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修女梦，宁沪双城故事，一位年近九旬女教友的青年时代
历史是一方镜鉴，可以明是非；
历史是一架天平，可以知得失，
历史是一座宝库，可以启智慧。
——献给喜欢历史、善于思考的朋友。
破碎的修女梦，宁沪双城故事，一位年近九旬热心女教友的青年时代。
资料提供与讲述者:王佩玲。 整理:孙继生。
王佩玲，原名王佩贤，女，1931年生于南京，1948年皈依天主教，后定志发愿成为天主教女修会献堂会备修生，并就读于南京明德女中、上海浦东唐墓桥达义公学，在徐家汇圣母献堂会修院学习。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不但击碎了她的修女梦，还给她带来了牢狱之灾……
青年时代的王佩玲女士
一，老家在南京市南门外湖熟镇俞盖村
我的老家在南京市南门外湖熟镇，我于1931年生于俞盖村。祖上信奉的是佛教，祖母食长斋，姑妈是带发修行，因为我父親在陕西咸阳行中医，而且还小有名气，所以在我三岁时我父亲就和祖母姑妈去西安庙里安身。
湖熟镇，是江苏省重点镇，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南部。
在1937年（那时我6岁），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危在旦夕，适龄姑娘都赶快结婚，我姐姐正好18岁，也赶快与婆家商量好结婚的日子。
图为向南京侵犯的日军
可就在结婚那天，姐姐刚上花轿不久，日寇就已经杀到南京，轿夫们看到远处鬼子亮闪闪的刺刀，扔下轿子全跑了，姐姐也把婚衣一脱跑到地洞里躲起来。
因为形势所迫，我母亲在我9岁的时候，按照姑妈的安排，带着哥哥和妹妹到父親那里去了，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只能带了大的小的，留下中间的我一个人在南京孤苦难挨。
我姑妈决意要我像她一样皈依佛门，还为我找好了一个师父，这个师父本来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大小姐，幼年经常生病，家人替她算命，说她是出家的命，所以就在南京郊外庙里削发为尼。后来我便在南京东山附近的水银庵度过了几年难忘难熬的时光。
二，母亲在西安接触天主教信仰
西安五星街教堂全名为圣方济各主教座堂,是天主教西安总教区的总堂及主教府。母亲在此接受天主教信仰。
但天有不测风云，后来我父親突然生病去世了，母亲她们在西安举目无亲，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这时候她们的一个邻居给了她们及时的帮助，并且向她们介绍天主教的信仰，没想到母亲对天主教感觉挺好，还和她一起参加教会活动加深了印象。
母亲后来回到南京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信仰问题，也参加教会组织的教理学习，我逐渐对天主教有了进一步了解，对归向天主充满了希望。
南京石鼓路天主堂建成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北伐战争中该堂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由国民政府拨款重修。1930年代以后，这里一直是天主教南京教区的主教座堂。
三，我和妹妹都上了石鼓路教会小学
1948年，我的母亲代带着我和妹妹，进入南京石鼓路天主教堂女子部找沈老修女谈话，后就收留我和修女们住一起，我刚信教时候，南京有五位修女:沈玉宝，周荣，胡品，陸秀英，陸丽贞。老修女还领我们到教堂，在神父住处見到龔世荣神父。
1939年时的龚士荣神父
龚士荣神父，1938年获神学硕士学位；同年6月，晋升司铎(神父)，隶南京教区，1939年先入司铎书院主修中国文学，继转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45年夏毕业，遄返南京。抗战胜利，任无锡原道中学校长。1947年，调南京教区天主教学校视导。
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妹妹都上了石鼓路小学，接受正规教育。石鼓路教堂有女子部，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还可以学习裁剪、缝纫等手工制作技艺。
南京的修女们热情、善良、有爱心，她们都对我很好，特别是陸丽贞修女，她对我特别关爱，我们的感情也特别好，她对我生活的小事也处处关心，比如解放前穿祺袍，长衫，解放初开始穿列宁装裙子，因为她哥哥是老裁缝，所以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很早就穿上了。我上小学时修女们都帮助我补习课程，所以我能以连跳二级的好成绩提前小学毕业。
1949年时的王佩玲
四，我正式成为献堂会的备修生
修女们都说我是一个当修女的好苗子。其实由于和修女们长时间在一起，我也为她们的奉献精神所感动，真心希望我也能像她们一样，为爱天主爱人为教会全身心投入去服务他人。
有一天沈老修女问我，你还愿意当修女呀？我隨口就回答，我愿意。老修女很开心，我之所以这么爽快，是因为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沈修女隨即拿了一张纸，提示我画一条水牛，水牛是肯吃苦肯受累默默奉献的意思。
然后让我再写一份申请报告。我画的水牛不是太好看，修女替我修改一下，随后带着我去見龚世荣神父，神父很喜欢，当时就批准了。之后我就正式成为献堂会的备修生。
南京石鼓路教堂
过去南京石鼓路对面就是女子部，和修女们基本上就是在一起的，那里有缝纫组做童装衣服的，还有学要理的，上学时在教堂一边神父在晒台上就能看到我们学校的大操场。
其中有一位姓杨的小女孩叫楊桂琴，每到星期六她家来人接她回家。她母亲每次看到女儿，都是问小辮子是谁替你扎的？衣服谁给你洗的？女儿说是王佩玲。后来她母亲就动脑子想找我做她儿媳妇。有一天她母亲便带了四样礼品到女子部找沈老修女谈了，老修女回答:这恐怕不行，因为她立志要做修女。最后楊母很遗憾，说不能从天主那里抢人。
但杨母还是执意送我一块衣料，还是陸修女替我收了并请她哥哥帮我做了一件衣服。没有过多久，我们就去上海了。我将小女孩轉托给别人邦助她，1958年3月6日出狱后我回宁看沈老修女时，沈老修女提到楊家还在等你呢！
比利时籍神父裴效远
当时他就在南京教堂服务，是我备修时的指导神师，是一个非常通中國情、和蔼可亲的神父。
裴神父来华时，有几位贞女是助产师，住在南京南园。解放前有人借难产為名请贞女去助产，因為是深夜，怕打犹别的姐妹休息，就独自一人跟隨去了，结果彼人害死了。当时在石鼓路女子部有一贺姐姐告诉我的，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五，顺利进入明德女中
1950年，明德女中（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创立了一所新式教会学校）校长免费送给我们天主教8个名额，教会选派我参加考试，我很珍惜这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用心学习认真准备备考，结果还算理想考了第六名（一个班就是几十个人），顺利进入明德女中。

明德女中是当时南京最好的中学，有许多国民党高官的子弟就读，如声名显赫的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陈果夫，其女儿都曾在明德读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书，国军总参谋长顾祝同的女儿也曾在明德女中。
明德女中原有教学楼、宿舍楼、图书馆、礼堂等建筑。其中最典型的一幢教学楼建于1912年，高三层，2002年夏，该楼被拆毁。在明德女中只读了一年，就转学到了上海浦东唐墓桥达义中学。
六，来到上海浦东唐墓桥
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另外两个是陈玉贞、陈玉英，她们是叔伯姐妹，是句容天主教堂袁神父派来的，跟我一起去上海的备修生）高高兴兴拿着赵鸿声神父的介绍信，来到上海浦东唐墓桥。
赵鸿声神父
赵鴻声神父，圣名多明我，1918年出生于张家港公教家庭，后由已故朱开敏主教推荐，进入上海徐家汇大修院，1948年由时任纽约总主教史培尔曼祝圣为神父，并曾出任南京教区主教公暑本堂。
拯亡会在光绪二十四年，在川沙唐墓桥（今唐镇）办达尼公学，后为达义中小学。
达义公学为浦东最早的教会学校。公学的学生大多来自上海市区及川、南、奉地区的天主教徒家庭，以寄宿为主。公学分男女二校，男校曾由主母会中国籍修士管理，女校后由献堂会修女管理。
达义公学师生留影
七，到徐家汇圣母献堂会修院学习
1953年中学毕业后，我们满怀对修道生活的憧憬和对奉献教会的期望来到徐家汇圣母献堂会修院学习。那时候心理还幼稚的我们不知道，一场暴风骤雨正在来临。
徐家汇圣母院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201号，为拯亡会和献堂会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院附近所办的修道院及其附属机构的总称。
拯亡会和献堂会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院附近所办的修道院及其附属机构
经三年备修，1955年正式进入初学院。备修初学者，须再经过两年的宗教业务学习及一年的初试（实习），经过考核成绩及格的，宣誓后成为献堂会修女，方能戴圣牌（入会），并被派往各堂区服务。
献堂会全称圣母献堂会，为一天主教女修会。献堂会的修女是传教士的最得力的助手，从事教导女生、讲解教理、接待女教友等工作。她们既有文化知识，又有品德操守，对于传教、教学、医疗、家务等工作，总是热情主动，做得有条有理。该会修女不称“姆姆”，称“先生”。1932年她们的人数已达272人，分散在5个代牧区，103个堂口。会内设“总领袖”1人，直接听命于教区主教。1951年由王达任总领袖。
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老明信片
八，山雨欲来风满楼
1954年总领袖叫我回家探亲，我的母亲还要我留个影，别人都没有探亲，唯我一人，因为当时形势严峻，总领袖这样做可能含有深意。
母亲对我说，现在你哥哥在常州，你应该到那里和他见上一面，在正式成为修女之前向哥哥打个招呼，也算是告别。
哥哥本来一直在西安学校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后来解放战争时期起义参加了解放军。复员之前正在常州康复医院疗养。我按信里地址到常州后，和哥哥见了面，他让我先住进一家宾馆，约好第二天见面详谈，第二天早上哥哥来了，吃过早餐来到公园的一处茶馆坐下，服务员泡茶送上。
哥哥的态度很严厉，对我说：我早就对你说不要再呆在那里面了，国家的形势你也不了解，这样要吃苦的，对你没有好处，你就是不听。哥哥对我谈了许多国家的严峻状况，也讲了很多道理对我苦口婆心的规劝，还举了很多他见到的实例，让我马上离开徐家汇。
我听他说了那么多一声不吭，我也明白他为我担心，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终于没有等到正式成为献堂会修女宣誓的那一天，一场政治风暴大网已经全面铺开。在政治运动面前，我们这些女孩的修女梦是如此的脆弱，我们的憧憬与期望戛然而止。
入狱前的王佩玲
九，不由分说便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转到提篮桥监狱
1955年9月8日，龚主教为我们主持弥撒，大家都很开心，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休息时，突然人声嘈杂，有人就喊大家到大饭堂集合，市里干部有重要讲话，必须全部参加。
点过名后，再点我们三个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王培贞到前面，不由分说便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开往徐汇区分局。下车后，全部押到一个屋里面壁站立，这里可能是一个暂时的集中地，里面穿黑袍的神父修士和穿黑长裙的修女一大片。
不多时以后又被押上车转到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是一座著名的监狱，因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提篮桥监狱南面的正门位于虹口区长阳路（原名华德路）147号，北面的围墙紧邻昆明路，西侧是舟山路，东面靠近保定路。
因为早有做奉献与牺牲的心理准备，大家并不恐惧，不久判决书就下来了，陈玉贞被判十五年，陈玉英和我被判七年，刑期长的陈玉贞到外地乡下劳动改造，我和陈玉英留原地劳动改造。
多年后我们才知道:1955年9月8日晚上，经过精心的准备，在天主教中国教区最核心的地区上海展开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等183人被捕。
《上海公安志》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是这样的：上海解放后，龚品梅纠集天主教内一批反动神职人员，组成反革命集团，根据美国和罗马教廷的指示，利用控制的教会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以策应美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由于龚品梅把持了天主教上海教区的领导权，因此，摧毁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上海镇压反革命斗争和宗教界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周密部署，1955年9月8日晚，全市统一行动，依法逮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为首分子和骨干分子183人。
十，被捕的人判决撤销，再行判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又将我们这些因宗教信仰问题被捕的人判决撤销，说是要看认罪态度和表现好坏再行判决。
这一天又和同案犯陈玉英押回马思路分局牢房关押。等到法院提审判决那一天，我们两人被押上车，同戴一付手铐（我是右手她是左手），前面警车开道，马路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我对他们还以微笑。
到了法院，我们被分别提问，他们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为了审查通过就不多说了），再被判两年六个月原地劳动改造。
十一，牢狱生活
以后的一天，我终于在牢房里病倒了，高热惊厥，大汗淋漓。医生看到我的病很重，就报告领导，随时送监狱医院救治，经医生治疗后慢慢好转就出院参加劳动了。当时我们的工作是生产出口日本的产品，一个机器三个人。
正常劳动开始后，我们就在车间里睡地铺，修院给我送来了棉被，当时和我一起劳改的狱友，她们都知道我入狱是因为信教，不是坏人，所以从不打我的小报告。
1956年，对犯人的管理渐渐有些好转，不再过分的严酷苛责，以前从来没有发给一分钱，后来曾经有一个月我竟然拿到了两块钱。不管多少，有总比没有好一点。
十二，出狱以后，入厂当工人
1958年出狱后第二天拍摄的照片
当我在1958年3月6日出狱后回宁到教堂里，只见到沈老修女一人，教堂被南京光学仪器厂占用了，没有看到神父，因为神父们大都去劳动改造。早在1953年，拯亡会会长就已经被驱逐出境。1955年，献堂会也停止活动。1958年，圣母院内大部分修女遭遣散。
残酷无情的现实击碎了我的修女梦！我没有能穿上我憧憬已久的修女服，没有能戴上我期望的入会圣牌，政治的洪流又把我卷回到世俗生活中！
出狱后我先在乡下干农活，在幼儿园作帮工，还做小瓦工，后再到南京机床厂做家属工，度过一段艰苦的日子。
但天主没有抛弃我，成家以后，一个沙发厂招正式工，优先录取有技术特长的工人，我在教会学校学会的裁剪缝纫技术派上用场，被优先录用。
七十年代时的照片
虽然每每因为我过去的信仰缘故遭受歧视，工厂到评级加工资的时候总是因为劳改释放身份被别人挤掉名额，但我知道那是我自己应该背负的十字架，从不抱怨！
十三，改革开放以后
80年代改革开放后，形势有了改变，但是当年南京那些老修女们也都到了古稀暮年，陸秀英后来眼睛渐渐看不清楚，周荣修女是风湿性关节炎生活不能自理，陸丽贞在无夕医院上班，同侄女儿在一起直到2001年去世。
现在这些老修女多数早就去天堂，在养老院里养老只有极少數，很多年轻修女当时都是被迫成过家的。
現在那些当年的老神父，比如那一位比利时籍神父裴效远，当年被驱逐出境，后来又去台湾服务，现在也已经去世多年。
不过，在他晚年时候还和沈老修女和我有书信往来。
比利时籍神父裴效远晚年与王佩玲往来书信手迹
赵鸿声神父，1950年因为历史原因入狱服刑。遭受万般痛苦艰难的境遇，1984年，返回苏卅教区，曾服务于苏州楊家桥天主教堂、太仑车浜天主堂。2011年2月11曰8时50分蒙主恩召，享年94岁。
龔士荣神父
1949年5月去台湾；应“国立”台湾大学之聘，讲授法文、拉丁文。1957年8月，任台中静宜英语专科学校校长。1960年，协助于斌在台湾恢复辅仁大学。1963年，任辅仁大学大学部主任秘书，后任辅仁大学专任教授。
编者后记:
王佩玲大姐晚年幸福，今年已经89岁高龄，身体健康，喜欢体育锻炼，热心堂区服务，子女孝顺，尽享天伦之乐。
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她已经把生死看得很淡，豁达乐观，她总是说“生是主爱死是福，我时刻准备着回到天父那里去。”
其实，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像王大姐这样经历的女性还有很多，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她们坎坷不平的人生也是教会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为她们献上由衷的祝福，希望她们主恩常伴，在主内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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