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每一个人，从普通战士到高级将领都需要以坚忍的意志去忍受困苦，以平静的心境去容纳坎坷。朱良才记忆的深处也嵌下了深深的印记。
朱良才年纪较大，身体也弱，分散隐蔽时没有爬上山尖，被搜山的敌人捉住了。与他同时被捉的还有方强、徐太先等。被抓的人很多，乱哄哄的。敌人得意忘形，松松垮垮地押着他们下山。周围有零星战斗，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他和另外两个人乘隙挣脱绳子跑了。三个人跑向三个方向，敌人一时不知追谁好，稍一犹豫，他们就跑进了树林。朱良才一瘸一拐地走着，忽然前边出现敌人骑兵。平坝开阔地，他跑不能跑，躲无处躲，急出一身冷汗。正在他无计可旋的时候，旁边一群绵羊“咩咩”地叫唤起来。他寻声望去，挥着鞭子的牧羊人正向他招手。“你把羊皮袄翻过穿，快！”牧羊者是位老人，对他说，“你趴在羊群里，爬着跟羊走！”牧羊人挥着鞭子，把羊群赶拢。在一片白色羊群的涌动中，朱良才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骑兵追过来了，询问牧羊人：“喂，看到打散的红军吗？”牧羊人抬起头来恭敬地回答：“老总，刚才有个穿羊皮袄的人，慌慌张张地打那边跑了，不知是不是红军？”马家骑兵朝羊群扫了一眼，便向牧羊人指的“那边”奔驰而去。朱良才从羊群中站起来，走到牧羊人身边，深深一揖，感谢救命之恩。暮色笼罩四野，一片冷硬冰凉。他走进一个破庙，生起一堆篝火。火苗旺旺地烧着，他暖烘烘地烤着，朦朦胧胧。朱良才，1900年9月27日生，湖南郴州汝城人，原名朱性明，字少时，上过初中，当过小学教师。农民运动闹得轰轰烈烈、天翻地覆时，他当了村农民协会副委员长。长沙“马日事变”，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带兵来打郴州的农民赤卫军，把他们抓了，关起来。他们穿的是农民衣衫，谁也不承认是赤卫军，敌人准备放了他们。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政权意识很强，把农民协会的大印藏在身上，被搜了出来，谁也赖不得账了。牢里的看守叫朱良，是朱少时的本家。敌人查问朱少石，看守朱良说这里没有什么朱少石，只有朱良才。从此，这个名字跟了他一辈子。后来，范石生的书记官来审问他们，问话很蹊跷，暗示他们反告土豪劣绅何其朗贩枪。他们照办了，书记官把何其朗抓了起来，却把他们放了。原来书记官是地下党。朱良才回到家乡入了党，参加了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朱良才奉命调到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秋，调任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朱良才觉得浑身刺痒，醒了过来，脱下皮袄一看，好家伙，被火烤得暖洋洋的虱子，正四面出击，活蹦乱跳。他拎起袄角拍打，把虱子抖落进篝火，噼啪作响，鼻子尝到了一点荤香。天尚未亮，篝火熄灭。他躺着耐不住五更寒，索性揣起破饭碗走出庙门。他来到一座煤窑，煤工们给了他一点吃的，还提醒说他穿白茬皮袄一眼就能认出是红军，不换很危险。他脱下满是虱子的羊皮袄，穿上向煤工们换的又脏又黑的烂棉袄，更像一个乞丐了。走出大山，天幕显得比先前明亮。他忽然听到后边有马蹄声，赶紧走下路坎，躺进一条干沟。敌人马队发现几只兔子，“噢噢呵呵”地开枪轰起兔子来。有一只被追急的兔子，从朱良才躺着的干沟上窜了过去。该死的兔子，你往哪里跑不好，偏偏跑到沟边来！他心里直叫苦。敌人马队追到干沟边，咫尺之间，他大气都不敢喘。“算了，放它一条生路，反正打死了三只，够咱美餐一顿了！”谢天谢地，兔子跑得无影无踪。马蹄声渐渐远去，他悬到嗓子眼的心落了下来。这次经历提醒了他，干脆天黑走夜路，保险。他从干沟里爬起来，紧紧裤腰带，揣起破饭碗。朱良才讨饭到了兰州附近一个小镇，见墙上贴着几张布告。他凑前一看，吓出一身冷汗，是通缉“红匪”和枪毙被俘红军的告示。墙角蹲着一个老汉，早就注意了他。待他转身要走时，老汉悄声喊：“客官，你过来！”朱良才一惊，见老汉只身一人，又是南方口音，模样也慈善，便点了点头。“瞧你细皮嫩肉的，就是南方人。南方来的红军在这里可遭罪了！你千万莫往前走了，前面昨天杀了好几个。跟我家去吧，我也是南方人。”老汉让他吃饱喝足，又给换上衣服，还让儿子送他走小路到了兰州市郊。朱良才望着兰州的铁桥发呆。大铁桥很雄伟，让他大开眼界。可是，铁桥上的哨兵很凶恶，使人不寒而栗。他远远望着，过桥的人都被搜查一番，还要查验纸片一样的东西，想必是通行证吧。正在他愁眉不展时，一个敌人军官坐着轿子向桥头晃去，后边大摇大摆地跟着两个马弁。他想起，1927年湖南暴动后，组织上派他去广东韶关找朱德部队。走到韶关桥头也是哨卡盘查，不得通过。他在桥头观望半天，看见几顶轿子坐着妓女，娇声嗲气，招摇过桥。哨兵望着妓女，眼直口张。他乘虚而入，跟在妓女的轿侧混了过去。这个经验可用。他从隐蔽处跳出，紧走几步，跟上了敌军官的轿子。哨兵忙着向军官献殷勤，顾不上马弁后头的人。朱良才混过了大铁桥。他不敢贸然进入市区，也不知道市内有八路军办事处，便擦城而过，顺公路向东，到了会宁县城。一群衣衫褴褛的西路军俘虏，被押解着路过会宁县城，其中有教导团俱乐部主任李宽和。李宽和打定逃跑的主意，每天都注意寻找机会。他东张西望，忽然瞥见一个穿着又破又脏的人，端个大破碗，正沿街乞讨。他觉得面熟，定睛细看，原来是自己教导团的政委朱良才。他见老首长落到这般凄凉境地，心里泛起一阵酸楚，趁押送的士兵不注意，一把将朱良才拉进遣返队。遣返队也苦，却不致讨饭，战友在一起还有个照应。遣返俘虏的路费一次性发给个人，李宽和的一份盘缠要分成两份用。他一个人用时每顿饭勉强吃个半饱，现在与朱良才合用就只够填个肚角了。天天吃不饱却要天天走路，李宽和的身子和老首长一样，也开始摇晃。可是，他与老首长在一起，精神十分充实。白天，他俩走在一起，你扶我搀；晚上，他俩同盖一件破衣袄，头靠头，脚并脚。5月下旬，太阳渐渐毒辣起来。他们走到平凉县境内的蒿店，一个小镇，四面环山。走了一天，热了一天，又累又渴，大家胡乱吃了点东西，就东倒西歪地蜷缩着靠墙躺下。朱良才和李宽和想着逃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睡踏实。夜，温馨而湿润。朱良才熬不住，昏昏入睡了。李宽和极力抵制瞌睡，夤夜已过，似睡非睡。隔壁房中断断续续传来低沉的说话声，“红军”两字特别响亮地敲击着他的耳膜。他睡意顿消，将耳朵贴在墙上仔细地听。他们寻觅了两个多月的红军，就近在眼前，就驻扎在蒿店以北。李宽和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轻轻推醒身边的朱良才，把红军的消息告诉了他。他俩又叫醒了串联好的两位被俘红军悄声商议如何逃走。四个脑袋碰在一起合计，夜间门上锁，窗钉牢，敌哨也很警觉，得钻起床后早饭前这段混乱的空子。一大早，大家乱哄哄地起床洗漱，准备吃早饭。朱良才、李宽和四个人，借上厕所之机，溜出小镇，向北跑去。四人跑近一个土围子，见有红军哨兵站岗，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哨兵见四个叫花子模样的人要进围子，便上前挡住。朱良才又是高兴又是着急，大声喊道：团长出来，看见朱良才就喊：“老首长，老首长，是你呀！快请，快请！”团长叫韩伟。长征时，朱良才任师政治部主任时，韩伟在该师任团长。韩伟见到讨饭回来的老首长，格外亲热，少不得丰盛招待，亲切叙谈。
最初，上级组织决定朱良才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未到任又派他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专门负责收容和营救西路军流落和被俘将士。
傍晚，祁连山凄凉而冷酷。苦于无处宿营的王树声等人，发现不远的山谷里有一间茅草屋。
王树声接近茅屋时，不知被什么绊了一跤。他爬起来一看，是一具尸体，再借着惨淡的月光朝周围看了看，到处都是尸体，被雪半掩着，茅屋里也全是尸体。尸体大多有绷带，这是一批红军伤员遭到了血腥屠杀。雪的山野，风的丛林。风从山坳吹来，在树梢嘬出尖厉的哨音。树摇曳的枝条，似手臂在召唤春天，似演奏最悲壮而又苍凉的天籁之音，有穿透天穹的强力。山坳里，他们稀稀落落地坐在一起，沉默不语。眼前，冰天雪地，人烟稀少，困死饿死，冻死病死，随时都在发生。“同志们，莫着急，事在人为，会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正当大家茫然若失时，性格乐观的杜义德站起来打破了沉闷的空气。杜义德是西路军四局局长，原骑兵师增援高台失利后，再次组建骑兵师时任师长。“对，天下事难不倒红军！”一个声音接着说，“你们看，这高高密林，这漫山冰雪，吃的、喝的、睡的，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只要忍耐，我们一定能生存下去！”熟悉的声音，撞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扉。说这话的是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我们受到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克服眼前困难，走出祁连，回到延安！”
王树声1905年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区。黄麻起义的烈火给过他锻炼，给过他坚韧。起义失败后的大别山区白色恐怖到了极点，党团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多被杀害，而无辜农民遭殃者就更多了。不少人藏在山林深处，每晚更换几个地方，以免遭到杀害，而更多的人则埋藏枪支，改名换姓，逃出恐怖区域。王树声参加的那支农民队伍继续与敌周旋，有时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予敌以打击，但人员损失和逃亡者甚多，由百余人减到50、30，最后仅剩下18个人了。最后的18个人，9个是党员，9个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这些好汉原在农民队伍中只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现在占了半数，也就故态复萌。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那九个绿林坐在王树声等九名共产党员的对面，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什么‘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喝乐’，再也不能跟你们共产党做傻瓜了。把你们的枪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分手，否则，我们就分个高低！”王树声等九人商量后认为，如果火拼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乘机围捕，就会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与那些枪法高明的绿林火拼，也是凶多吉少。几经谈判，结果将全部钱财和九名同志的子弹的一半给了绿林。王树声等九人形单势孤，前途茫茫，但他们坚持了下来。1929年夏季，这支游击队扩大到300多人。此时，徐向前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大别山，成为这支游击队的大队长。这个大队编为三个中队，王树声任其中一个中队的中队长。徐向前发挥军事才能，指导大伙打游击。从此，这支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人数迅速增长起来，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两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陆续聚集到他们这里。王树声、杜义德一行人走进一片森林。突然从林中跑出二三十个女同志和几个男同志，一再要求拉着马尾跟着走进山里去打游击，但情况不允许这样做，只好让分散行动。他们刚走出六七里地，就听见后面响起枪声。一阵一阵的枪声融进苍茫山野。
他们向西而行，在一个三岔口，被敌人搜山的骑兵发现，边打边跑，摆脱追击。他们发现烧过不久的柴火灰，用手摸摸还有余热，地下还有纸屑，上有钢笔字样。根据宿营地践踏的脚印看，不是少数几个人。他们断定这是红三十军的宿营地，于是赶紧向西追去，走了十余里，追上了一支七八人的小分队。走近一看，原来是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红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和他们的警卫员。孙玉清骑匹枣红马，熊厚发骑个灰骡子，两人负伤在身，孙玉清还生着病，熊厚发左臂伤口肿胀流脓。大家谈了红三十军的情况和去向，估计不可能追上了。进山大约半月或20天了。连着几天的晴朗天气，使山坡阳面的积雪有些融化，人也觉得暖和一些了，但他们仍是艰难地在祁连山里游动。每天的宿营地大多是森林中的马尾松树下，偶尔找到深沟里的土洞或牧羊人住过的草棚子就很幸运了。一天，他们在一道没入云端的大坡前驻足，发现深沟里有八九个土石洞子，决定分散在洞中宿营。孙玉清、熊厚发等伤病员住在后沟，王树声、杜义德等住在前沟。正当他们沉浸在极端疲累后的松弛之中，小股敌人从山口左侧小路翻越直达后沟。“砰——砰！砰！”几声沉闷的枪声。王树声、杜义德等赶快备鞍上马，赶到后沟一看，发现敌人骑兵不到十人，还有驮马，立即开枪射击，打死一人和一匹驮马，其余见势不妙，翻山逃跑了。原来这是给追击红军的敌人运送粮食的运输队。从此，孙、熊和王、杜两队人马又被打散。王树声、杜义德一行慢慢登上大坂的脊骨。他们不是在走，而是爬，在没膝的深雪中艰难蠕动。累了，闭上眼歇歇；渴了，抓把雪嚼嚼；饿了，拔草根啃啃。长期缺乏营养，他们个个瘦得皮包骨，虚弱得连举腿迈步的力气都没有了。王副总指挥坐在一边，双眉紧蹙。突然，他站起来两眼发亮地向大伙一招手，说：“有办法了！”原来，他们白天远远看见山下有人在小河沟打捞什么，附近还搭着几个草棚子。王副总指挥用望远镜观察，知道是些淘金游民。因为怕暴露目标，没有惊动他们。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王副总指挥决定晚上冒险下山去向淘金者商讨买粮。暮色苍茫，他们悄悄摸下山找到淘金游民。淘金者有十多个人，看见他们荷枪实弹，吓得浑身发抖，以为碰上兵匪强盗。一个老者跪下磕头，战战兢兢地说：“老总，我们四海为家，天当屋，地作床，实在是一无所有呀！求求老总大发慈悲，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说完把头低低地伏在王副总指挥面前，一动也不动了。副总指挥没有回答，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弯下腰，双手扶起老人。他把老人拉到身边，并肩席地坐下，和蔼地说：“这个东西是专打日本鬼子，专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来，拿着这个家伙！”说着把枪往老人怀里一放，哈哈笑了起来。老人被副总指挥的话语和诚恳举动所感染，疑惧逐渐消除。副总指挥说明大家的处境和来意。老人听后，回头向同伙挥了挥手。同伙们一个个会意地钻进草棚，不一会儿，每人拿出些米和面，捧到他们面前，他们用银元买下粮食。老人关照说，这阵子马匪搜山搜得厉害，要注意躲藏好。他们沿着崎岖小道东行，发现有间草房住着一个牧羊人，曾给红军带过路。牧羊人详细谈了山外敌人把守路口的情况及敌人活动的规律，又给大家煮了黄米饭吃，还安排了住宿的地方。在悬崖峭壁的石头岩上，有两个大石洞，离地约有三四丈高，要用吊绳才能爬上去，非常隐蔽安全。他们放心睡了个好觉。“砰！砰！砰！”突然，他们头顶的山上连着三声枪响，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这时已是中午12点了，他们怀疑老乡向敌人告了密，但枪响之后再没动静。过了一会儿，老乡从绳子上溜下来告诉他们说，敌人搜山来到他棚子里，问有无红军的散兵，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就到山口外面去了，说完便让他们去吃饭。饭后，副总指挥用他带的金叶子付了饭钱，并感谢牧羊人的帮助。老乡送他们走了约一里多路，指给他们去的方向和应走的道路。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跋涉到黄昏，人人筋疲力尽，个个又累又饿，就在山坡林边空地宿营。大家捡来枯枝干草生起篝火，火焰訇起，夜晚的寒冷向后退去，煮熟的小米香气逼近。极度疲惫的衰弱身体，有小米下肚，有干枝垫背，很快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光大亮。在重重叠叠山的包围中，静穆的太阳宁静如斯，散射光明。对面山坡有十多个穿皮衣戴皮帽的人，高声咋呼着向他们走来。那些人渐行渐近，举起手中的长枪，远远朝他们打了一排子弹，并喊叫起来。这时大家才清楚，来人不是马家军，而是黄番武装。黄番即后来的裕固族。王树声掏出一支手枪，朝黄番喊道：“手枪给你们留在这里！”他们从旁边的山坡滑雪而下。坡下深沟流水湍急，奔腾呼号，沟上横着一条铁索。大家攀着铁索，过了深沟。转眼已是垂杨绿柳摇曳之时。雪水泛着白沫，汩汩地流淌，红柳拱出沙包，擎起殷红的花束。他们向着东方，向着延安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