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书家杨以增与淮安清江浦|| 张一民文、胡彬图
张一民文、胡彬图
海源阁藏书经过杨氏一门五代人的努力,至清末,藏书已达3236种,20余万卷。这其中以藏书楼第一代主人杨以增的功绩最大,是他奠定了海源阁藏书的基础。
封建社会私人藏书家蒐集书籍时很注重对天时的把握,即抓住机遇。固然,历史上政治稳定、国家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时期,会给藏书家集书籍带来好的机遇。但在国运衰败、动乱加剧、战争频仍时期,也会给某些藏书家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求书机遇。杨以增的机遇就属于后一种。他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正值太平天国军兴,兵燹连年不绝,江南私人藏书楼在农民运动冲击下,大量藏书纷纷散出。杨以增利用治理江南河道和督办漕粮之便,辗转于吴越间,以巨资在运河沿线购得黄氏“士礼居”、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等海内名家的部分藏书。清江浦与聊城都是位于京杭大运河航道上的河滨城市，两地相隔不足千里，船运数日即可到达。杨以增正是借主管河道之机，通过运河的便利条件，用络绎不绝的运粮船托运，把他所搜购的书籍运至聊城，庋藏于海源阁，使大量的珍本秘籍得脱于兵燹之厄。如号称乾嘉间文献之宗王，“三百年来藏书之巨擘”的黄丕烈(荛圃),晚年家事多艰且病魔缠身,不得不卖书解窘,其所藏尽归汪士钟“艺芸书屋”。咸丰初年,“艺芸书屋”所藏复散出,大多归于瞿氏“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而以“海源阁”为最。当时的藏书家江标说:“(海源阁藏书)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荛翁(黄丕烈)之所藏,则又八九中居其七焉”。由此而奠定了“南瞿北杨”的格局,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一时并称于海内。在社会动荡之际，杨以增此举，对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无疑是起到了保护作用。
二、得书于地利
封建社会私人藏书家蒐集书籍时,又很重视地利条件。他们把目光往往投向文风蔚然,书肆繁荣的通都大邑，江南河道总督署驻节清江浦 ,后汉时期因袁术占据淮南,曾率军过浦,所以又称清江浦为袁江、袁浦。这里虽然不是什么大邑,但境内有运河,明代中叶以后为河运要津,南船北马在这里交汇,曾有“九省通衢”之称。这里又是黄河夺淮之所,为治理河水泛滥,清政府设立了管理机构——江南河道总督署。临海的两淮盐场又吸引了大批的盐商落居到这里,官方设有盐运分支机构。河工、漕运、盐务、船政、税收五业并举,使清江浦一度呈现出五方幅辏、肩摩毂击、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同时又造成了人文荟萃的局面,有清一代,经学大师顾炎武、阎若璩，训诂学家张昭，诗人王渔洋、袁枚,金石学家吴玉搢，藏书家程晋芳、思想家龚自珍、文论家潘德舆、戏剧家黄均宰都曾在这里从事过文化活动。因此这里出版、印刷以及书籍流通事业也格外引入注目。当太平军占领南京和攻打扬州时,有不少南方的书商手持珍本秘籍来到清江浦转售，又有“南北各军往来淮上,往往携古书珍玩求售。”我们从杨以增的儿子杨绍和《楹书隅录》记载中,可以看到海源阁藏书有不少是其先后在袁江从书商和军士手里购得而来。他们知道杨以增嗜藏书，乃持书单登门洽谈，供其选购。据杨绍和《楹书偶录》记载，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始，至咸丰四年（1854），杨以增在清江浦本地先后购得珍本书籍有：宋本汤伯纪注《陶靖节先生诗》四卷二册；宋本《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十二册；宋建本《三国志》六十五卷三十二册；宋庆元六年罗田县庠刻本《离骚草木疏》四卷一册；宋淳熙池阳郡斋刻本《山海经》三卷三册；宋本《三续千字文注》一卷一册；宋本《韦苏州集》十卷六册；金本《新刊韵略》五卷三册；元本《陆宣公奏议》十五卷；明本《王文恪手写文集》《白云集》《玉山名胜集》等。
三、得书于人和
封建社会私人藏书家在蒐集书籍时更注重“人和“的作用。“人和万事兴”，杨以增亦不例外,他身居高位，宦迹甚广，同窗故旧遍及各地，他又广交文友,招致俊颜雅士为幕僚,在为他办理河漕事务的同时,帮助他访购、鉴定、校勘书籍。如桐城派散文大家梅曾亮,与杨以增为同年进士。咸丰四年，被杨以增迎养至清江浦南河节署之清晏园，刻其诗文集，与杨以增“对案食者一年”，为杨以增校刊仿宋本《蔡中郎集》，并为“海源阁”题记。被几任河督聘为幕僚的泾县布衣名士包世臣,曾在河督署内的荷芳书院里课杨以增子杨绍和读书,并为杨以增藏书校补题跋。精于声训版本之学的浙江秀水人高均儒,长期居住在清江浦河督署,为杨以增刻《海源阁丛书》主校勘。长于训诂和金石文字的山东日照人许翰,与杨以增书信往来不断,为杨以增购宋本《山谷老人刀笔》二十卷十册于吴门，并为他校刊《说文义证》。淮安当地的著名文人丁晏,不仅与杨以增有翰墨酬唱,还赠送他家藏秘籍。丁晏刊《六艺堂诗礼七编》十六卷，即由聊城海源阁梓行，以增作序于南河节署。此外,还有藏书家刘燕庭、许滇生、汪延熙也向他寄赠或转售过珍本。正是在“人和”的作用下,才使得杨以增在清江浦所购书籍既能致多,又能致精。其中有不少书还被他刊刻出来，流布艺林，传存于世。
从杨绍和《楹书隅录》对“海源阁”藏书的著录中,我们看到,凡注明在“清江”“袁江”“南河”所购的书,都是一些品相质地很高的珍本,有的被杨氏父子列为“四经四史斋”“宋存室”中的特藏,不乏有镇阁之宝。如南宋建本《毛诗》,旧为康熙朝南书房学士查慎行收藏,有查氏题跋和“得树楼”藏印。此书原本二十卷,在咸丰十一年乱燹中,遭到严重损失,仅余最后三卷,即卷十八至卷二十,杨以增于道光二十九年在河督任上购自扬州藏书家汪容甫(中)后人,收入“四经四史斋”。又有宋本《周礼》十二卷六册一函,刻有书牌“婪州市门巷唐宅刊”“婪州唐奉议宅”，历经名家收藏,有“恩福堂书印”“江都汪氏问礼堂收藏印”“周玉斋金汉石之馆”“阮氏小云过目”“何绍基”“何绍业观”诸印。据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题跋称:“先公督袁江时,旋购此本于扬州汪容甫先生之子孟慈太守家,藏于海源阁“四经四史斋”。宋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二十二卷二十册,长四寸余,宽不及三寸,精致小巧,古雅可爱。此本向为清浦王德甫先生所藏,后归扬州汪孟慈太守,道光己酉,杨以增于太守之子延熙处得之,藏于海源阁“宋存书室”。世所罕见的金本《新刊韵略》五卷三册,卷末有墨阁木记:“大德丙午平水中和轩王和印”。据钱竹汀考订，“是本为正大原刊大德重修耳,仍应定为金本”。杨以增获致后,题跋于南清河节署四宜轩曰:“金源人著述颇稀,而刻板传于今者尤勘。数百年来历为名家收奔,劫尽之余尤可珍矣”。宋椠本《三国志》六十五卷三十册四函,楮墨精古,笔致秀雅。为杨以增于道光己酉开府袁江时,以重金得之,取配旧藏宋椠《史记》、两《汉》,共成四史。曾经著名藏书家曹寅、黄丕烈、顾广沂,汪士钟等人递藏的北宋本《淮南鸿烈解》,全书二十一卷十二册仅阙五叶,杨以增于咸丰壬子得之于袁浦。“亟思锓木以惠艺林”,后因江南寇起,他忙于军务,事遂中辍。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道光己酉庚戍帅南河期间,先后收奔原为黄荛圃“陶陶室”所藏的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四卷。两书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所以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杨以增将其尽收到海源阁里,不胜狂喜,“以为合璧重光,莫是过也”。其子杨绍和亦感叹不已，以为“聚而之散,散而之聚，若有数存乎其间者,果天生神物终当合耶。昔子晋(毛晋)藏《东坡书》《渊明集》斧季(毛扆)诧为隋珠赵璧,似此岂多让哉？我子孙永宝用之。”遗憾的是“陶陶”二书在八十年后,从海源阁中散出,后为“爱书如护头目”的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所得。1952年,周叔弢先生将著名的“陶陶”和两卷施注《东坡和陶诗》捐给了北京图书馆。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国家图书馆领略到“陶陶”二书的风采。
参考文献:
[1]杨绍和.楹书隅录[M].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M].中华书局,1990.3
[2]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编.海源阁研究资料[M].山东友谊书社,1990.10.
[3]丁延峰.杨以增年谱略稿[J].历史文献第十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