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土高乡李正海老书记 || 作者 王卫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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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会宁土高卫生院》《当年会宁土高卫生院本原》《在会宁土高看病总说》《在土高病难看想办法》《在土高培养医生》《在土高卫生院的互学互助》
我在土高卫生院时，李书记是接任徐存儒书记来土高乡的书记。
李书记来土高时就是五十多岁，衣着简朴，和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他是老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老家庆阳，参加庆阳地区抗日游击队。解放初期调会宁县工作，担任过法院院长、民政局局长等职。
他来土高时，老是穿着一身蓝布旧中山服，戴一顶旧帽子，出门还经常提着一个长烟锅子（抽旱烟用）。让人一看，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不像个国家的干部。李书记没有一点点的官架子，平易近人，接触人很随便，和大家在一起，谈话开玩笑，和常人一样。还善于下象棋，逗乐大家。正因为他是老红军，老革命，老一辈，大家都很尊敬，大家都叫他老书记。
有一起，他从会宁县坐车到红堡子，从韩家沟到了扎子塬，遇见一个陌生人，就聊了起来，那人认为他是一个穷农民，两人谈的很开心，那人一五一十说了他的实情。老书记发现他不是个好人，报了有关部门，把这个人就抓了，结果那人是个逃犯。
老书记为人忠厚善良，但我也得罪过老书记。事情是这样，土高卫生院条件实在太差，我打报告给县卫生局，要来了1000元的周转资金，3600元的建房费。我和公社加工厂的张何两位师傅商量，做一个中药柜，商量定，造价是170元。后来，公社曹会计当上了加工厂的厂长，嫌造价太低，涨到250元，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后来又要涨到360元，我不同意。他反映给老书记，老书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把这360元给加工厂，我和书记争论了一番。我说：卫生院没有药，这是用于进药的周转资金，巧媳妇做不出无米之炊，我要来的这点钱，是进药钱，我要的也不容易，我没有同意老书记的意见。
还有一起，老书记来到卫生院，让我把卫生院门前的东边，划出一块，给建兽医站，我对老书记说：把兽医站建在卫生院门前，人会骂的，我也没有同意老书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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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把建卫生院的建房，包给了程塬生产队，没有让加工厂建，这就引起了加工厂厂长曹会计的不满，他反映给公社。房屋建成后，公社机关专门召开了一个生活会，批评我：一，不听李书记的意见，不服从党的领导。二，把建房包给生产队，不包给加工厂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王东樑主任说：这两个帽子，给王院长也戴不上，生产队也是集体单位。没有听李书记的意见，是工作上的争论，属于个人问题，不能说不服从党的领导。我作为公社主任，我对卫生院的支持不够，我没有尽到责任。一个大学生，能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能蹲得住，而且想尽办法建卫生院，我觉得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这样会也就撒了。
过了两天，老书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那天把你批评了，你对我有意见吗？我说：老书记，我对你没有意见，我对曹会计有意见，我要来的那点钱也不容易，是给土高人要来的。老书记说：那天会上把你批评了，你不服气，后来我想，你说的有理，你还是有眼光。我俩说说笑笑，谈论了一阵子。
有一起，我因为忙于建房，颈后生了疖肿，没有介意，形成了脓肿，发生了菌血症，引起了肾周围脓肿，发高烧，人无力活动。当时卫生院没有医生，只有抓药的张维英一人，张看到我病重，反映给老书记，当时公社也无人，晚上老书记就亲自来护理我，给我用煤油炉子烧开水，拿脸盆子给我接尿，煮针，我自己打青霉素。我为啥考虑是肾周围脓肿，一是腰部疼痛，只能屈退爬着，不能平睡。二是尿特别多，一夜能解一脸盘子尿。三是发高烧。老书记一夜也没有睡觉，看到我病重，只是声唤，这咋办？第二天，老书记让送信员马国仁，用自行车把我送到了河畔卫生院去住院。
老书记像父亲一样对待娃娃，我怎么能不敬佩。老书记的高尚品德，我一直记在心中。后来老书记调回了县上，我一直在惦记着他老人家，可惜我没有机会看望老书记，实感遗憾。
说到老书记的工作，他一直说，他是个大老粗。我参加公社召开的会议也比较多，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对基层的情况，了如指掌，指出怎样抓，怎样解决，布置工作，说的头头是道。他不会说大道理，不说无用的话，讲着讲着，就把别人写好的稿子，撩在了一边，他的讲话一点也看不出是个大老粗。这就是一个没有念过书，没有文凭，会干不会说的老革命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