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听】《 太行路》唐代，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
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
人心好恶苦不常，好生毛羽恶生疮。
与君结发未五载，岂期牛女为参商。
古称色衰相弃背，当时美人犹怨悔。
何况如今鸾镜中，妾颜未改君心改。
为君熏衣裳，君闻兰麝不馨香。
为君盛容饰，君看金翠无颜色。
行路难，难重陈。
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
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
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
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
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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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的道路崎岖不平，往往使得行走其间的车子损坏掉，但是和人心比较起来，太行山反而成为平坦的道路了。
巫峡的水能够使行经其间的船只翻覆，但是如果和人心比较起来，巫峡的水反而成了波澜不起的川流了。
人的爱好与厌恶之心反覆不定，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可以喜欢上了天；厌恶这个人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满身都长了疮疤。
和夫君结褵不到五年，突然间，两人就从原本恩爱的牛郎、织女星，成了难以相见的参星和商星。
古人说“色衰爱弛”，当时的美人还觉得很怨恨呢。
更何况是我的容貌还没有改变，夫君的心却早已改变了呢？
为了夫君，我把衣服薰得香喷气四溢，夫君闻到兰麝的香味却不觉得香；
为了夫君，我努力的梳妆打扮，夫君看到我满头的金翠却仍然觉得颜色如土。
人间路实在很难走啊，也很难陈述啊！
生在世间，最好不要生做女儿身，因为身为女人，百年的苦乐都要随人而定。
人间路实在很难走啊，比登山难，比水上行船更危险。
不只人间的夫妻容易有反覆，近代的君臣关系也是如此。
你没看到吗？左边“纳言”，右边“纳史”；早上才承受皇上的恩典，晚上就被皇上赐了死。
人间路实在很难走啊，不在山之高，不在水之深，只在人心反反覆覆之间而已。
注释
太行：山名，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形势险要。
巫峡：长江三峡之一，水急浪高，舟行极险。
安流：平静的水流。
牛女：即牛郎织女。此处借指人心相距很远，水火不容。
鸾镜：梳妆用的镜子。古代西域一个国王有一只鸾鸟，三年不鸣。他的夫人说，鸾见到影就鸣，可以挂起镜子来照它。鸾鸟见到自己的影子，真的悲鸣起来。
盛容饰：着意加以打扮修饰。
无颜色：即无光彩。
陈：陈述。
纳言：隋唐时期门下省长官，是宰相一级的高官。
纳史：应作内史，隋唐时期中书省长官，是宰相一级的高官。
创作背景
这是作于元和四年（813）的《新乐府》中的一首诗。诗人在长安做官，见到不少朝中重臣朝蒙恩宠而夕遭贬谪，深感“伴君如伴虎”，故“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据此有人认为此诗与唐宪宗嫌白居易对他不恭敬，要把诗人赶出翰林学士行列有关。
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