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出文物（072）|万岁通天帖
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 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文物信息：纸本,纵26.3厘米,横253.8厘米
文物年代：唐
馆藏地点：辽宁省博物馆
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王羲之后裔王方庆进献其先祖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并王氏一门二十八人法书真迹，武则天命弘文馆用勾填法摹之以留内府，并令中书舍人崔融撰《王氏宝章集·叙》以纪其事。王方庆所献原迹无传，现仅存王羲之、王荟、王徽之、王献之、王僧虔、王慈、王志等七人法书摹本十通。因署有“万岁通天”年款，又称《万岁通天帖》。
王羲之墨迹早在北宋时期就不易获致，唐摹本日渐稀少。此卷勾摹精妙，有下真迹一等之誉，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之间书风的传承关系，为研究我国书体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万岁通天
卷中有梁武帝时唐怀充、姚怀珍、满骞、徐僧权4人押署，唐人一并勾摹出。帖有宋岳珂题跋中记述本帖始末，又有元张雨，明文徵明、董其昌等人题跋。钤有宋岳珂、元岳仲远、明华夏、项元汴诸家收藏印记。曾入清内府秘藏。《唐朝著书录》、《法书要录》、《广川书赋》、《式古堂书画汇考》及《石渠宝笈·初编》等书著录。此卷在流传过程中，曾两次遭火劫，一次是明代无锡华氏真赏斋大火，一次是清乾隆年间清宫失火，犹存火烧痕迹。重装后次序有所变动，致无法通读，至今犹袭未变。
王氏一门都善书，王羲之的伯父王导、王敦，父亲王廙，叔父王峄，兄弟王恰、王洽、王劭、王荟、侄王珣、王珉、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涣之、献之等，无不以书闻名于时，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王羲之后裔王方庆进献其先祖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并王氏一门二十八人书法真迹，武则天命弘文馆用双钩填廓法精心摹之以留内府，并令中书舍人崔融撰写《王氏宝章集·叙》记录此事。武则天并没有将这些宝贝占为己有，而是命人摹写后，将原作发还王方庆，此事被传为美谈。
王方庆所献原迹无传，《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尚存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僧虔、王荟、王慈、王志七人书翰十通，十帖则有王羲之的《姨母帖》、《初月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王徽之《新月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等。
这十帖中，羲、献父子的书法艺术价值无疑是最高的，王羲之二帖，又以《姨母帖》更具艺术研究价值。王羲之对书法的最大贡献和成就在于增损古法，一变汉魏朴质书风为笔法精致、妍美劲健的新书体。对于王羲之的书法，历代评论极尽溢美之词，盖因其传世的各种摹本或临本，均是他艺术风格成熟后的作品。而《姨母帖》则是他早期的书法面目，也是他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一件作品。《姨母帖》笔法朴实，笔画饱满、敦实。除了“奈何”二字有牵连外，其他字字独立。此作章法排列有序，但在秩序中求反差，诸如字有大小、笔画有粗细等。书家在一些相同的笔画上力求变化，如第一行中“一”、“十”、“三”三字中的长横，其姿态和笔法没有一点儿是雷同的。《姨母帖》还存有隶书和章草遗意，这也是此作和王羲之其他书迹异趣的一个重要表现。
《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勾摹精妙，基本上保存了王氏书风的原貌，真可谓下真迹一等，在王氏一门书迹丧失殆尽的情况下，此册摹本无疑是研究东晋书法最为可靠的珍贵资料。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曾评此帖曰：'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是必薛稷、钟绍京诸名手双钩填廓。'如果仔细玩味此帖之笔法用墨，枯笔、飞白以及墨色的浓淡都表现得十分自然，可想摹手水平之高，足可与《孔侍中》、《丧乱帖》媲美。此摹本在流传过程中曾两遭火劫，一次是明代无锡华氏真赏斋大火，一次是清乾隆年间清宫失火，至今仍清晰可见火烧的痕迹。令我们庆幸的是，历经千年劫难的的摹本终于还是流传到了今天，我们还有幸可以在辽宁省博物馆欣赏到这一书法艺术的千古绝唱。
《万岁通天帖》上有北宋“史馆新铸之印”朱文方印、“颖川祯”朱文半印、“居仁文府”白文印、“临濮侯裔世家”白文方印、“种杏轩”白文方印、南宋“绍”“兴”朱文连珠印。元“王芝”朱文长方印、“王芝”白文椭圆印、“王芝私印”白文方印、华幼武“春草堂审定记”等印。 帖后有宋代岳珂、元代张雨、明代文征明、董其昌等人题跋。
《万岁通天帖》摹本初藏北宋建隆史馆，历经北宋宣和内府，南宋绍兴内府，及韩庄敏家。又为岳珂收藏，并著录于《宝真斋法书赞》；元代曾为王芝、岳飞五世孙岳浚、张雨、无锡华幼武秘藏，明代传至华幼武后裔华夏，藏于真赏斋。清代入清内府收藏；1922年溥仪携往长春，1948年由郑洞国率部在长春起义时，交于负责接收的解放军部队，1954年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又称万岁通天帖) 全卷纸本
《万岁通天帖》目录如下：
第一帖，王羲之《姨母帖》，行书，6行，42字；
第二帖，王羲之《初月帖》，草书，8行，61字；
第三帖，王荟《疖肿帖》，行草书，4行，22字；
第四帖，王荟《郭桂阳帖》，行草书，12行；72字；
第五帖，王徽之《新月帖》，行书，6行，58字；
第六帖，王献之《廿九日帖》，行楷，3行，30字；
第七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行楷，4行，33字；
第八帖，王慈《柏酒帖》，行草书，4行，23字；
第九帖，王慈《汝比帖》，草书，8行，60字；
第十帖，王志《喉痛帖》，行书，8行，60字。
共七人十帖。卷尾有“万岁通天二年王方庆进呈原迹”的衔名。
王羲之《姨母帖》，行书
释文：
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顿首、顿首。顷遘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反惨塞，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
王羲之《初月帖》，草书
释文：
初月十二日山阴羲之报：近欲遣此书，停行无人，不办遣信。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书，虽远为慰。过嘱，卿佳不？吾诸患殊劣劣！方涉道，忧悴。力不具。羲之报。
王荟《疖肿帖》，行草书
王荟字敬文，王导第六子，王珣之叔
释文：
荟顿首，□□□□，为念。吾疖肿□□，甚无赖，力不次，□顿首。
王荟《郭桂阳帖》，行草书
王荟字敬文，王导第六子，王珣之叔
释文：
翁尊体安和，伏慰侍省，小儿并健。适遣信集泽山村，自当令卿知吾言之不虚也。郭桂阳已至，将甲甚精。唯王临庆军马小不称耳！以病告公差耶，秋冬不复忧病也。迟更知问。七月廿七日。
王徽之《新月帖》，行书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子，弟王献之
释文：
二日告：□氏女新月哀摧，不自胜，奈何奈何。念痛慕不可任。得疏，知汝故异恶，悬心。雨湿热，复何似，食不？吾牵劳并顿。勿复数日还，汝比自护。力不具。徽之等书。
王献之《廿九日帖》，行楷
王羲之子
释文：
九日献之白：昨遂不奉别，怅恨深。体中复何如。弟甚顿勿勿，不具。献之再拜。
王僧虔《太子舍人帖》，行楷
王羲之四代孙，王珣孙
释文：
太子舍人王琰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七月廿四日臣王僧虔启。
王慈《柏酒帖》，行草书
王慈，王僧虔之子
释文：
得柏酒等六种。足下出此已久，忽致厚费，深劳念慰，王慈具答。范武骑。
王慈《汝比帖》，草书
王慈，王僧虔之子
释文：汝比可也，定以何日达东，想大小并可行。迟陈赐还。知汝劣劣，吾常耳。即具。
王志《喉痛帖》，行书
王志，王僧虔之子
南宋岳珂跋
右唐摹王方庆《万岁进帖》真迹一卷，金轮御朝诏始制十三字令帖，岁月皆用其体，唐纸精古，此又独最它帖。按唐史，天后尝访右军笔迹，于方庆家。方庆进者十卷，凡二十有八人，惟义献见于此帖。所谓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皆轶马。是时，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窦泉述书赋，乃谓当复赐时，后命画榻本留内，更加珍饰锦背，归还王氏。人到于今，称之故泉。有顺天矜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之句。有建隆新史馆印盖，即当时摹取留内之本。而弃之馆中者，建中靖国刻，归秘阁续帖，有小玺，并颖川印，而三态备众妙摹。逼天真迹非它帖可拟。淳熙乙亥岁，先君在郎省以一端后四画轴易之韩庄敏家赞曰：“洛石赤心，以出宝图。燕涎鸡晨，即端制书。有奕王门，南土华腴。献其家珍，陈于玉除。笔法之神，匪临伊摹。史馆之储，尚其不诬。”倦翁岳珂书。
元代张雨跋
右唐摹王氏进帖，岳氏具言始末，传信传宝为宜。然双钩之法，世久无闻，米南宫所谓下真迹一等。阁帖十书林以为秘藏，使以摹迹较之，彼特土苴耳，晋人风裁，赖此以存，具眼者当以予为知言。好事之家，不见唐摹，不足以言知书者矣。”明代文徵明《跋通天进帖》：“右唐人双勾晋王右军而下十帖，岳倦翁谓即武后通天时所摹以留内府者。通天抵今八百四十年矣，而纸墨完好如此。唐人双勾，世不多见，况此又其精者，固当为唐法书第一。
明文徵明跋
右唐人双钩晋王右军而下十帖，岳倦翁谓即武后通天时所摹留内府者。通天抵今八百四十年，而纸墨完好如此。唐人双钩，世不多见，况此又其精妙者，岂易得哉，在今世当为唐法书第一也。此帖承传之详已具，倦翁跋中，但宋诸家评品略无，论及者，盖自建隆以来，世藏天府至建中，靖国入石始流传人间，宜乎不为米黄诸公所赏也。此书世藏岳氏元，世在其几世孙仲远处，不知何时归无锡华氏。华有栖碧翁彦清者，读书能诗，好蓄古法书名画。帖尾有春草轩审是记，即其印章也。今其裔夏字中父者，藏袭惟谨，又恐一旦失坠，遂勒石以传。其摹刻之妙，极其精工，视秘阁续帖，不啻过之。夏其知所重哉。嘉靖丁巳七月既望,长洲文徵明题时八十有八。
明董其昌跋
摹书得在位置，失在神气，此直论下技耳。观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是必薛稷、钟绍京诸名手。双钩填廓，岂云下真迹一等。项庶常家藏，古人名迹虽多，知无逾此。文徵仲耄年作蝇头跋，尤可宝也。万历壬子，董其昌题。
《唐摹万岁通天帖》书后
启功
王羲之的书法，无论古今哪家哪派的评价如何，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总是客观存在的。又无论是从什么角度研究，是学习参考，还是分析比较，那些现存书迹，总是直接材料。
世传王羲之的书迹有两类：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一是唐代蜡纸钩摹的墨迹本。至于他直接手写的原迹，在北宋时只有几件，如米芾曾收的《王略帖》等，后来都亡佚不传，只剩石刻拓本。
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从钩摹开始，中间经过上石、刊刻、捶拓、装潢种种工序，原貌自然打了若干折扣，不足十分凭信。于是直接从原迹上钩摹下来的影子，即所谓“双钩廓填本”或“摹拓本”，就成为最可相信的依据了。这类摹拓本当然历代都可制作，总以唐代硬黄蜡纸所摹为最精。它们是从原迹直接钩出，称得起是第一手材料。字迹风神，也与辗转翻摹的不同。只要广泛地比较来看，有经验的人一见便知。因为唐摹的纸质、钩法，都与后代不同。
这种唐摹本在宋代已被重视，米芾诗说“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可见当时已有人把钩摹的蜡纸本当作王羲之的真迹，所以米芾讥他们是“痴儿”。到了今天唐摹本更为稀少，被人重视的程度，自然远过宋人，便与真迹同等了。现存的摹本中，可信为唐摹的，至多不过九件。
现存唐摹王羲之帖概观
现存唐摹王羲之帖，在卅年前所见，计有：一、《快雪时晴帖》，二、《奉橘》等三帖一卷（俱在台湾），三、《丧乱》等三帖一卷，四、《孔侍中》等二帖一卷，以上俱带名款，还有五、《游目帖》（俱在日本）虽不带名款，但见于《十七帖》中。近卅余年中发现的重要唐摹本首推六、《姨母》等帖一卷（在辽宁），七、《寒切帖》（在天津），以上俱带名款，还有八、《远宦帖》（在台湾），虽不带名款，但见于《淳化阁帖》，九、《行穰帖》（在美国），无名款。以上各帖，《游目》闻已毁于战火，《寒切》墨色损伤太甚，《快雪》纸色过暗外，其余无不精彩逼人。有疑问的，这里都不涉及。在卅余年前，论唐摹本，都推《丧乱》和《孔侍中》，因为这二件纸上都有“延历判定”的印迹。延历是日本桓武帝的年号，其元年为公元七八二年。日本学者考订这二件是《东大寺献物帐》中著录的。按《献物帐》是日本圣武帝卒后皇后将遗物供佛的帐目，圣武卒于公元七二九年，那么传到日本时至少在七二九年以前，摹拓自更在前，证据比较有力。自从卅余年前《姨母》等帖出现后，所存唐摹王羲之帖的局面，为之一变。
《姨母》等帖
唐摹王羲之帖，不论是现存的或已佚的，能确证为唐代所摹的已然不易得；如可证在唐代谁原藏、谁摹拓、何年何月，一一可考的除了这《姨母》等帖一卷外，恐怕是绝无的了。
所说《姨母》等帖，是唐代钩摹的一组王氏家族的字迹。现存这一卷，是那一组中的一部份。这卷开头是王羲之的《姨母》、《初月》二帖，以下还有六人八帖。卷尾有万岁通天二年王方庆进呈原迹的衔名。在唐代称这全组为《宝章集》，宋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七著录，称这残存的七人十帖连尾款的一卷为《万岁通天帖》，比较恰当，本文以下也沿用此称。
先从文献中看唐代这一组法书的摹拓经过：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载窦臮《述书赋》并其兄窦蒙的注，《赋》的下卷里说：“武后君临，藻翰时钦。顺天经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窦蒙注云：“则天皇后，沛国武氏，士获女。临朝称尊号，日大周金轮皇帝。时凤阁侍郎石泉王公方庆，即晋朝丞相导十世孙。有累代祖父书迹，保传于家，凡二十八人，辑为一十一卷。后墨制问方庆，方庆因而献焉。后不欲夺志，遂尽模写留内，其本加宝饰锦缋，归还王氏，人到于今称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宝章集·叙》，具纪其事。”《法书要录》卷四载失名《唐朝叙书录》，亦述此事而较略。末云：“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以《集》赐方庆，当时举朝以为荣也。”
五代时刘昫领修的《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说：“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年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之，唯有一卷现今存。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按以上三条记载，“神功元年”当然不确，因为现存卷尾分明是万岁通天二年；人数不同，有计算或行文不周密的可能；卷数不同，有传抄传刻之误的可能；都无关紧要。只有赐还王氏的是原迹还是摹本?这个问题，窦蒙说的最清楚，是“遂尽模写留内”。岳珂跋赞也依窦蒙的说法。或问这“赐还”、“留内”的问题，“干卿底事”? 回答是：摹拓本若是“留内”的，则拓法必更精工，效果必更真实，我们便更可信赖了。
《万岁通天帖》的现存情况
王方庆当时进呈家藏各帖，据《旧唐书》所记有三组：羲之为一卷，是一组；导至褒九人为一组，分几卷不详；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为一组，分几卷不详。至于摹拓本是否拆散原组重排的，已无从查考。但看命名《宝章集》，又令崔融作叙的情况，应是有一番整理的。现存这一卷，为清代御府旧藏，今在辽宁省博物馆。
所剩如下的人和帖：王羲之《姨母帖》、《初月帖》；王荟《疖肿帖》、《翁尊体帖》；王徽之《新月帖》； 王献之《廿九日帖》 ； 王僧虔《王琰帖》 ； 王慈《栢酒帖》、《汝比帖》 。
（今装次序如此，与《宝真斋法书赞》、《真赏斋帖》微异。）共七人十帖。原有人数，按《旧唐书》所记，三组应是三十九人，今卷所存仅五分之一强；如按窦蒙所说“凡二十八”，则今卷也仅存四分之一。帖数也不难推想，比原有的必然少得很多。今存这卷内有北宋时“史馆新铸之印”，又曾刻入《秘阁续帖》。《续帖》今已无传，清末沈曾植曾见张少原藏残本，中有此卷，见《寐叟题跋》，所记并无溢出的人和帖。
到南宋时在岳珂家，著录于《宝真斋法书赞》卷七，缺了荟、志二人的衔名和“疖肿”“喉痛”二帖文。《宝真斋法书赞》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可能是《永乐大典》抄失或四库馆辑录时抄失。
今卷中二人衔名及二帖俱存，可知岳氏时未失。《宝真斋法书赞》中已缺僧虔衔名，岳氏自注据《秘阁续帖》补出，是齐司空简穆公僧虔。又《翁尊体》一帖列在《汝比》帖后，是王慈的第三帖。《真赏斋帖》列于王僧虔后，王慈之前，成了失名的一人一帖。
今卷次序，与《三希堂帖》同，成了王荟的第二帖。细看今卷下边处常有朱笔标写数目字，《翁尊体》一纸有“六”字，《汝比》一纸有“七”字，其他纸边数码次序多不可理解。可见这七人十帖，以前不知装裱多少次，颠倒多少次。
以书法风格看，确与王慈接近，岳珂所记，是比较合理的。又原卷岳氏跋后赞中纸烂掉一字，据《宝真斋法书赞》所载乃是“玉”字。还有窦臮的“臮”字，本是上半“自”字，下半横列三个“人”字，另一写法，即是“洎”字。岳氏跋中误为“泉”字，从白从水。清代翁方纲有文谈到岳氏跋赞都是书手代抄上的，所以其中有误字，这个推论是可信的。今存岳氏书迹，还有一个剳字（在故宫），只有签名一“珂”字是亲笔，可见他是勤于撰文而懒于写字的。清初朱彝尊曾见这卷，说有四跋，为岳珂、张雨、王鏊、文徵明（见《曝书亭集·卷五十三·书万岁通天帖旧事》，下引朱氏文同此）。今王跋已失，当是入乾隆内府时撤去的。乾隆刻帖以后，这卷经过火烧，下端略有缺笔处。
《万岁通天帖》在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上的价值
《万岁通天帖》虽是有本有源、有根有据的一件古法书的真面貌，但在流传过程中却一再受到轻视。明代项元汴是一个“富而好古”的商人，其家开有当铺。一般当铺只当珍宝，他家当铺却并当书画。于是项氏除了收买书画外，还有当来的书画。他虽好收藏书画，却并没有眼力，也常得到假造的、错误的。所谓错误，即是张冠李戴，认甲成乙。举例如元末杨遵，也号“海岳庵主”，与宋代米芾相重。有人把杨的字冒充米的字，他也信以为真。他还常把得到“价浮”的书画让他哥哥项笃寿收买，所谓“价浮”，即是认为不值那些钱的。这卷即是项元汴认为“价浮”的，所以归了项笃寿。事见朱彝尊文。按这卷煊赫法书，可谓无价之宝，而项元汴竟认为不值，足见他并无真识。这是此卷受屈之一；又乾隆时刻《三希堂帖》，以《快雪时晴帖》为尊，信为真迹，而此卷则列于“唐摹”类中，这是受屈之二。
推论原因，无论明人清人何以不重视它，不外乎看到它明明白白写出是“钩摹”本，而杨遵被明人信为米芾，《快雪》被清人信为真迹，都因上无“充”字、“摹”字，所以“居之不疑”，也就“积非成是”了。可笑的是那么厉害的武则天，也会错说出一句“是摹本”的真话，竟使她大费心思制成的一件瑰宝，在千年之后，两次遇到“信假不信真”的人!
《万岁通天帖》的可贵处，我以为有三点值得特别提出：
一、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时，只凭蜡纸钩摹，同是钩摹，又有精粗之别。有的原帖有残缺，或原纸昏暗处，又给钩摹造成困难，容易发生失误。即如《快雪帖》中“羲”字，笔画攒聚重叠，不易看出行笔的踪迹。当然可能是书写时过于迅速，更可能是出于钩摹不善。《丧乱》《孔侍中》二卷钩摹较精，连原迹纸上小小的破损处都用细线钧出，可说是很够忠实的了。但也不是没有失误处。其中“迟承”的“承”字，最上一小横笔处断开，看去很像个“咏”字，原因是那小横笔中间可能原纸有缺损处，遂摹成两笔。“迟承”在晋帖中有讲，“迟咏”便没讲了。至于《万岁通天帖》不但没有误摹之笔，即原迹纸边破损处，也都钩出，这在《初月帖》中最为明显，如此忠实，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摹本的信赖之心。所以朱彝尊说它“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墨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确是丝毫都不夸张的。
又王献之帖中“奉别怅恨”四字处，“别怅”二字原迹损缺一半，这卷里如实描出。在《淳化阁帖》中，也有此帖，就把这两个残字删去，并把“奉”、“恨”二字接连起来。古代行文习惯，“奉”字是对人的敬语，如“奉贺”、“奉赠”之类，都是常见的，“奉别”即是“敬与足下辞别”的意思。一切对人不敬不利的话，不能用它。假如说“奉打”、“奉欺”，便成了笑谈。“恨”上不能用“奉”，也是非常明白的。大家都说《阁帖》文辞难读，原因在于古代语言太简，其实这样脱字落字的句子，又怎能使人读懂呢?《阁帖》中这类被删节的句子，又谁知共有多少呢?
二、古代讲书法源流，无不溯至锺、张、二王，以及南朝诸家。他们确实影响了唐宋诸家、诸派。碑刻大量出土之后，虽然有不少人想否定前边的说法，出现甚么“南北书派论”啦、“尊碑卑唐”说啦、“碑字”、“帖学”说啦，见仁见智，这里不加评论。只是南朝书家在古代曾被重视，曾有影响，则是历史事实。近百余年来所论的“南”、“帖”的根据，只不过是《淳化阁帖》，《阁帖》千翻百摹，早已不成样子。批评《阁帖》因而牵连到轻视南朝和唐代书家作品的人，从阮元到叶昌炽、康有为，肯定都没见过这卷一类的精摹墨迹。从书法艺术论，不但这卷中王羲之二帖精彩绝伦，即其余各家各帖，也都相当重要。像徽之、献之、僧虔三帖，几乎都是真书。唐张怀瓘《书估》（《法书要录》卷四）说：“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如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按此“字”字疑是“行”字之误）乃敌行书一行，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可见真书之难得，这二家二帖之可贵。
自晋以下，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在王氏门中，更可看出承传的紧密。在这卷中，王荟、王慈、王志的行草，纵横挥洒，《世说新语》中所记王、谢名流那些倜傥不群的风度，不啻一一跃然纸上。尤其徽、献、僧虔的真书和那“范武骑”真书三字若用刻碑刀法加工一次，便与北碑无甚分别。因此可以推想，一些著名工整的北朝碑铭墓志，在未刻之前，是个甚么情况。尖笔蜡纸加细钩摹的第一手材料，必然比刀刻、墨拓的间接材料要近真得多。又《快雪帖》偏左下方有“山阴张侯”四字，观者每生疑问。我认为这是对收信人的称呼，如今天信封外写某处某人收一样。古人用素纸卷写信，纸面朝外，随写从右端随卷，卷时仍是字面朝外。写完了，後边留一段余纸裹在外层，题写收信人，因常是托熟人携带，所以不一定写得像今天那么详细。这种写法，一直沿续到明代文徵明还留有实物。只是收信人的姓氏为甚么在外封上写得那么偏靠下端，以前我总以为《快雪帖》是摹者用四字填纸空处，今见“范武骑”三字也是封题，也较靠下，原封的样子虽仍未见，但可推知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三、明代嘉靖时人华夏把这卷刻入《真赏斋帖》，因为刻的精工，当时几乎和唐摹本同样看待。许多人从这种精刻本上揣摹六朝人的笔法。《真赏》原刻经火焚烧，又重刻了一次，遂有火前本、火后本之说。文氏《停云馆帖》里也刻了一次，王氏《郁冈斋帖》所收即是得到火后本的原石，编入了他的丛帖。到了清代《三希堂帖》失真愈多，不足并论了。清初书家王澍，对法帖极有研究，著《淳化阁帖考证》。在卷六《袁生帖》条说：“华中甫刻《真赏斋帖》模技精良，出《淳化》上。按此帖真迹今在华亭王俨斋大司农家，尝从借观，与《真赏帖》所刻不殊毛发，信《真赏》为有明第一佳刻也。”他这话是从《袁生》一帖推论到《真赏》全帖，评价可算极高，而《真赏》刻手章简甫技艺之精，也由此可见。但今天拿火前初刻的榻本和唐摹原卷细校，仍不免有一些失真处，这是笔和刀、蜡纸和木版（火前本是木板，火后本是石版）、钩描和捶拓各方面条件不同所致，并不足怪。
现在所存王羲之帖，已寥寥可数，而其他各家如王献之以下，更几乎一无所存（旧题为王献之的和未必确出唐摹的不论）。近代敦煌、吐鲁番各处出土的古代文书不少，有许多书写的时代可与羲、献相当。如《李柏文书》仅比《兰亭序》早几年，可作比较印证，但究竟不是直接的证物。南朝石刻墓志近年也出土不少，则又不是墨迹，和这卷南朝人书迹真影，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今天竟得直接看到这七人十帖，把玩追摹，想到唐太宗得到《兰亭》时的欣喜，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原色精印，更远胜过蜡纸钩摹，则鉴赏之福，又足以傲视武则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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