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学人专辑 | 吕超：论《变形记》和《第九区》中的伦理困局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吕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系主任，现任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科幻文学，先后主持两项科幻相关的国家社科项目“中美科幻小说发展机制比较研究”、“科幻文学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研究”，指导九位硕士撰写科幻相关的学位论文。

摘  要：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电影《第九区》都以人的变形为题材，在荒诞或科幻风格的背后，隐含着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批判。两部作品共同探讨普遍意义上人性的幽暗之处，并进一步追问背后的伦理困局，既包括人与人之间，也涉及人与非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关键词：《变形记》；《第九区》；伦理困局

《变形记》▲

卡夫卡的《变形记》（1915）在荒诞风格的背后隐含着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批判，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巨型甲虫，变形后的他丧失了人类身份，最终被亲人无情抛弃，凄凉死去。研究者大多认为该作品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异化，以及家庭内部冷漠的金钱关系。但笔者以为，这种分析尚未触及人性深层和伦理悖论，追根究底，《变形记》是在探源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幽暗之处，进而诘问深层的人类伦理困局。

卡夫卡的这一创作意图更鲜明体现在一部“向《变形记》致敬的科幻电影”《第九区》（2009）中。小说《变形记》将人的异化放大，并荒诞化处理，而电影《第九区》则将矛盾冲突激烈化、视觉化。该影片不仅票房不俗，在业内也好评如潮。编剧颇具创意地把外星生物设计为一群宇宙难民。公司职员维库斯因意外感染，逐渐变成自己讨厌的外星生物模样。人类为了利益，不惜要活体解剖甚至生吃维库斯，并对其展开一系列追杀。人性的幽暗和伦理的困局在影片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本文将把《变形记》和《第九区》整合在一起论述，厘清其离奇情节背后的幽暗人性和伦理困局。

《第九区》▲

一

我们常说灭绝人性，是默认人性为褒义词。但本质而言，人性的组成是复杂的，在意识的最深层，既有行善的动机，也有做恶的潜能。分析《变形记》和《第九区》，周围人对变形后主人公的冷漠和残酷，可以借鉴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这一观点来审视。阿伦特重点分析集权体制下的人性，本文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探源更隐秘、也更普遍意义上的人性黑洞。

需求层次理论为大众所熟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众多需求分为五种：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等，它们按层次逐级递升。当前一种需求被满足之后，后一层的需求才会变得尤为强烈，并被重视起来。其实， “需求”的背后，暗含着人性的自保（或自私）本能。当然，该理论也存在不少争议，譬如有人认为该理论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色彩。实事求是的讲，需求层次理论并非对每个人的每个人生阶段都完全适应，但一般而言，其对普通人的适用范围是较广的。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毋庸置疑，一些生理需求是维持个体存活的物质基础，譬如呼吸、饮食。当一个人极度饥饿时，会不择手段地获取食物，道德约束力自然会变得非常脆弱。极端的案例便是古今中外广泛存在的“为了求生而吃人”的故事。历史上的海难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为了求生而吃人”成了航海界的不宣之秘，甚至有约定俗成的规矩：通过掷骰子的方式，决定谁被吃掉，以及谁充当杀手。代表性事件发生在1820 年，埃塞克斯（Essex）号捕鲸船在太平洋被抹香鲸撞沉，幸存的船员本可以顺风漂流到马克萨斯群岛，但为了不成为食人族的猎物，他们选择了逆风前往智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饥饿，他们也开始食用死于饥饿的难友。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据此创作了世界名著《白鲸》（Moby-Dick）。

《白鲸》▲

1949年，美国学者富勒论证了著名的“洞穴奇案”， 借以拷辨人类目前的法律和伦理极限：一群探险队员在山洞里遭遇崩塌事故，在抢救队伍抵达前，这些人即将饿死。经过讨论，探险者同意抽签，抽到“死签”者被吃掉，其他人最终获救。至于吃人者是否有罪，站在不同的伦理立场便会给出不同的答案。[1]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选择宁愿饿死，也不吃人肉。据传，海难中有英国绅士斥责同伴吃人，但他嘴里却流着口水，该绅士最终饿死。故事虽然残酷，但也非常感人，生理的需求和精神的约束发生了激烈碰撞，更能彰显出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光辉。

在生理需求满足之后，人性的恶依然有可能在某种情境下被释放出来。社会心理学名著《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2]描述了两个著名实验。第一个是1961年的“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邀请志愿者来考察学生的单词记忆能力。在试验中，作为被测试者的学生每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会对其电击一次作为惩罚。电压由低到高，逐次调升15伏，最高甚至达到450伏。实验过程中，被电击的学生不断惨叫，请求停止测试。（当然，志愿者并不知道被电击者是演员，其实并未有电流放出）。按照常理推想，每一位善心未泯者都会停止电击。但多次试验的结果却是：来自不同职业的志愿者大约60-70%完成了实验，一直提高电压至450伏。并且，有志愿者在电击时脸上闪现出诡异笑容。第二个实验是1971年的“津巴多斯坦福监狱实验”。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将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扮演狱警和囚犯。本来实验计划是15天，但由于狱警对囚犯的种种虐待行为，试验第6天就紧急叫停。这两个实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某些情境下，所谓的好人也会逐渐堕落，人性中暗黑的一面会被释放，并无止境膨胀到邪恶的地步。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进一步推演，原因更复杂，波及范围更广的恶，当属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其历史背景是，1961年，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公审，最终判处死刑。身为犹太裔思想家的阿伦特，跟踪报道了这场审判。艾希曼自称“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 [3]。作为公民，他的行为符合当时德国的法律；作为军人，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据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来解释这种现象。她认为“平庸之恶”是广泛存在的，同时也是不易察觉的。人类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融入集体意识（譬如国家机器或政治体制）中，默认一些不道德的政策或法规，虽然偶尔也可能良心不安，但却依靠制度为自己的恶行开脱。阿伦特的新锐观点一开始不被大众所理解，被指责为纳粹罪行辩护。但历史证明，阿伦特的眼光是犀利的，她跳出了战争和仇恨的狭隘范畴，冷静地去分析罪恶背后的人性和体制之源。

汉娜·阿伦特 ▲

由此看来，人性中的善与恶是并存的，各种需求的背后不仅隐藏着欲望，也隐含着行恶的动因。从这一角度再来审视《变形记》和《第九区》中的“异化”问题，也就能解读更微妙的人性幽暗之处了。

卡夫卡身为保险业务员，对社会底层有着深入观察，并在作品中竭力表现人的异化和丑恶，进而批判社会关系的麻木和残忍。

卡夫卡 ▲

《变形记》里的角色都是小人物，在阶级分层上属于中下等，有着过上幸福生活的欲望。他们对生存之艰辛的无奈，也被无助的精神压力所放大。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处在生死存亡的极端境地，但他们却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充满着恐惧。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家里的经济支柱没了，长期赋闲的父亲只得外出工作，即使在家也身穿工作服，随时表现出对上级的惟命是从。[4] 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小人物生活的艰辛，以及社会体制的残酷。一开始，家人还对格里高尔有同情心，但很快，人性的最本能需求让他们害怕。随着恐惧、悲观混杂在一起，小人物会变得逐渐冷漠和自私。为求自保，他们选择抛掉格里高尔这个沉重包袱。在格里高尔死后，其母亲还感谢上帝，很明显，这只是给自己寻求一种罪感释放或心里安慰。基于这一逻辑，我们不难推测，如果这个家庭的其他人变成甲虫，格里高尔很可能也会是冷漠待之。笔者之所以如此判断，不是为了给小人物开脱，而是人性确实有这种恶的因子。

观看《第九区》，我们也能理解作品中人性的混乱。如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开场时的维库斯也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他守护家庭、爱恋妻子、努力工作，但同时也有虚伪、自私的缺点。为了晋升，他通过裙带关系，争取到拆迁外星人定居点的任务，视外星生命如草芥。在暴力拆迁过程中，他对着电视直播镜头微笑着讲解如何杀死外星幼儿，并用火焰喷射器烧死了无数尚未孵化的外星卵，丝毫未表露出怜悯之心，反而很陶醉这种屠杀行为。电影中的其他人类，或者认为外星人侵占了有限的地球资源，坚持要驱逐外星人；或者因感染后的维库斯有巨大的利用价值，而不惜活体解剖（甚至生吃）他。更多的普通人，当得知维库斯会传染的虚假新闻后，唯恐避之而不及，甚至不惜开枪猎杀失魂落魄的主人公。总之，感染后的维库斯似乎成了“人民公敌”。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如果是其他人被感染，我们不难推想，维库斯也将毫不犹豫地加入驱赶者或猎杀者的行列。

《第九区》主人公维库斯 ▲

二

如上文分析，人性暗黑一面（内因）的存在，决定了小人物可能在某种情境下做出恶的行为。但如果社会能够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外因），给予正确的引导，也许会尽可能减少悲剧的发生。然而人类社会所建构的伦理观念，并不是完美的，有时甚至会加速释放人性黑暗的一面。针对伦理关系的双边架构，下文将分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一，人与人的伦理困局；其二，人与非人的伦理困局。

1、人与人的伦理困局

关于这点，让我们从一副著名照片说起：“一个骨瘦如柴的苏丹女童爬行在路上，而兀鹰就在不远的后方，等候猎食”。该照片让黑人摄影师凯文·卡特荣获普利策的新闻摄影奖（1994），但随即也招来无数的批评、谴责，甚至谩骂：“摄影师为什么不去帮助那个女孩？”大家纷纷打听该女孩的下落，询问其现状。但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结果。卡特本人则在寻找未果后，迫于舆论压力而最终自杀。

《饥饿的苏丹》▲

笔者相信，摄影师卡特并非十恶不赦，是一位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但当时为什么没有救助这个女孩呢？这一问题可以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研究。该校的两位教授比布·拉塔内和约翰·达利发现，纽约城区曾发生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在40多人的围观下，一个女孩被罪犯追赶，最终被拉上楼梯强暴；也有路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大街上被砍的满身是血，却没有见义勇为者出现。这到底是为什么？答案可以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中找到：越是数量众多的人目睹罪案，旁观者就越不会主动介入，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不需要做什么，其他人会做；如果其他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么” [5]。身为看客的“吃瓜群众”就是这样一种被群体所裹挟的“乌合之众”，在互相的微妙期盼和不断失落中，逐渐丧失了基本的良知判断能力。

《乌合之众》▲

上述现象是大众对恶行的不制止，进一步则会在某些情境下，参与行恶。试想在纳粹大屠杀中，有多少普通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恶行。很多人一开始参与迫害昔日的邻居或朋友，或者迫于压力，或者仅仅只是不愿与别人不同，不得以而为之。但后来，有的人会逐渐丧失良知，成为杀人恶魔，甚至做出比杀人更发指的残忍行为；另一些人则试图给自己寻找良心的辩解，比如“我只是服从命令，做个本分的公民”；“我是被逼无奈，不然我就死定了”；“既然他们总归是要死的，那我就让他们死得痛快些，让他们尽早解脱”；等等。

当然，这些还是能够明辨是非的情况，有时我们被所谓“科学”的社会规律所蒙蔽，会以追求进步的名义，来美化自己的恶。以广泛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例，虽然在学界和精英阶层饱受批判，但这种观点却早已深入人心。家长和老师会告诉学生：“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找不到工作，就会被社会淘汰，活不下去”；政府会警示百姓：“落后就要挨打，就会被其他民族奴役”；哲学界更是给出了“他人即地狱”的极端观点……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似乎并不愿过多考虑付出的巨大代价。譬如，明知修建摩天高楼、开掘矿井会有工人死伤，其死亡率客观存在，但我们依然要做，也会默许亲人去从事此类工作。在生存压力之下，整个社会以自然规律的形式营造了一个紧张（甚至恐怖）的氛围，而它明显威胁到需求层次理论中的低级别需求，比如人身安全、生活稳定等。在这一氛围下，普通人很少去质疑所谓的“规律”，而是紧张兮兮的去做被体制认可的事情，其中不可避免的触及恶的元素。分析至此，我们再来审视《变形记》和《第九区》，就不难看出作品影射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困局。

卡夫卡有句改写自巴尔扎克的名言：“一切障碍都能够摧毁我” [6]。这鲜明体现了在身不由己的环境中，为了生存而备受凌辱、苦苦挣扎的各类小人物形象。他们孤独而充满怨怒，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逆来顺受。格里高尔有着“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这种锁门行为隐喻着家人内部关系的隔膜与疏离。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则世态炎凉，卡夫卡明确写道，身为推销员的格里高尔经常在外旅行，“几乎长年不在办公室，他们自然很容易成为闲话、怪罪和飞短流长的目标”。在竞争激烈的职场和社会大环境下，一个人一旦丧失谋生的能力，比如身患重疾，就会在隐喻层面上变成一只甲虫，成为公司或家庭的累赘。那么小人物（或者更广义的普通人）是如何处理此类不幸的人呢？从《变形记》来看，通常可以分为三步：首先，给他们一些怜悯；然后，会习惯其存在，采取冷漠的态度；最后，当不幸者危及小人物的利益时，最终会被清理出户。所以在《变形记》的故事结尾，最温暖的心反而会变得最残忍，格里高尔的妹妹彻底抛弃了他，全家人在格里高尔尸骨未寒之际就庆祝新生活的开始。这就是一种残忍但却合理的现实逻辑，它暗含了适者生存的所谓“自然法则”。

《Dearest Father》▲

电影《第九区》中，当科研人员为了获取DNA而要肢解男主角的时候，恐怕很多观众都会义愤填膺。这种正义的感情是自然流露的。然而，让我们来对比思考另一种场景：一名警方卧底被犯罪集团派去执行一次枪决任务。如果不执行，卧底的身份就会暴露，进而影响整个计划的成败。那么，杀还是不杀？同样是做出杀的选择，《第九区》中的反面人物是为了金钱，而假设情境中的卧底则是为了将犯罪集团一网打尽；前者为人所不齿，后者却得到很多人理解。这便推导出一个棘手的伦理问题——是否只要初衷正义、动机高尚，就可以牺牲少数派的利益，甚至是生命？可是，又该如何裁定动机的崇高和正义？基于这一逻辑类推，当一名宇航员被外星生物附体，必须杀掉才能拯救全体船员，该如何选择？（参考科幻电影《异形》和《普罗米修斯》）当某个村庄肆虐恶性病毒，有迅速感染周边城镇的危险，又该如何选择？（参考电影《极度恐慌》和《卡桑德拉大桥》）很明显，壮士自己选择断腕的勇气固然让人叹服，但如果是他人强迫壮士断腕，则是另外一回事。同样，《第九区》中的维库斯并没有自愿选择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只是为了能卑微的活着而努力抗争。

《异形》（左上）       《普罗米修斯》（右上）

《极度恐慌》（左下）   《卡桑德拉大桥》（右下）▲

2、人与非人的伦理困局

至此，我们所讨论的道德伦理还是限定在人类之间，但因为涉及到变形问题，下文所要讨论的伦理问题，就将拓展到人与非人之间的伦理困局。

中国古语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显而易见，这句话体现了人类对他者（异族）总是怀有提防之心。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思想哲学界普遍认为人类高于其它物种，在等级关系中处于上层。譬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声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动物可以被视作有生命的机器，缺少理性的它们可以被人类任意支配；德国哲学家康德则宣称“人是目的本身”。所有这些理论支撑起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并对普通大众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一角度来推演，人和非人分属两种不同的存在范畴，人类作为高等生命可以利用或奴役低等生命，而不用背负任何道义上的责难或良心的愧疚。这种学术观念对群体和个人道德具有潜移默化且持久的影响，甚至以历史规律或自然法则的面目出现，让人在利用异类生命时不必太多诉诸良心。

普罗太戈拉 ▲                             康德 ▲

但是，这种基于物种等级的伦理学也有很大漏洞。广为流传的达尔文进化论告诉我们，生物演化具有线性的轨迹：从单细胞体到低等动物，再到灵长类，最后成为万物之灵的人。这一过程貌似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和进步性。其实，真实情况如《生命的壮阔》一书讲述的，生命进化只是随机“区域性适应”，之所以进化出越来越复杂的物种，完全是概率的结果[7]。人类也不是物种的最高等级，因为所谓等级的划分，也只是人类自己界定出来的。地球的原始时代，最初诞生的是细菌，如今仍然是细菌的天下。它们的种类已经变得难以想象之多，适应能力也变得让人为之击节赞叹：在水温高达数百度的大洋底部，在几千米深的岩石中，都有细菌的族群存在。细菌虽然在生物构造方面远比人类简单，但却是这个蔚蓝星球的隐形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只是它们的庞大家族在自我繁衍和演化时，不小心变异出来的偶然生物而已。然而，普通人很少去质疑曾经接受的所谓“常识”，也很难接受这种敬畏万物的生态伦理观念。

《生命的壮阔》▲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丧失了人形，他为之服务（卖命）的公司立刻把他抛弃，昔日的朋友也不闻不问，家人唯恐避之不及。母亲不愿意见到它；妹妹也不再给哥哥提供其过去爱吃的食物，只是在上班前匆忙用脚把草草准备的食物推进来，犹如对待一个并不喜欢的家畜；父亲则不得不结束闲散多年的生活，外出当侍者，并逐渐厌恶它，甚至出手打伤了它，并最终导致格里高尔的死亡。就连家里的女佣，也没有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有丝毫怜悯，“她兴致一来就这样无聊地滋扰”格里高尔，骂他“老屎蜕螂”，残酷地将自己的愉悦建立在格里高尔的痛苦之上。直到最后，格里高尔凄凉死去，上述人员才感觉如释重负、重获新生。

如果说《变形记》影射的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之间的伦理关系，那么《第九区》则隐喻着人类对待外太空生物的伦理学。对于尚未经验之物，人类又建构了怎样的伦理架构呢？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代表作《三体》给出了形象的答案，向读者展示了“宇宙黑暗丛林学说” [8]。该学说针对天文学界的“费米佯谬”：如果外星生命存在的话，为什么地球上的人类从未接触到呢？有人据此否认地外文明的存在，有人则给出存在的逻辑推理，“宇宙黑暗丛林学说”便是最经典的解释之一。该观点根据人类的思维逻辑，基于两条基本的假定：生存是所有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在发展时会不断对外扩张，但可供利用的资源却不是无限的。最终，宇宙似乎变成一处黑暗的森林，不断上演着弱肉强食的血腥争斗。

《三体》▲

以此来看《第九区》，我们不难理解片中人类对外星人的强烈厌恶和排斥行为，因为它们占用了人类的资源，又不给任何回报。然而，悖谬的是，很多观众却站在片中外星人的立场上。为什么呢？笔者以为，观众身为旁观者，看到外星人虽然像畜生一样被蹂躏，但其实他们内心与我们人类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同样有生存的欲望和权利。善良的他们谁都不想伤害，只想早日修复飞船，返回母星。对比之下，片中人类却由于内心的异化（为了金钱、长生或外星武器），逐渐展现丑陋的一面：无情捕杀昔日的同事好友，一些黑帮老大甚至要生吃维库斯。面对能够理解并沟通的外星人，很多观众看到片中人类被外星武器像气球一样打爆时，大呼“解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外星人不能沟通，思维模式又无法预知，人类（不论是片中人类，还是场外观众）又会怎样呢？假设你偶然看到一个如《第九区》中的外星生物向你走来。如果你手中有枪，你是否会扣动板机？尽管它可能只是过来给你一个问候性的拥抱。毕竟，人性是在生存本能上衍生出来的，对异族的防备和恐惧，促使绝大多数人会为了自保而射击，这源于人性的幽微黑洞。但人性也有温情的地方，我们总还能在生活中发现一些光明和美好的东西。就像影片最后那朵钢铁玫瑰，主人公在变形之后因被追杀而无法回家，只得偷偷送到妻子的门前，虽然它源自垃圾堆，但毕竟表达着眷顾和爱恋之情。

结语

卡夫卡的《变形记》和电影《第九区》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幽暗维度，并拷问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非人之间的伦理困局。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卡夫卡幻化成为《变形记》中的人物，比如格里高尔的弟弟、同事或邻居；或者《第九区》的导演以及同情外星人的观众，成为电影中的人类，他们又会怎样抉择？是颠覆原有的故事情节，还是“与之俱黑”？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但至少我们应该借此去反思人类内心，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局限。

本文原刊于《景德镇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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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Suber, Peter. 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2] Zimbardo, Philip. 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3]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6. p.18

[4] [奥地利]卡夫卡：《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M]，谢莹莹、张荣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5]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6] Kafka, Franz. Dearest Father[M], Trans. Richard Stokes, New York: Oneworld Classics, 2009, p168.

[7] Gould, Stephen. Full House: the Spread of Excellence from Plato to Darwin[M], Bost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8] 刘慈欣：《三体·黑暗森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责任编辑：碳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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