巨大缺陷,自中期开科取士三十余年后,全国各地便陷入了民族叛乱暴发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央政府刚刚唤醒的“科举取士”与“文人治国”理念,被纷乱的局势所扰,发展受到牵制。地方政府也忙于调兵弹压、抱薪救火,修史记档工作被遗忘或根本无暇顾及,当时受元人治下的宁远政府也没能例外。史料显示: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宁远就发生了农民起义,元人弃城北逃,义军首领李文卿遂接管县政达八年之久。元人弃守宁远时,是否焚毁档案不得而知!但从旧史志记载的李文卿执政期间曾进行全县人口统计,其资料被后起之明朝政府所用的事例来看,元人事先毁掉(或带走)了户籍文件及重要档案(包括选举人才的档案),不给其留下有用的执政资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二是明代记载不够严谨,后世史官不敢采信。元代的官制与唐、宋、明时期的汉人主体官制有很大区别。万历年间编修《宁远县志》残本所记之周检士、周必发、李雪的生前官职,不仅没有籍贯、乡试中举时间、登第何榜进士等有效信息,而且所任官职也无一例可与元代官制相对应,反而与宋、明两代的官制相近:如所描述的周检士、周必发是宋代的五品职官,李雪是明代的七品职官,使这段记载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况且,以白鹤观这种民间宗教场所碑刻上记载的两个多世纪前的人物为据,极有可能是后世口耳相传或推测的产物,真伪莫辨,难免失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明代以后,民间有把乡试中举后可进京会试的举人叫“乡贡进士”的习惯,常与被朝廷正式录取的进士相混淆;且朝廷对中式的举人也是可以授官的,只是起点官阶很低而且擢升速度较进士要慢一些!再加之,明政府一贯视元政权为“挞虏”而非中华正统,少有人去厘清其中事实。年深久远后更加无法弄清真相,以致宁远元代究竟出了多少进士?以上四位是否皆在其中?最终成为悬疑谜案,无法载入史册!

三是明清县城屡遭浩劫,珠丝马迹灰飞烟灭。宁远县城自北宋开国后不久便成为全县治所,作为长期执掌“周回千里之延唐圣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往县府机关的文赎和存档资料,经宋、元、明、清,尤其是后三朝六百余年积累,不说堆积如山,至少可以从中找到些关于元代“职官”、“选举”、“名人艺文”的蛛丝马迹,但是我们很遗憾地没有看到这种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元末兵乱外,还有可能与此后县城遭遇的数次兵燹与大劫有关:①是明正德六年(1511年)苗民反叛,攻破宁远县城,与守城官兵巷战,焚毁千户所,杀死县千户方锐父子;②是明嘉靖年间和清晚期,县城分别发生两次烧毁千间以上房屋的大火灾,包括当时已成规模的文庙和县衙都未能幸免;③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农军陈光保破城,在城中几度焚房杀戮,县衙被烧。原来可能在县机关里留存的与元代有关的档案(包括应该完整的万历版《宁远县志》),均有可能在这几次劫难中毁于一旦。

综上所述,宁远的元代进士之谜,不仅是本县的“文明之殇”,亦是国史之痛矣!作为全国史学界正在努力追寻和探究之课题的一部分,更有我辈参与解惑的使命和责任。相信总有破解之日,但需一代甚至几代宁远儿女的共同努力,才能换得这一天的到来!

图4:清乾隆年间的宁远古城与疆域全境图(上南下北)

成稿于2019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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