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方 | 金银器的唐宋之变——方法论的探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教室，为我们带来了题为《金银器的唐宋之变——方法论的探讨》的精彩讲座。

开场导言

齐东方教授回忆，夏鼐先生曾撰《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俞伟超先生曾著《考古学是什么》一书，皆为探讨“考古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二人作此著述时，皆已年过六十。故“考古学是什么”这一问题，要用考古学家的一生来回答。

接下来，齐东方教授介绍了讲座选题的缘由。首先，考古学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其次，考古学上精辟的论断，往往不可局限于狭窄的时间、区域，而要开阔视野，通过横向、纵向的比较来得出。中国古代金银器之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代以前，金银器制作波澜不兴；第二个阶段是唐代，金银器制作爆发式地发展，进入高峰；第三个阶段是唐代以后，金银器制作平和地进入了中国化的过程。唐宋之间，是金银器制作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文化韵味发生了巨大转移，这体现了唐宋之间社会的深刻变革。齐东方教授故以《金银器的唐宋之变》这一具体问题为题，进行唐宋间纵向的比较，来展示他多年来对考古学的思考。

讲座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唐代金银器制作高峰与原因”与“宋代金银器的特征与商品化”。

                     一、唐代金银器制作高峰与原因与原因

齐东方教授认为，唐代金银器的风格，可用“富丽堂皇”一词概括。他分四个方面论述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高峰与原因，包括继承发展、材料来源、生产制度、丝绸之路。

1.继承发展

任何事物发展的高峰均离不开前期的积累。在唐代之前，金银器制作已成为专门的手工业，容器的生产已经开始；铸造、锤揲、鎏金、掐丝、焊缀金粒和镶嵌等工艺技术已经出现并走向成熟；至唐代，古人对金银采矿有了较深的认识。这些均为唐代金银器制作的高峰奠定了基础。

2.材料来源

齐东方教授强调了历史文献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读史料时唯有基于新思想，代入式地阅读，才能发掘旧史料的新价值。历史文献可以有很多来源，例如，诗词相较于正史，往往可以更直接地体现当时的社会生活。

诸多文献的记载显示，唐代已经出现了专职的采金银者，他们具有对金银矿脉的一定认识，并且掌握了炼银技术。故而，唐代与前代相比，产金、产银量发生了质的飞跃。何家村金银窖藏出土金属渣块和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银渣块”见证了这一变化。

不少考古材料还可体现唐代国家对金银资源的控制。何家村出土了大量金饼、金挺、银饼、银版，有的还有“租庸银”、“东市库”等铭文。二者分别是租庸调制度与东、西市机构的实物例证。在租庸调制度中，税供可以用银两的形式代缴。官府可以通过东市、西市来平易物价。这些均显示，唐代官府掌握了大量金银材料。

部分何家村出土金银器

3.生产制度

齐东方教授认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特点是，文献较为完备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故而，考古学不可能起到重建历史的作用，而只能在部分方面进行补充。引用历史文献不会使考古学丧失纯洁性，因为方法无所谓对错，只论是否有效。

《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记载了唐代中央官府的工匠征调制度。全国各地的高水平工匠，不得隐匿，不得以资代役。工匠人员短缺时，优先从高水平工匠的子弟中选拔，选入后不得退出。

考古材料还可对历史文献起到补充作用，复原唐代官府作坊的生产制度。法门寺出土迎真身纯金钵盂的口沿刻铭记载了唐代金银器的生产责任管理制度，工匠、与逐层监工者的身份均可见于此铭。这与汉代的“物勒工名”相比，更进一步，说明唐代官府作坊中存在严格的生产责任管理制度。若收集其他类似的刻铭，还可重建一些工匠的升迁史，可见工匠具有不同等级的“职称”。

齐东方教授认为，原材料的供应、工匠的特殊选拔制度和严格的生产责任管理制，保障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分为三期是立得住脚的。他由此阐释了考古学分期的方法和目的。考古学分期，除应当排定器物的相对早晚序列外，还要找出背后的原因，并进行解释。基于不同学术兴趣进行的分期，在排定序列时应选取合适的特征。由于学者在分期时的侧重点不同，故而分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法门寺出土迎真身纯金钵盂

4.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畅通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各方面的考古资料均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例如陶俑所见大量胡人形象，可谓“万国衣冠拜冕旒”。若言前三点是“万事俱备”，则丝绸之路的畅通就是“只欠东风”。

唐代金银器在内陆可以流动，但若从更大的地理视角来看，它们大体分布在三条丝绸之路上（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南海丝绸之路）。外来器物的传入为早已技艺熟练的中国工匠提供了模仿的样本；来自粟特、波斯等地的外国工匠迁入中国，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这些外来元素激发了唐代金银器爆发式的发展。

唐代金银器出土地分布图

二、宋代金银器的特征与商品化

宋代金银器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这导致了宋代金银器在风格上与唐代金银器的截然分野。

首先，齐东方教授界定了一些考古学概念。第一，风格在比较中产生，是指可以直观感受到而不可量化的特征。第二，变革是截然的质变，与一般意义上的变化不同。第三，考古学上的“典型”一定要符合“大量出现”的标准，不可滥用。第四，观念形成共识后会上升为习俗，习俗被约束便成为了礼仪，礼仪形成了强制性约束便成为了制度，这四个概念在使用时应注意区分。

宋代的产银量与唐代相比，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这是金银器变革的经济基础。据文献记载，宋代某些路、县的年产银量超过唐代全国的年产银量，这可能与采银技术的进步有关。宋代采矿遗址为数众多，保存状况良好，现在尚可见风口、地层、矿渣等组成要素。然而，目前为止调查、发掘材料寥寥无几。齐东方教授认为，考古学工作应以研究为核心，先进的研究才能指导有新意的田野工作。盲目的田野工作不能推进学术问题。

宋代银矿遗址

宋代金银工艺的特色主要在于四点：

第一，锤揲技法表现的高浮雕效果的器物较多。江苏溧阳出土凸花瑞果图鎏金银盘上的瓜果纹饰，甚至高过盘的口沿。如此夸张的高浮雕不见于唐代，这亦意味着观赏性的增加、实用性的降低。

江苏溧阳出土凸花瑞果图鎏金银盘

第二，通过纹样与器形的结合构造出奇巧的器类。例如，彭州莲花纹银杯，直接将杯体塑为莲瓣状。再如，彭州葵形银盏，器体呈花型，还有花蕊状的中柱，器型仿生，观赏性强。上述器物花瓣形的口沿不利于实用，加之观赏性的增加，应当可以称作艺术品。齐东方教授界定了艺术品的概念：艺术品应是用来观赏，而非使用的。壁画、彩陶一类物品，功利性较强，不是艺术品。

彭州葵形银盏

第三，器皿中出现夹层工艺，夹层工艺是在外层以高浮雕进行装饰，在内层以素面作为内衬的工艺。这种工艺在节省原料的同时，可维持较强的器体强度。这种技术的采用，与宋代金银器的商品化有关。唐代金银器制造由官府控制，不惜材料与工时，器物精细厚重。宋代私人作坊生产盛行，追求用最少的材料与工时卖出最大的价格。故节省成本的夹层工艺在宋代颇为盛行。

   彭州龙纹夹层银杯

为说明节省原料的重要性，齐东方教授估算了唐代银器的价值，发现一件银器的原材料相当于一位九品官七到八年的俸禄。加上精巧的工艺，价值更要翻倍。他强调，考古学应当尝试用考古材料解释古代社会，不应只做材料的生产者和“学术界的仆人”。

第四，仿古或复古风格的器物流行。复古特指复三代之古。唐代的胡化以安史之乱落下帷幕，引发了后人的反思。故而，宋人倡导克己复礼。在此背景下，宋人模仿三代的礼器，制作了大量金银器。彭州圆口双耳温碗颇似商周的青铜簋。彭州象钮莲盖执壶有青铜器常出现的三角纹。江苏溧阳出土乳钉纹婆金夹层银盏上的乳钉纹亦有古风。此类复古金银器比比皆是。

彭州圆口双耳温碗

在观察了宋代金银器在工艺上的特点后，齐东方教授进一步归纳了宋代金银器更高层面的五个特点：

第一，私人作坊成为生产的主流。彭州窖藏、邵武窖藏和永嘉窖藏的大量器物铭记中，记有器物的制造地点、店铺自豪、工匠姓名、所有者姓名、器物名款、重量、质地成色等。这与汉代、唐代的“物勒工名”不同，说明了金银器作坊的私有化和名牌的出现。相对的，《淳熙三山志》等文献的记载显示，假冒伪劣产品随之诞生。

彭州“陈家打造十分”温碗

第二，金银器的商品化和民众化。商品化主要体现在器物的大批量生产上。邵武窖藏、临灃柏枝乡南宋窖藏等处均出土了大量同形器，是大批量生产的实例。金银器的使用阶层大大扩大。等级不算太高的墓葬内也开始随葬成套的金银器。墓葬壁画上的图像资料有助于判断器物的功能，并显示了金银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以壁画图像与器物的综合研究为例，齐东方教授批评了当下学界研究领域划分过细的现状。

邵武窖藏出土状况

墓葬壁画与实物的联系

第三，专门用于观赏的艺术作品增多，此点之前已经有所论述。

第四，器物的讲究与生活的精致。我们可由清明上河图窥见宋人生活之精致，苏东坡的诗展示了宋代美食的丰富性，由此可以想见器皿之讲究。根据《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文献的记载，金银器在酒馆、妓馆中为成为了日常用具。考察考古资料，出土背景相同的、用途相同的金银器，往往形态各异，其制作各具匠心。仿生器物大量出现。作坊的私有化使工匠突破了束缚，这说明，传统类型学研究在宋以后不再适用。

彭州多曲银盘

第五，器物造型和纹样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首先，宋代金银器具有高度写实性。宋代金银器与唐代的风格不同。唐代金银器的器型、纹样往往是从现实抽象出来的。例如，缠枝花、团花，并非实际存在的某种花。宋代器物上的元素则往往与现实中的意向直接对应，可以命以具体的名字。其次，“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宋代金银器的装饰与造型往往体现了一定的观念与意蕴，对后代影响深远。如托意“年年有余”的双鱼纹、象征文人气节的水月梅花图。山水画也大量出现在金银器的纹饰中，《赤壁赋》等作品由文入画。

以《前赤壁赋》为创作题材的宋代银盘

齐东方教授最后以严复的话概括全场讲座：“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对当今中国影响最大的朝代是宋。以这句话总结，意不在概括宋的特点，而是要提醒大家，只有打破种种界线，开阔视野，进行大跨度的比较，考古学研究才能深入。

讲座现场

撰稿/王正原

摄影/蒋子谦

编辑/曹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