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九一八”：那些抵抗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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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九一八”纪念日。每到这一天，我国很多城市都会拉响防空警报。毋忘国耻，警钟长鸣，这是九一八这一天的主题。
关于九一八的来龙去脉，基本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大锤在此只是简单叙述一下，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天，下令当地不抵抗的是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张学良，并且经过了当时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的集体讨论，出发点大约是误判了日本关东军的战略意图，以为对方只是挑衅而不是侵占，因此想到的第一位意图是保存实力。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主要责任。
（张学良1931年9月6日打电报给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不抵抗”）
而当时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对与日本开战一事也没有任何支持，而且事实上提供了九一八事变能够发生的基本前提，那就是间接导致了东北地区的兵力空虚。因为张学良的东北军，早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1930年的9月18日，就集中主力开进山海关，当时这是为了帮助蒋介石，赢得与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李宗仁等人正在激烈进行的新军阀中原大战。东北军主力部队离开辽沈地区投入中原大战，并在中原大战之后处理战后事宜（包括占领中原大战失败一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的地盘），一直滞留到1931年7月，造成了沈阳地区防务空虚，给了日本关东军以可乘之机。
（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合影）
更要命的是，1931年7月中旬，日本又参与策动军阀石友三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发生正面大规模对抗，双方在河北省总共投入了十多万人进行主力会战，导致东北军能打的精锐部队，仍旧留在山海关内。
当然，即便东北军主力都在关内，1.1万日本关东军要对付的东北军当地驻军，仍然有16万之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关东军中的战争疯子们，在1931年9月18日晚，悍然点燃了战火。
但是在那一天，尽管“不抵抗”的阴霾造成了今天的国耻。同样在那一天，仍旧有一群人奋起抵抗。
这就是当时的辽宁省警备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以及他手下的沈阳城内的警察系统及公安队2000余人。这个黄显声，就是后来小说《红岩》中小萝卜头的老师。
（黄显声将军）
其实在事变发生前，日军阴谋发动重大行动的情报一直源源不断。即使是黄显声的警察系统，也获得了不少相关情报，他也提前报告过张学良。但是不抵抗的决策本身，不是黄显声能够更改的。但是黄显声还是尽自己所能，提前加强了准备，把当时下属的58个县级警察队公安队，扩大成为12个警察总队，并且发放枪支弹药。其中2000余名沈阳警察被合编为一个总队。
从1931年9月初开始，黄显声根据情报，判断日军行动在即，一方面继续向张学良报告，一方面昼夜留守在自己的警察局办公室，准备随时应变。
因此，当9月18日晚日军向沈阳城发起进攻时，黄显声的警察队是准备最充分的，得以第一时间迅速反应。当时有人回忆说，这边日军第一轮炮弹刚刚打过来，黄显声的警察队已经拿着武器驻守各处，开始抵抗。
1931年9月18日深夜，沈阳城内就是这样展现出奇景：同样是收到不抵抗的命令，一边是不足700人的日本关东军轻易占领了8000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一边是黄显声的2000人的警察队用轻武器在各处依托简易工事，与优势日军展开激战。
（日军占领北大营）
当时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对于九一八事变当夜的警察抵抗一事，是这样描述的：“沈阳工业区之公安六分局，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曾有激烈之对抗。局内警察仅三十余名，与日军数百人相抗。双方肉搏亘[gèn]三小时。后因子弹告罄[qìng]，外无应援，遂被日军攻入。三十余健儿，悉数被日军杀害。碎足折肋，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多日无人掩埋。”
类似的战斗还发生在沈阳城内外的皇姑屯、马路湾、西塔等地。
（占领大帅府的日军合影 图片/网易过客）
来自警察队的抵抗一直持续到9月21日，随着日军占领城内各大要点，黄显声被迫下令警察部队撤离沈阳城。
警察部队西撤到了锦州。由于组织得利，黄显声的部队是撤退过程中损失最少的。这些警察部队后来成为了东北义勇军抗日队伍的重要骨干，东北抗日名将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人都或多或少有东北警察的背景。而黄显声自己，因为首创“辽宁抗日义勇军”，则成为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1935年，正是根据东北义勇军的抗日事迹，作曲家聂耳与词作家田汉合作，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便是后来我们的国歌。
（战场上的辽宁抗日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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