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澎湃私家历史 澎湃私家历史 2020－12－22

整理丨王婧娅

本文整理自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吴以义教授的讲座“历史中的科学与技术”，文稿经主讲人审定。该讲座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史学史系列讲座第12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主持，与谈人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郑方磊助理教授。吴以义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史研究，中文著作有《库恩》《牛顿》《海客述奇》《溪河溯源》《从哥白尼到牛顿》等。

吴以义教授认为，作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科学不仅为我们带来物质利益，还发展出一整套研究方法，确立了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科学史的任务，不是炫耀科学成果的神奇莫测，也不在歌颂个别科学家的神勇睿智——那只不过是把对鬼神的崇拜改换成对科学的崇拜，其本质的愚昧和非理性则一。科学史最有意义的任务，是把科学精神，即理性的思考和批判的精神，介绍给最广大的受众，把科学概念社会化。

在这场讲座中，吴以义教授通过历史之于科学和科学之于历史这两个方面，讨论科学对于一般历史进程的影响：其一，是通过技术来参与历史，比如说技术革命；其二，是间接地、但更加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具体地说就是科学所崇尚的理性渐渐主导人类思想的进程。

这个题目涉及三件事：历史、科学和技术，它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做科学史的同行，尤其在国内，也有三个来源：一是理工科背景，一是哲学背景，少数是历史背景。今天既然是历史系的讲座，那么我们就多讲点历史的情形。

说技术影响历史进程，我想大家，尤其是在现在高科技时代，一定不会觉得奇怪。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是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对社会和历史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周围所接触到的东西，所碰到的想法、理论，都和产业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包括我们自己，无不是产业革命的结果。在历史研究中，产业革命是一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对于产业革命，我们有两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对产业革命的负面的批评。大家都知道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是1845年发表的，正好是产业革命刚刚完成的时候。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一些人文学者中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产业革命的成功，是以牺牲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代价的，数量巨大的劳动者被逼进了悲惨的境地。另外，产业革命对于环境，对于已有的社会习俗，乃至道德和价值标准，等等，也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产业革命后期，差不多所有人文学者的讨论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产业革命？

历史考察和文学考察的着眼点和传送的信息常常有很大的不同。这儿是一张关于产业革命的表格，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两个主要的指标：面粉和糖。历史学家由此说明产业革命对于改善全社会人群的生活质量的贡献：面粉1880年到1890年增长了29%，1890年到1900年又增长26%，1900年到1910年增长1.6%；而糖差不多一直以60%-50%这样的恒定速度增长。

这张表格告诉我们，全社会的生活品质确实在改善。从我们特别选用的两个指标来看，面粉的增长速度从快到慢，而糖的增长速度比较快，显示了生活从温饱向舒适过渡。当然，那个时候公众并不知道糖吃多了对人并不好，所以吃得很甜，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糖都有点害怕。这样可以得到对产业革命的比较全面的看法。

另外一个可讨论的例子是“走出中世纪”的这一个重大转折。追根究底，这个转折植根于三个技术上的变化：一是三圃制，一是马的使用，一是铁铧犁，说起来都不见得是石破天惊的事，但正是这三个技术上的变化，促成了整个欧洲农作物，尤其是粮食生产增长，对产业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我们讲西洋通史要花好几堂课才能讲完的一个历史时期，但变化的起因实在是技术的变化。我们在讲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的时候，往往更多地留意哲学、神学、社会结构、政治这些方面，但是这儿扮演最根本推动力的是技术的发明和改进。

有时候教世界历史的老师会开这样一个玩笑：考试的时候给学生出个题目说，人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革命是什么？学生往往答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实际上意义最深远的是火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刚刚提到，今天的主题有三个方面，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现在常用的“科技”一词，实际上是“科学”和“技术”两个词的缩写。我们现在往往觉得科学和技术是一回事，实际上并非从来如此。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它们两者并不是孪生兄弟，技术比科学要早出现几十个世纪，在远古时代就有了不少技术发明，而且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是自己独立生长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和科学，与其说是孪生兄弟，不如说是一对夫妻。他们俩小时候并不认识，长大以后才结了婚，变成了一个家庭。早期它们各自独立发展，技术的目的是运用自然力，而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自然；直到今天，主要的技术手段还是实验和试错；科学的手段，则是假说和实验。试错在技术领域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但在科学领域并不如此。从社会功用来说，技术是整个社会生产生活中实际的、看得见的要素，而科学更多的是思想性的，是一种理解和认识的方法。

让我们从产业革命进一步看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产业革命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蒸汽机的使用。蒸汽机的发展经历了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用一个指标，即单位量的煤产出的功，来衡量机器的效率。我们可以看到，瓦特的贡献很大，他把蒸汽机的功效几乎提高了一倍。到1792年，瓦特蒸汽机的改进已经近乎完善，工效达到39。当时很多人研究蒸汽机，研究怎么提高功效，但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有点搞不清楚应该再向什么方向寻求突破。一直到了19世纪初，热力学、工程学这些科学研究出来以后，再过了大约一百年，到了1906年，蒸汽机的改进才又有了大的发展，工效差不多一下子提高了五倍。这是科学通过推进技术改进而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

有的时候，科学的参与并不像在蒸汽机的例子中这样明白易见。更多的情形是科学自身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以后，大家发现它对技术有重大意义，又转向技术。我们再看两个例子。

一个是电学。法拉第对于科普和科学史很感兴趣，他在皇家学会有一个常年的科学史讲座，叫圣诞讲座，他以皇家学会会长之尊，每年必来主持。他所研究的电磁感应，没有人知道这个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在1830年代，大部分人对于纯科学研究到底有什么用，仍旧心存疑虑。有一次他介绍电学研究的时候，有听众问，你讲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这其实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所谓的“纯科学”到底有什么用呢？法拉利当时就反问，刚出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呢？尽管他确信，电和电磁感应这些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前途无可限量，他当时也确实作不出具体的回答。甚至到了几十年后，一位特别重要的物理学家，赫兹，也不能马上答出“有什么用”。赫兹用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但据说他羞于去领奖。因为他想要的，是为人类做一点事情，为人类创造一点有用的东西。证实电磁波的存在，在当时看来，和人类的福祉毫无关系。物理学家只不过是从麦克斯韦方程式导出了一个波动方程，进而推出电磁场的波动性质，而他只不过在实验中证实了这个波的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电磁波的话，这个讲座就无法进行；而手机、电视、电话、收音机、电脑，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整个的社会真会变得无法想象。

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是原子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研究从光谱到量子化，从量子化到波尔的原子模型，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完全是纯科学的事情。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不考虑原子物理学的发展，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就会变得不可理解。原子物理学是20世纪历史发展的少数几个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大家要留意的，是所有这些，最初是从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开始的。

所以我们要想彻底地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的演变，要想彻底地了解一个历史时代，没有科学和技术这个维度的考量，是说不全、说不通的。把历史研究局限在一些军事的或者政治的活动，就没有说到根本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解科学和技术的演进，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因为历史上的重大变动，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有密切联系的。

值得留意的是，历史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是双向的，历史环境对于科学技术也有决定性的影响。达尔文环球航行之所以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说，他要有相当充分的准备，要有造船、工业、远航的知识，要能测定船在海上的位置，等等。同时，我们也很容易注意到，当时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对原料和市场的渴求构成了贝格尔号远航的根本推动力。环球远航并不是一次观光旅行；这艘船是一艘军舰，不是游艇；去南美洲的目的并不是科学考察而是测量南美洲的海岸和探索去南美洲的航路。1836年结束的环球航行和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有着可比的历史时空背景，这次远航是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和工业资本主义对于原料和市场的要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纯科学的角度考察，达尔文进化论还是一个“同时发现”的事例。约略同时，华莱士也同样提出了物种变异“无限偏离原型”的观点，他的理论和达尔文的观点不谋而合。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这个时代，准备好了发展进化观念的条件。如果不是达尔文，也仍旧有人会以类似的形式提出。在19世纪中叶的这个时间节点上，进化论的出现几乎成了历史的必然。科学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中国士人对达尔文的反映还提供了又一个历史-科学相互作用的有趣的论题。第一个介绍进化论的是严复。时当甲午，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严复是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当作一种社会学理论翻译过来的。如果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以当时的发展水准，中国难逃被世界淘汰的命运。他深深地忧虑，中国作为一个弱国，怎么样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让严复对于科学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曾写过两首诗，见于民国初年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洄漩螺艇指潜渊，突兀奇肱上九天。长炮扶摇三百里，更看绿气坠飞鸢”，“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他看到的，是科学帮助了互相残杀、弱肉强食。这两首诗值得大家慢慢玩味。

如果我们把考察的视野再扩大，很容易看出达尔文的理论还涉及如资金、大众对科学发展的认可程度、政府支持、宗教文化等等方面。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从达尔文环球航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19世纪的英国、甚至世界的宽广画面，还可以理解后来达尔文理论被片面理解，变成了一种优势群体的概念，变成了对外扩张的概念，而这些政治经济理论和最早的科学观念确实又有或者隐秘或者直接的联系。

科学本身通常不产生立即可见的物质效益。如果一定要从科学发展中找出两个最重要的转折作为分析的例子，我想大家都能同意的，一个是上文所说的进化论，另一个当然是日心学说。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都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直利益，无关人类的福祉。这是值得深思的：这些大家公认的科学的伟大成就，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

哥白尼的日心学说是一种图景的描述，他告诉我们日月星辰怎样运动，但没有回答它们为什么这样运动。日心图景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凭什么接受哥白尼而抛弃托勒密呢？哥白尼理论提出的时候，碰到了很严重的抵抗。首先就有人拿出《圣经》，其次有人拿出亚里士多德，再次有人拿出常识。也就是说，你说地动，你来看，你脚底下踩的哪一块地方显示了地在动？最后一个不能认同哥白尼的原因，是日心说得不到观察的直接支持。眼见为实。直到今天，仍旧没有人能直接看见地球绕着太阳走。那么哥白尼最后被大家作为“革命”接受，它挑战了什么呢？实际上他挑战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权威，第二件事是常识。按照哥白尼，权威不足信，无论《圣经》的权威也好，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也好，都经不起他理性的推敲。哥白尼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判断标准：它不再是权威，也不再是常识，而是理性。哥白尼的直接继承人伽利略对这一点看得最清楚。他说，按照哥白尼的方法，一个人必须否定自己的感觉。你的感觉是太阳东升西落，你的感觉是地球不动；但事实上，按照哥白尼的方法，这些都是不对的。哥白尼是依靠理智的力量，打破了感官得到的直接印象所加给我们的的局限。这是认识论上的重大改变。以前真理的标准是权威，是常识；现在是理性指导下的实践或实验。在这个意义上说，哥白尼的学说是非常革命性的。哥白尼革命凸显出的问题的焦点不仅仅是，而且主要不是，你相信什么，而是你为什么相信这些难以想象的古怪的学说。

但是，哥白尼没有提出星辰运动和图景的原因。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了一种基本的想法：我们所谓的认识，本质上是对原因的追求。亚里士多德说，所谓认识自然，就是阐发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牛顿所做的，就是要赋予哥白尼一种因果解释，但遭遇了巨大困难，特别是作为原因引入的“力”这一个概念。从《光学》“疑问31”的著名讨论，到他对力的作用机制所做的各种猜想，反反复复，贯穿了他的余生。而且，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牛顿的整个理论是建立在归纳方法上的。他说既然月亮绕地球转，既然木星的卫星绕着木星转，那么照此推论，我们也可以想象，所有的行星都绕太阳转。这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归纳法的外推，在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于是，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牛顿开宗明义，给出四条“推理法则”，把他的做法建筑在一种哲学的基础之上。他说，用归纳方法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反例，如果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它就是正确的。这实在是一条很虚弱的哲学前提。这是牛顿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弱点。牛顿留意到这个问题，他明确说他不想定义力的类别或者物理属性，只想要研究力的量与数学的关系。

黑格尔看出了这个弱点。黑格尔说这应当是在理论的结论部分，而不应该作为理论的前提部分提出的。这本身是用归纳法证归纳法，用部分去证全体，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

我们学文科的同学听到物理理论时，会觉得高深得可怕。实际上，如果你去问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力到底是什么，我猜想他也会遭遇到巨大困难。分析力的量纲，很容易注意到，力不是一个基本量。牛顿力学的基本量是质量、长度、时间，这些都是测量量，但是力不是。原来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物理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追究，我们就碰到了休谟。他的问题，在理论上至今无法回答。我们自然可以问，日心学说也好，进化论也好，我们怎么认定它是对的？再进一步问，这两个理论的正确性的判定，又为我们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什么样的贡献？这个问题最终由马克思做了完美的解答。牛顿理论的正确性的验证，在于基于理性的预期被理性指导下的实践所证实。哈雷提前了四五十年，用牛顿理论计算出某颗彗星的回归，后来这颗彗星果然这他所预期的天区如期出现，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理性的力量。作为一种“纯科学”的日心学说所彰显的理性，最终占据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主导和主流的地位。日心学说也好，进化论也好，给我们打开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方式。当我们面对自然，探索宇宙的奥秘时，我们不再简单地谈论我们相信什么，而是力图说明，我们为什么相信我们的结论。科学由此进入了历史。这种以理性为核心的新的世界观，在接踵而来的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中，表现为历史进程的一个最根本的不可忽略不可须臾或缺的力量。

问答｜吴以义：关于科学史的诸问题

原创 澎湃私家历史 澎湃私家历史 2020－12－22

整理丨王婧娅

本文为讲座结束后的问答环节，篇幅所限，这里选取部分问答与读者分享。

▲《什么是科学史》，吴以义著，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近代，甚至至今仍有人抨击中医不是科学，老师怎么看？

吴以义：这个问题本身涉及对“科学”这个词的定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可以更加广泛地说成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中国科学是怎么发展，等等。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你是在什么意义上定义科学。如果说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你说中国古代有没有？当然有，不仅有，而且很丰富、很精彩。如果你把科学定义为希腊意义的对自然的系统探索，要按照希腊既定的对象、既定的研究方法作评判，那么很显然，古代中国走的不是这个路子。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中国古代的东西拿去和西洋的做强行的对比。这是两个无公度的完全不同的系统，没什么可比的。

我觉得在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明确定义“科学”，不然越讨论越复杂，越说不清。要把讨论的对象、讨论中使用的术语和概念，按照严复说的“界说”，定义清楚，摒弃意义不明语意含混的表述。对中医自自身的和历史的研究也是一样，不能一锅煮，不能以是或者不是简单地回答，要具体分析。记得陈寅恪老先生有句有趣的话：中医有可愈之药，但无可通之理。大概是对他当时的现状的一种描述，不知大家同意不同意。对医学史，说实在的，我知之甚少，当然不敢胡说。有问题的话，最好去问复旦的高晞老师和别的医史专家。我早年写过一篇关于中医的师承传递的文章，这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而且仅此一篇，不敢称之为医学史。

老师怎么看“李约瑟难题”？

吴以义：这个问题和我们刚刚讨论的有相当的相通之处，“难题”本身上文已经说了一些，但没有提到李难题的影响，现在再作补充。首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从正面说起来，李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的知识，展示了古代中国的成就，这些事以前并不为大多数欧美人知晓，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另一方面，李约瑟开始撰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后来事情会变得这么复杂，所以他在使用“科学”这个词时，并未作清楚的定义。现在看来，他所谓的科学，就是关于自然的知识。

如果借用库恩的术语，中国古代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为一端，和西洋的做法为另一端，在结构内容方法和哲学基础历史流源上，可以看作是两个无公度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知识体系是不可比的。有了这个理论结构判定标准，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他们两者强行对比，没有必要一定说上海就是中国的纽约，上海有上海的城市治理理念，历史沉淀，审美习惯，价值标准，上海和纽约根本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起来，李约瑟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吸引到了一种“枚举和对比”的方向。

前些年席文出了一本书——《11世纪中国的医疗照顾》，他尝试了另一个方向。他说要研究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的知识、对于自然的研究，或者广义地说中国古代的科学，一定要放在整个的社会历史的背景上去做。他的书也是努力这么做的。我觉得这个方向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但非常困难。这是席文25年来一直关注研究的方向，但要想突破非常困难。

老师说自然界本身有规律，规律可以被认识，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信条。这个信条与“基督教的上帝有两本书，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的信仰有什么关联？从两本书的信仰到自然界本身有规律，规律可以被认识信条，他们大致的演变关系是怎么样？如何看待17世纪几何学和新科学的发现，对于西欧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以及对后来出现的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影响？在17世纪，科学和宗教在何种程度上是相容的？

吴以义：基督教的创世说和自然界的联系非常密切，所以基督教对早期的天文研究有直接的影响。基督教说宇宙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是上帝向人展示他的智慧和大能的一个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就先验地假设了宇宙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这一假设使得后来科学发展所要求的“规律和这个规律的可认识性”这个前提有了一个先验的基础。它倒也不一定就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上，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当然地觉得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人想到说宇宙是没有规律的，或者这个规律是人所无法知晓的。这就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约定，就好像说一个人一天吃三顿饭，这个还怎么讨论法？没有人问为什么是三顿，为什么不是四顿也不是两顿。从历史上看，基督教的这个教义，为科学后来的发展，为“宇宙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一信念，做了文化铺垫，这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督教又比较严厉或者说比较僵化地，坚持他们想象当中的图景，在很长的时间里，扮演了反智反科学、非理性的丑角。

我们中国古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迥然不同于西洋。我们认为，宇宙和自然界有没有规律很难说，我们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规律本身也是人所没有办法窥测的。这一态度或者可以简化地叫做理性的不可知论。我们视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宋代，特别是11世纪，是一个值得留意的例子。从1006年的新星，到1054年的超新星，还有二十年代流星雨，还有彗星，等等，天象异常，层出不穷。宋代又正好是一个文风很盛的时代，人人发声，各抒己见，放言高论，解释驳难，一时洋洋大观。今晚时间有限，这个讨论的细节我就不重复了。宋代党争这么厉害，各人思想倾向认知背景可以绝不相同，但绝大多数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反对沉溺于天道，而更加注意人治。他们一致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天的变化上，这儿没有扎实的基础，而应该放在切实的目标明确的人的努力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很粗糙地说，不怕被大家批判的话，我想宋代思想家和学者对于自然的研究是站在人文立场上的，而西洋对人文的研究是站在自然立场上。这两个迥然不同的探究方式和研究的取向，造成了深刻的差别。

理论和器物，如热力学定律和蒸汽机，是什么关系？

吴以义：蒸汽机早年发展的历史很曲折，但是前半段过程当中，参与其事的技师工匠都不知道热力学的理论分析，而是在试，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试错过程。瓦特确实不太勤快，但是瓦特的改善和市场关系非常密切。瓦特后面有一个人叫马修布尔顿，是个优秀的企业家，紧盯市场，不断推着瓦特做这个做那个，完成了蒸汽机的早期的几个重大革新。

但倒过来，到底要向哪个方向改，可以改到什么程度，用什么东西去衡量它的改进，所有这些涉及理论的问题，瓦特也好布尔顿也好，还都是比较模糊的。直到卡诺的细致到研究，对热机本身的理论分析，指明了蒸汽机改进的方向，知道改进的极限，知道了效率总是小于1。这些理论实际上指导了后来整个热机领域的发展。但这个理论整个很复杂，并且时间跨度也很大，从最早的蒸汽机的出现到卡诺的工作，差不多要100年。这是理论晚于技术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但是理论提出以后，蒸汽机的改进就不再仅仅是试错，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效果也比较明显。

老师是不是持某种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这种技术决定论和其他的历史决定论，比如经济决定论有什么区别？历史研究有因果关系吗？历史学是科学吗？老师是怎么看待科技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倾向？我们现在科学史所描述的科学发展的进程是否存在用现代科学的语境来回头重构古典科学的状况？

吴以义：我们刚刚说技术决定论，实际上还有历史决定论、地理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我觉得所有这些历史理论本身都没错，错在“决定”二字。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非常多的因素在起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作为“决定”的因素，否则很难把事情讲清楚。不要说历史这么复杂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很难说是哪“一个”因素决定了某件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起来，技术，还有政治、地理所有这些因素，包括有些偶然因素，全部都在影响历史的进程。哪一个贡献大，哪一个贡献小，哪一段时间、哪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这个奥妙就在历史学者的权衡度量，历史学者本身并不是去找一个决定的因素。受自然科学中的因果解释模式的影响，做科学史的人常常不知不觉地追求一因一果的关系，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几乎没有出现过。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只不过为了把某个题目所牵涉因素纯净化，常常用一对一的因果关系来回答问题。

多少年前，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要求大家做一个实验去测定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全体学生哈哈大笑，谁也不做，径自写上“9.8米每秒每秒”，结果被老师大批一通：以你们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条件，根本做不出9.8的结果，实际上是要求学生学会如何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历史学者的工作更是如此，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充分考虑衡量各种因素，它们的作用方式、作用时间和相对的贡献大小，而且这些因素是不断变化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有的时候技术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不敢说决定性，但非常大。你说20世纪的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是不是受了大规模杀伤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影响？当然。你说核武器是不是决定的因素，那我不敢说，但你说是不是有重大影响，当然有重大影响。

我想问题在于我们往往企图把历史过程简化。你问我历史是不是科学，根据约定俗成的科学的定义，比照现代自然科学的做法来看，当然不是。首先你不能把历史简化成一个简单的一因一果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同时会注意到，我们所想要寻求的“原因”，实际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逻辑的原因，一种是历史的原因，这两种原因都影响了事物的现状，但这两种原因本身是绝对不相同也不相通的。比如说我把一个东西从高处丢下来，它加速度越来越快，最后撞击地面。加速度本身当然是万有引力的作用，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逻辑的、已经被科学肯定了的原因。但是有些事情你问原因，我并没办法作逻辑的解答。你问我为什么姓吴？我爸姓吴，我爷爷姓吴，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并没有推理的基础。我们在研究过往事物的发展时，特别要同时留意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上海为什么叫上海？这里面并没有逻辑原因，但不是没有原因。上海并非一定要叫上海，但是从历史原因看起来，它就叫这个名字，不可能叫别的名字。当然也可以叫 “申”或叫“沪”，但是为什么是“申”是“沪”，也仍旧必须诉诸历史的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说起来，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有重大差别。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就是，自然科学当中的规范作用是排他性的，在人文当中没有这种排他性的规范存在。这一重要差别常被研究者忽略。其实库恩所谓的规范，在最初提出来的时候，是对自然科学的一个定义，倒过来说也就是有规范的才是自然科学，他并不是说所有的学问都有规范。比方说我们历史研究，你可以从这个方向考虑，也可以从那个方向考虑，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有根本的不同，历史学本身并不存在这种排他性的约束。

研究科学技术史是否需要掌握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作为基础，作为一个纯文科学生，如果自然科学基础不好，如何开展科学史的研究？另一者——理科生，做一般科学的史学研究或特定科学，比如物理学、生物学的史学研究，需要着重注意一些什么方面，以避免变成单纯的史料收集？”

吴以义：先讲文科生补理科。这个事情好像不容易，理科内容这么多，范围这么大，但其实科学史不一定要做这种最高深、最前沿的，比方说文科的同学做达尔文，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看你自己选择，你不一定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你文科毕业，非要做什么量子电动力学的发展，好像确实是强人所难，可是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非要做“量子纠缠发现史”。你可以做17-18世纪的解剖学，做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做宋慈、苏颂。我在《什么是科学史》里介绍了很多杰出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对于理工科专门知识并没有太多太严格的要求，或者说经过一些补课可以达到。对于有中学理科学科所要求的知识背景的同学，去做早期化学史，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面对早期化学史，说实在的，一个化学系的同学和一个文科的同学，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差别并没有大到不可想象。如果你去做达尔文，差别就更没有这么大了。其实我们现在关于达尔文还有很多题目可做，比如维多利亚朝英国的社会经济思潮，达尔文的科研方法，英伦社会对进化论的接受和消化等等。

对理科生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避免理科思维，寻找某个科学上的进展是哪一个因素造成的？上文说到，其实“一个”都不是的，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有偶然，也有必然因素，有主要，也有次要因素，有长时期存在的，也有短时间内突然发力的因素。重要的是避免把历史逻辑化，然后做成一种套式，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对于历史，这就太简单了。希望更多的理科同学参加到科学史研究中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域。

吴以义：历史中的科学与技术

问答｜吴以义：关于科学史的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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