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说”的境界，却说透了人生
作者：王博
“境界”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境界”所包含的问题领域甚广，大体而言，主要与人之品德、情趣、学识、气象、人格等内在精神世界的各方面相关，难以用概念语言明确界说。
中国古代哲人多以诗意的语言描述人之内在精神世界，以人格的完成为“境界”理论的旨归。在以王国维、冯友兰、冯契等哲人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的诸种境界论思想中，境界与言说的关系虽然并未被加以专门论述，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多见于诸多论者的思想中。张世英先生在批判继承前贤思想的基础上，在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的宏阔视野下，为“境界”这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增添了崭新的思想内容，完成了《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也为境界能否言说、以何言说的问题赋予了具体的理论形态，并提供了新的答案。
境界的“可说”与“不可说”
张世英依据人的精神自由程度，将人之境界划分为四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欲求境界”“求实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他认为，这四种境界之间的关系以较为复杂的状态展现在个人的实际人生中。现实的人往往是四种境界兼而有之，并非独具某一种境界。以上四种境界在个人身上有着不同的比例，有的人高境界所占比例较多，有的人低境界所占比例较多。现实生活中的人因此呈现出了不同的生存样态。不同层级的境界之间并非彼此隔绝，高境界的内容也时常会显现于低境界之中，这使得人在各个境界中的具体活动展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原则。
境界所具有的复杂性，不仅体现于个人身上，也体现在不同民族和时代的文化中。
在张世英看来，“在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语言是世界的意义之寓所”。根据人之活动性质的不同，语言的性质和意义也可分为多种。就性质而言，语言大体可划分为认识语言（包括科学认识的语言）、功利语言、伦理道德语言、审美语言、宗教语言；语言的“意义”与之相应可划分为认识意义、功利意义、伦理道德意义、审美意义、宗教意义。各种层次的人生境界在具体个人实际生活中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人在各个境界之中的文化活动亦绝非彼此隔绝的，也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如科学认识活动往往也掺杂审美活动，审美活动也无法离开认识活动等。因此各种语言的意义也不是相互分离的。
与境界的“可说”与“不可说”相关，语言亦可被划分为诗的语言与非诗的语言。认识、功利、伦理道德语言皆是非诗语言，因受人之主客二分的“在世结构”的限制，只能用于表达“欲求”“求实”“道德”三种境界中的内容，在面对“主客合一”的“审美境界”时则显得苍白无力。审美境界在非诗语言面前成了“不可说”的对象。唯有诗的语言才能对审美境界予以言说，道出非诗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意义和内容，使境界中原本“不可说”的内容变为“可说”。通过诗的语言与非诗语言的结合，使世界的丰富意义全面开显出来。
“在场”与“不在场”紧密融合
张世英认为，“境界”是主客观交融合一的产物。“‘境界’就是一个人的‘灵明’所照亮了的、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有意义的世界”，即每个人当下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的时空场域，“也可以说是浓缩和结合一个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而形成的一种思维导向。”
这一“时域”与思维导向不仅展示了个体生命当下“在场”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包含其过去和未来等隐没于“在场”背后的“不在场”的内容。因此，要试图说明个人的“在场”与“境界”，就必须要对其背后的“不在场”的内容，如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内容加以考究。
张世英援引狄尔泰的观点认为，日常语言的结构中含有“诗性特质”，因而既能够保持个人的独特性，又能使个人与他人取得共识和相互认同。正是语言的这一“诗性特质”使得人与人能够相通。人之现实生活总是“在场”与“不在场”紧密融合在一起，“说出的”总是带有“未说出的”成分，而日常语言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发挥出其诗性特质。诗的语言（严格意义上说是语言的诗性特质）的一大特点即是主客合一，能够融合“在场”与“不在场”。而这一特质是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日常语言、科学语言并不具备的。诗的语言具有最强的“思辨性”，能以最简约的形式表达最精微、最深远的内容，这也是非诗语言所无法比拟的。
张世英进而指出，诗的语言因以人与世界的融合为存在论根源，重视不在场者并使之得以显现，因而能够超越“在场”并通达至“不在场”，从而使人领悟并上达至“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诗的语言在此并不是指具体的诗歌艺术作品，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张世英的思想中，诗的语言不仅能够描绘广大的世界，也是使人与世间万有相融通的门径所在。
在张世英的境界论中，人逐渐体悟到物物、人物及人人之间相互联系、影响、作用的“通性”，掌握了“从无限的观点看事物”的方法，这便是“超越”的精神修炼过程。从时间之内的现实事物超越到抽象永恒的本质、概念，是为“纵向超越”，这一超越形式使得哲学脱离现实与人生。“横向超越”则强调“在场”与“不在场”的一体性，“是从现实事物超越到现实事物，是始终处于现实世界的超越，是不脱离现实的超越”。“纵向超越”达到“相同”，“横向超越”达到“相通”。“横向超越”使人在现实的生活与时间之中把握无穷进展之“奥秘”，使哲学与人生更具诗意，因而要高于“纵向超越”。“横向超越”正是从“可说”的境界走向“不可说”的“万物一体”之境界的精神历程，也是从非诗语言所能够表达的境界超越到诗性语言才能述说的境界中去的过程。
“万有相通”与“万物一体”
张世英认为，“万有相通”与“万物一体”不仅是最高的境界，也是使“不可说”的境界化为“可说”的形而上学基础。他采借了海德格尔“澄明之境”一词以表达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亦即“审美境界”。他强调，“澄明之境”是一个表征世间万有之“通性”的本体论（存在论）范畴。对这一境界的诉说必然要通过语言的诗性或诗性的语言才能得以完成。“澄明”即在于“体悟到万物各不相同而又‘相互隶属’、相互融通为一整体”。
尽管这一“澄明之境”让人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并要求人从眼前的有限超越到背后的无限中去，但绝不是要让人疏离现实的人生与生活，而是对人生领域、人生视野的一种扩展，要求人不断拓展现实性，使人生的意义更加丰富多彩。张世英的境界论因此具有了既入世、又出世，主客观相统一的性质。
张世英又借助了中国哲学传统语汇，将最高的境界表述为“万物一体”。这一“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不仅是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统一，也是真、善、美等价值之总根源。“通”被张世英视作“万物一体”之境界的主要特征。他将事物之间所具有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关系皆视作“相通”，并将“相通”的关系从同类、相似的事物之间扩展到了不相似乃至对立的事物之间，认为相通的最大范围即是“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世间万物彼此千差万别，却又彼此融通。他认为，“万物一体”既是不同境界之间得以沟通的哲学本体论依据，也保证了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使得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物之间以“语言”为媒介进行交流成为可能。
张世英对境界的思考带有真切的现实关怀。他的境界论的理论不只在于提高个人内在修养，更在于使人具有尊重、关爱他者的精神。虽强调诗意与审美，但他的境界论绝不是一种“恬静”“淡远”甚至“冷漠”“自私”的或“个人主义”的境界论。张世英强调，“万物一体”之境虽然高远，但绝不是奥秘的、无法企及的，它在现实事物与人的生活之中充分展现了其“公开性”。
“万物一体”之境虽然不能以非诗语言来描绘和述说，但在诗的语言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得见其奥妙。“万物一体”之境界绝非超然物外、排斥现实生活的“逍遥”与“禅意”之境。要上达至这“万物一体”之境，必然要经历荆棘遍布的人生历程。他也指出，个人对人生境界的培养与提高，不仅需要充分学习科学知识，也需要在人生历程中汲取人生经验，磨砺道德意识，培养“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怀，同时需要在对具体的艺术作品的鉴赏过程中塑造与提升审美意识、审美能力与想象力。
张世英以其精微又博大的哲思，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为我们说明，“境界”并非什么玄妙与高深莫测的理论，它与人之生活，尤其是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不同层次的精神境界之间又相互纠杂，说不清道不明。高明的精神境界必然融合真、善、美三种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价值原则，是人之知、情、意全面发展的结果。张世英不仅在学理上论述了真、善、美何以能够广泛体现在人之境界中，也道出了人如何通过具体的求真、向善、臻美的实践活动提升精神境界。人生来都要经历现实无情的磨砺和锻炼，人之境界正是在这些无情甚至残酷的生命经历中得以成长、丰富和充实。语言的诗性或诗性的语言，使人能够突破超越人性的狭隘，突破时空的限制与羁绊，为人的现实生命与生活注入神圣性与永恒性的内容。“境界”的神圣性或永恒性，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神性，而是来自生命本身所蕴涵着的无穷的创造性精神。诗的语言赞颂着人的存在意义，书写着真善美等永恒价值所散发出的迷人光辉，引领人走进“万有相通”与“万物一体”的境界。（王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