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镇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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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芮

某个星期天的下午四点钟，我坐在从大理去双廊的美式吉普的后座上，对着洱海发呆，思考着我的转型和传统乡镇的转型问题。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中头脑很容易被抽空，路边随处可见的悬铃木、核桃树和北方的形态总是有些微的差异，是我熟悉的树种，可是仿佛被什么力量加工过了，缺少了一些固执的色彩。有些长在水里的树已经被水冲刷成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阳光晴好，天蓝水阔，它们却在污泥的深处忍受无休止的冲击。蓖麻、狼尾草、蒲公英紧紧地挤出地面，旱柳和芦苇一路向海子里漫去，转过一个山角，所有的植物都让位给水葫芦，鲜活绿的水葫芦，死而不僵的赭红色的水葫芦，悄然而冷酷地覆漫着水面，指向远处那些慢慢暗淡下去的村镇。

大城市的边缘和中心部位，从西安到旧金山，从伊斯坦布尔到亚特兰大，总是可以在现代浮华的新鲜城市的转折处看到触目惊心的存在主义建筑群，大多数都是红砖粗粗地堆积而成，不是“阿卡汗奖”所展现的令人着迷的艺术拼配精心设计过的红砖，而是生硬地砖冷漠的黑洞，间或会有一些标语和涂鸦。我常常好奇这样的建筑是否真的是由人建造出来的，是否真的有人住在里面，这样的建筑更加有性格，就像攀附在水中的水葫芦，悄无声息地从城市的角落蔓延出来，仿佛疑案现场新闻镜头无意中捕捉到的嫌犯的脸，冷漠的让人心生寒意。

从前人们所爱的大理、凤凰都成了鼓乐喧天的不夜城。霓虹闪耀，嘈嘈切切，令人目盲耳聋。旧城镇像是被打了强心剂的弗兰克斯坦，连它的设计者都想躲之而不及。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对比和冲突？我的书架上堆满了关于“人性化的城市”“街道美学”等等关键词的著述，书中充满了各种小美好的插图，读过之后我的视觉焦点却常常被城市角落里透露出的隔绝感所吸引，那些萨博朋克的光怪陆离和轰鸣会自动掠过记忆，存留下的尽是些残砖片瓦。建筑师的这种感觉也许就像程序员可以快速检出程序中的“Bug”一样。小时候经常在梦中出现的恐怖场景是巨大的水泥厂，或者是电厂，梦见自己在灰色的厂区跌跌撞撞，找不到来处也找不到去处。被涂鸦过的码头、桥洞、少有人行的隧道总是被水泥灰覆盖，一副《银翼杀手》里的场景。不只是我，现代主义的创造者也一样不希望自己创造的机械美学、功能主义滑入冰冷的漩涡。

奥利维娅·莱恩在《玻璃之墙》里描写艺术家20世纪70年代大卫·沃纳洛维奇的表述“那喊声立刻在我心里激起了共鸣，那种即刻的孤独感，以及那面其他人都无法看见的、呼吸着的玻璃墙”，我仿佛听见那些被遗弃的建筑也有着弗兰肯斯坦同样的呐喊，这种呐喊不是有声音的，像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脑海里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却不敢诉诸他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

在这样城市里，越是人群之中，越是车水马龙，越会觉得孤身一人，但是并不是被隔绝的孤独，而是自我放逐的孤独，在行走中，在临街的咖啡座中，在嘈杂的小餐馆中，仔细地从“由两个相向而行的人擦肩而过时的孤寂所创造出的自我隔绝”的方式品味快感，观察他人、观察喧闹的城市、观察城市中别人不曾留意的地方，冷的、暖的都会激起这份快感，与城市的对话显然比人和人的对话更加轻松和自如，因为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么的特别，无论你如何躲避参与，你也永远无法割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是在那些仿佛一夜之间生长出来的现代城市之中行走，我们总可以意外地停驻在某个旧街的入口，光线从窄巷中传递着细微的暖流，空气中顿时响起了熟悉却不知名字的旧旋律。

面对着“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余音，有没有勇气转过头来，看见灯火阑珊里的悚然暗影？听见所造物的呻吟，有勇气伸出手去拿出马良的针管笔，给它点上点点星光和盈盈笑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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