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七部，现实七种：吴文光TIDF观影笔记（一）
五月，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TIDF）在即，有七部大陆纪录片入选：沙青《独自存在》、徐若涛《表现主义》、李红旗《神经2》、魏晓波《生活而已3》、萧潇《团鱼岩》、晋江《上阿甲》、胡涛《偷羞子》。吴文光应台湾杂志《电影欣赏》之邀，为7部影片写了影片评介。凹凸镜获作者授权，将分两篇刊载，此为第一篇。
影片七部，现实七种
作者：吴文光
来源：草场地工作B站
五月，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TIDF）在即，有七部大陆纪录片入选。2月下旬，台湾杂志《电影欣赏》来邮件说要做TIDF影展专辑，约稿“大陆入选影片评介”。
写了约稿的五千字，交稿后意犹未尽，七部片子打包装在一篇五千字文中，紧巴巴的“影评”感觉。我写片子习惯稍带说作者（那只鸡为什么会生下那个蛋），我好奇的是，七个生动的人，和作品各有什么值得琢磨的故事。所以我在原稿底子上做了点活，把“影评”弄成笔记。以下即是。
七部影片及作者：
《独自存在》（导演：沙青）
《表现主义》（导演：徐若涛）
《神经2》（导演：李红旗）
《生活而已3》（导演：魏晓波）
《团鱼岩》（导演：萧潇）
《上阿甲》（导演：晋江）
《偷羞子》（导演：胡涛，又名胡三寿）
七部片子这么顺序下来，我是按导演年龄“由大至小”排下来，沙青、徐若涛两人是六零版，李红旗是七零版，魏晓波、萧潇、晋江是八零版，胡涛是九零版，年龄最大过50，最小20出头，中间有40出头和30出头。
除年龄差别，这些作者与影像创作发生也各有自己的故事，有曾经的诗人小说写作者，有依然是视觉艺术家身份，有图片摄影为业，还有拍广告谋生，年岁及人世阅历的种种不一，进入到七部片子中，这些作者对现实的观看、包括影像表达的选择自然各有一路。
七个作者，除拍《上阿甲》的晋江不认识，其他六人，或深或浅都知道。七部片子，《独自存在》、《团鱼岩》和《偷羞子》三部之前已经看过，并且也写过点看片笔记，另外四部听说但没看过。杂志编辑约稿时说，就写看过的片子也行。我主动找作者联系片源，写了个简短说明文字，我有李红旗和魏晓波微信，发给他们两个，随即收到片源信息。徐若涛和晋江两人我没有联系方式，麻烦丛峰帮转，也很快收到片源。
四部片子，每天看一部，四天看完。七部片子装在脑子里了，明显看出影展策展人的眼睛很“毒”。我开始有点后悔主动找作者联系片源，原因是，七部片子排列在我面前，像一个八卦阵，挑战着我的神经和辨析力，我能进入这个“八卦阵”吗？实话说，还没有开始写我就有种“无力感”，我怕我难以触摸到这些作品隐秘的内核——
沙青如何在“私人之窗”与“公共空间”之间搭建起一条通道并宣言他的“独自存在”？
徐若涛的“表现之剑”亮出，是因为“现实凶猛”，还是“艺术凶猛”？
李红旗蹲在公园马路边盯着那些日常，“敏感神经”触发隐藏其间的“残忍”？
魏晓波的“私人生活”拍到第三部，“而已”之外还有什么呢？
萧潇镜头如笔描述故乡村子，一首挽歌还是赞美诗？
晋江在“上阿甲”发现“小人世界”，是悲伤多过快乐或相反？
胡涛把“偷羞子”悲剧浓缩在“奶奶院子”，他打算以此建立一个超越家庭悲剧的舞台？
影片七部，现实七种。
我还是回到一个“影像作者”身份，如一个路上之人对其他行路者的打量观看，如此可以放松写下我对七部片子及七个作者的直感。
1、沙青《独自存在》
思考激活记忆
七个作者中，认识最早的，算下来是沙青，过20年了。是1996年还是1997年，段锦川去西藏拍了《八廓街16号》回来，片子剪出初稿，约我去看和聊聊。段是那个时期我的纪录片亲密同伴之一，我们当时的“独立影像方式”就是，谁有什么想拍的题材见面时就聊下，等到拍摄和后期剪辑时，彼此需要什么帮忙的，说一声马上赶去，等片子出炉，从初剪到终稿，自然都是第一观众和讨论者。
在段锦川的《八廓街16号》初剪版本看和聊现场，第一次见到沙青，目测1米9个子，面粗犷。段介绍：给片子做录音的。沙青，似乎一个懒得开口的人，沉默坐一旁。几年后季丹来我那里，后面跟着大个子沙青，季丹说沙青和她一起在西藏拍片，沙青依然是不说话。2011年前的几届云之南影展，都会碰到沙青，还是不讲话的样子。记忆中，我和这个认识过20年的沙青，直接对话好像没超过三个来回。
2011年后就没再见到沙青了，听说他隐居浙江某个偏僻之地。去年日本山形纪录片影展，章梦奇从影展回来，说影展看到的中国片子，有朱声仄的《又一年》，徐辛的《长江》，苏青和米娜的《梧桐树》，还有就是沙青的《独自存在》。去年我们开始在工作室做“作者片子放映”，章梦奇联系参加山形影展的中国片作者，朱声仄和沙青发来片源，《独自存在》就是这个时候看的。
沙青以前的片子我都没看过，《独自存在》是我第一次看他的片子，属于那种不管不顾的任意妄为之作，和常规纪录片常见的“人物”“事件”“冲突”“故事”完全不搭界，一种近乎于自言自语的影像方式。我很吃惊沙青居然是这样“做他的电影”的。这个时候我其实应该明白，我实际从来都不认识“沙青”。
说回到片子。《独自存在》一片可以大致归为“公共场所”与“私人之地”两类影像构成。影像来自三处环境，一是陕西某地（从路过车牌上猜测大概地属榆林），一个小城外景，灰暗冬天，积雪结冰路上，走过的人及车；二是昆明（我是云南人，从现场人声知道是昆明话）某公园，喝茶下棋游玩打发时间各种人；三是拍摄者居住室内及由窗户拍出去的对面住宅楼各窗户内生活种种。
片中的“公共场所”段落，拍摄者如一个路人视力所见：一个雪地里蹒跚独行老人，一个双脚做滑雪溜冰状顺坡而下少年，一个女孩打电话和对方说自己昨晚的一个梦，午后一对下棋人与围观者，湖对面一群少男少女嬉戏打闹……
“私人之地”段落，是一个人（作者自己）对其狭小室内某处凝视（以主观镜头理解），如屋顶裂缝，墙上灯泡，伴随着可能是电钻之类噪音……持续下去似乎幻化为“监视之眼”（被监视或自我监视）；再有，间断出现从窗户“望出去”的对面楼层窗户内呈现的做饭、看电视、床上一个人玩布娃娃等等“他人日常生活”。这种“望过去”的“凝视”持续下去，好像可以离开那种“好奇”或“窥视”，读出一种“抚摸感”。
两类绝然异质的影像是一种交叉并列构成，“公共场所”不断被“私人之地”打断，强烈感觉“一个人的眼睛”异常凹凸其中，“公共场所”不再仅是“景观”，是什么呢？由此不得不去猜测“镜头背后那个人的内心”：冷眼看世界？不想和它玩下去了？以这部片子宣告他的“独自存在”？
据说沙青是用从前所拍素材剪辑而成的片子。我推测而出的理解是，这部片子不是“拍出来”而是“剪出来”的。影像素材可称“作者记忆”，若干年后，这些素材被“激活”，出自作者“现在时存在方式和思考”，所谓思考激活记忆，是否算是“影像写作”之一种？
“记忆”与“现实”，思考是二者间的一座桥。这是最近这些年我感兴趣并尝试的影像创作方式。写到这里，感觉“不认识的那个沙青”和我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殊途同归的故事。
2、徐若涛《表现主义》
现实凶猛或艺术凶猛
徐若涛做了一部凶猛片子，片子的主角是一个叫华涌的艺术家。以前听说该人凶猛，看片后知道如何凶猛。一个“凶猛人物”可以成就一部好片，纪录片通常这么津津乐道，不过一个大气在胸作者不需要凭题材或人物混名声。
我最早知道徐若涛，其本人就是一个艺术家。最早看到他做的一个名为《精神生活》的装置作品（构成：洒满精液的水墨画、电视床及日记），作品是在一个名为“偏执”的群展中，展览地点是北京北三环10号院楼地下室，时间是1998年10月。
事隔20年，我还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我电脑里存着该展览的档案文件。当时去展览现场，北三环一个居民楼的地下室，一大群看展览的人浩浩荡荡钻入地下室，昏暗中辨析着各种戳眼球的展品，名副其实的“地下艺术”。参展者除徐若涛，还有徐一晖、张大力、顾德鑫、郑国谷等20多个艺术家，看似一个比一个“偏执”。展览第二天被停掉，所谓“一日展览”。
该展览策划人即参展艺术家中的徐若涛和徐一晖二人，我认识后者，当时我正在准备一本名为“现场”的艺术档案书，就把这个“偏执”展览列为书中的“展览档案”之一，采访了策划人之一徐一晖，他说到他和徐若涛借一个暂时空闲的地下室策划这个展览，就是想跳出被“专业策展人”控制的“体制展览”。
20年前的90年代北京，如此“偏执”的艺术家和展出方式，不能说风起云涌，也还是此起彼伏出现，所谓曾经“热闹的时代”。现如今，“热闹”都龟缩在微信群，徐若涛们还如从前一样“偏执”吗？
别的艺术家现在如何，我没有答案，但看了徐若涛的《表现主义》片子，这个问号可以一点不犹豫划掉，他继续“偏执”，依然我行我素剑走偏锋。
其实在此之前，这个问号就可以拿掉。2014年草场地工作站做史杰鹏影片专题放映，史杰鹏，美国人，当时是哈佛大学影像人类学博士在读，在中国拍纪录片若干年，他提供的放映片中有一部《玉门》，与徐若涛和黄香共同创作，片子看了，三个“偏执者”扎堆，导致的是疯狂。
到现在这部《表现主义》，徐若涛继续演绎其偏执至凶猛。直接把艺术常用名词“表现主义”置于片首作为片名，似乎在宣布：此片与纪录片追求的所谓“静观默察”无关！就要主观！就要表现！“表现”转换到影片主角艺术家华涌，就是“行动”，实实在在并凶猛的动作，挑战着这个日渐死水微澜的世界，挑战着包括我在内的旁观者神经。
这里不想细说“华涌行动”如何，是不想在读者看片前做那些没必要的饶舌，这有事先张扬嫌疑，看片者随影片亲临现场感知最好。此外，“华涌行动”，并非单个，是系列，而且跟随影片走下去，“华涌”不是一个人，是两个，是三个，是一群，包括徐本人。
看片前想片名“表现主义”，费解用一个抽象且大名词何意，片子看完到写此文的几天里，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好片名。现实凶猛乎？艺术也凶猛？二者孰凶孰猛暂时难以评断时，就先“表现主义”吧。
再说句多余的话。90年代末认识徐若涛经由他的一个装置作品，未见其人，20年过去，印象中好像没见过面（或者什么场合碰见，记得没说过话），这个倒无所谓，重要的是，彼时徐，30出头，出手偏执；如今徐，50出头，继续凶猛。
3、李红旗《神经2》
日常→残忍
七个影片作者，写了两个六零版，第三个是七零版的李红旗。和徐若涛类似，李红旗最初艺术上道非电影（我对这种“半道杀入电影”之人，有一种半夜出门碰到熟人感觉）。最早认识李红旗是他写的诗，2000年夏天，法国学电影回国的尹丽川给我一本没有印刷号的诗集，名为“下半身”，有尹丽川诗在内的10多个诗人作品合集，李红旗的诗也在其中。尹丽川和我说，李红旗的诗是她最喜欢的。
当时我正在编辑《现场》档案书第二辑，打算把这个来势凶猛的“下半身”诗歌群体作为档案之一编进去，尹丽川搭桥认识了发起“下半身”主要成员之一沈浩波，沈提供了更多“下半身”作品及相关文档，看到李红旗更多的诗。见到李红旗本人记得是次年，当时我和作家朱文因为他的第一部电影《海鲜》在一起玩得水深火热，有一天朱文带李红旗来，一起吃了饭，印象中李红旗不是那种爱说话的人。听朱文说，李红旗写诗，写小说，也画画玩摇滚。
以后就是很多年没见。我和尹丽川断了联系，和朱文断了联系，和李红旗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联系。最近这些年是听说李红旗拍片子了，“好多大米”“神经”，片名听着就奇怪，但都没看过，猜测李红旗这样的人拍片子，会是那种“跟电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后来——大概是在2013年吧，有天王我来草场地找我，他说到刚看过李红旗拍的《神经1》，王我的评价口气差不多是激赏，记得他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奇怪的纪录片”。王我拍过我非常嫉妒的片子《外面》，我曾经在上课的中国美院选择此片若干段落做“公共空间与个人眼睛”范例。我相信王我的判断。
第二次见到李红旗是15年后，2016年底在深圳，冯宇策划“艺穗影展”，放我刚完成的《调查父亲》，李红旗也到深圳，放映前见面，16年前青年李红旗，脸上有沧桑感，我照镜子一样也知道日子也没饶过我。《调查父亲》放映，李红旗也一起看片，看完后冯宇饭局做东，做影像的郭熙志、高鸣、韩涛等一桌人吃和聊，和李红旗没说几句话。饭局后回酒店，和李红旗在电梯里互加微信告别。回房间后我感觉好像很想和李红旗说说话，就微信问他愿意再聊会吗，回复行。
我去到李红旗房间，说了一个多小时话，说话的内容一点没涉及我们各自的片子，主题是我们曾经共同的朋友朱文和他的小说。以我的感觉，我和李红旗共同热爱朱文的小说，比如《吃了一个苍蝇》、《修得三生同船渡》。
现在回想，当时我主动找李红旗说话，潜意识是对曾经的朋友朱文有怀念之心，想借李红旗一起抒发下，但我也对李红旗电影好奇，为什么当时没有和李红旗聊呢？是不是我对他看完我的《调查父亲》没一句表示也心怀城府一把？
铺了那么长一段路，该走到李红旗的片子《神经2》。
自上次深圳一面一年多后，我有李红旗微信，但彼此没有直接联络，知道他隐居湖南某个偏僻村子，只是偶尔看到他发点简单图文，正话反说那种。然后到今年初，台湾《电影欣赏》杂志约稿写TIDF影展，看到片单中有李红旗的《神经2》，我头次使用微信联络李红旗，问能不能看到片子，李红旗很快发来片源。
打开《神经2》看之前，我神经有点偏紧张，我知道很难从片名上触摸李红旗暗藏心机是什么，必须跟随影片耐心走下去可能才有所感觉。看片后，果真如此。
我说“暗藏心机”，是说前面我回溯所知李红旗这个人，一定不会按常规路数做影像的，“下棋落子总是落在棋盘外”是其一贯为所欲为方式；我提示看此片有“必须耐心”前提，是观片者有可能会被占影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司空见惯的公共日常”迷惑，忽略掉深藏其中的……
片子拍摄于山东某县城（路人交谈口音猜出），大致是：路边一个补鞋人及围坐一旁的若干老年男；也是路边（大概距离补鞋处不远）一个用缝纫机做缝补生意的中年妇及旁边一个蹲坐中年男；另外还有，公园及路上晨练者，广场舞，一个十字路口（远处商厦外墙超大液晶屏滚动国家领导人新闻画面为视觉核心）。
如此公共日常在影片中交叉出现并反复，可以理解为日子就是如此“没完没了”。除晨练广场舞十字路口只是场景外，有对话的是补鞋老年男人群和补衣中年女及旁边中年男，老年男群话题主要和“女的”有关，中年妇和中年男的交谈，男的说自己和一个不想结婚的女朋友之间的麻烦，女的手里活不停，嘴里应和着让男人故事继续。
李红旗肯定无意“展示某县城的公共日常”，感觉他试图用这些影像搭建出一个舞台，材料取自现实中最日常最琐碎，搭建出的是一种“景观”，即被“舞台化”的人生种种，然后一点点透露出隐藏其间的残忍。
可能作者想强调出“舞台感”，影片中若干次地用网络新闻截屏方式“打断戏的正常演出”，其中也包括在片头和片尾使用一段若干年前某地街头一个孩子被车压死并被无数路人漠视的监视画面。如此“打断”，我猜想是让“残忍”不仅“显影”并“加强曝光”。
我不奇怪李红旗如此冷静瞄准日常，奇怪的是他的那种冷静极致到一种残忍，我在猜测此“残忍”源自何处和为什么。想着想着，脑子飘回到一年多前和他的深圳一面，记得说起近况，他说他已经离开北京好几年，选择湖南一个偏僻小村子住下。他说这话时感觉他眼睛里有一种“冷”，现在想，这个李红旗是不是不想和这个时代玩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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