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鄂州
三国以前，在今岳阳至九江一段以南的今湖北地区，行政上只有鄂县之建制。沙羡县也是汉县，历史文献往往把今武汉市的江南部分，以及武昌、嘉鱼、蒲圻、咸宁等县市归为汉沙羡县的隶属范围，其实直到汉末沙羡县并未逾越长江，沙羡县为汉末刘表镇荆州时改曲陵县置，《水经注》：“沔左有却月城，然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三国吴与魏以长江为界分治，吴沙羡县治今嘉鱼县，后移治于夏口。
若此，在岳阳以东的湖北长江以南地区，秦汉时期只有一个建制县鄂存在，相当于吴于黄初二年（221年）所置武昌郡除寻阳、 柴桑二县外的范围。鄂渚在其境内，县名不改，只是治所的迁移，加之原鄂王城和秦鄂县堙失荒废，渐渐被人遗忘。造成鄂王城、秦鄂县城废弃和县治的迁徙，直接的原因是水灾。间接原因是今城区滨江扼湖，地势高亢，无水患之忧，且地近铜绿山矿冶之地，兵械制造，钱币铸制皆可进行，是故徙此。从熊红鄂王城至灌婴筑汉鄂县城，约七百年。
汉鄂县、吴都武昌城
汉置鄂县在今鄂州市城区，但这不是说今城区是灌婴故城开始有城时才出现。此前，就历史记载，《水经注》：“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郦道元注之首句“旧樊楚也”。《路史国名记》有：“帝尧时，有樊仲文国在今武昌樊山”〔9〕。 《名胜志》引《春秋》：“鄂渚樊楚”〔10〕。这里的记载虽不多，却可以说明鄂州市鄂城区的历史相当古老。帝尧时的樊国虽无可考，但《春秋》中的鄂渚、樊楚则有据，加之郦道元的《水经注》注记，起码说明樊楚早于熊红的鄂王之封。
樊山位于今城区，北濒长江，西滨长港，南临羊栏湖（今名南湖），仅东面为缓冈漫丘，是古代城堡的理想建筑场所。《画墁集》写道：“鄂州城（今武汉市武昌），即孙权所创，与润州（今江苏镇江）子城，金陵（今南京）覆舟山城，武昌县（今鄂州市城区）吴王城制作一体，皆园山附丽，止开二门，周环不过二、三里。乃知古人为城，欲坚不欲广也。”〔11〕樊山自古为长江锁钥之地，它与对岸黄州赤壁山隔江相对，与今武汉的龟、蛇二山形势相彷佛。对岸今黄州市堵城乃楚国时的邾县故城。可以认为，隔江相对的樊楚，在汉以前已有城址存在，是有其客观环境为基础。
樊山之重要，还因樊口更显其彰。《水经注》：“鄂县北，江水右得樊口。”此处樊口扼江湖交汇之口，具交通传输之利，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腹地，又为外部联系提供了条件；樊口湾港深水阔，既是水军良好的训练场所，又是防御上的优良港湾，为这里古城池的建立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汉鄂县城为汉初灌婴所筑，文献记载颇多，且未见争议。其位置在吴王城，依现在的情形看来，其规模不大。孙权于黄初元年（220 ）由公安徙鄂，改鄂县为武昌，徙鄂县于袁山东。袁山东的鄂县城与武昌城并存了很长时间，顾野王《舆地志》认为：“汉旧鄂县，属江夏，吴改为武昌，晋太康元年（280）复立鄂县，此县废也。”〔12 〕吴黄初二年置武昌郡，辖武昌等六县，晋以后武昌县并未废，又同时在此复立鄂县（《晋书·地理志》），也就是说在此地同时存在一郡两县，直到隋平陈后鄂县废入武昌县，结束了两城并立的现象，共历时309年之久。顾野王“此县废也”，不是废，而是并置。
吴王城是孙权在黄初二年（221）四月由公安徙此， 同年八月开始筑城。此城并非新筑，而是在灌婴的汉城基础上改建。《元和郡县图志》写道：“孙权故都城，在县东一里余。本汉将灌婴所筑，晋陶侃、桓温为刺史，并理其地。”〔13〕改建的吴王城，城周约二三里，规模与孙权于建安十四年（209）至十六年（211）的驻地丹徒（今镇江），建安十六年后的驻地建业（今南京）以及同时修筑的夏口（今武昌）相当。《寰宇记》：“吴大帝城，魏黄初三年吴主置。城有五门，各以所向为名。西角一门谓之流津，北临大江”。中有宫，名安乐宫，宫城前有御沟，后有庙。宫前有正殿，名太极殿。
鄂渚、武昌、鄂州
武汉市武昌和鄂州市同在鄂东长江南岸，直线距离57公里，而且地理形势极为相似，今武昌以蛇山作为基础，依山建城，西南有鲇鱼口水（今名巡司河），江中有鹦鹉洲，洲内有黄鹄湾；对岸汉阳有龟山，汉水在龟山之麓注入长江，是江汉的汇合之口，形势极为险要，武昌、汉阳、汉口号称武汉三镇。今鄂州，城西有西山，是其城市的基础，其西樊口通长港，江中有罗洲，内有樊口大湾；对岸黄州有赤壁山，长江汊流至此合流，是著名的三江之口，鄂城、樊口和对岸黄州成鼎足三镇，形势也极险要，故其地理环境极为相似。
六朝以前鄂渚指梁子湖。张之洞《樊口闸坝私议》说：“按《水经注》‘江水又东经邾县故城南，鄂县北，江水右得樊口，江津汇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郦注义例，凡遇众水入江之处，必曰江水得某口某水注之，此不言湖注江，而言江入口者，明口内本无水源，因江入其中潴为巨浸，此古来山水自然之形势也，所以分杀江涨者也。《楚辞·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据六朝以前言鄂渚皆指今武昌县，《韩诗内传》曰‘水溢为渚’，然而《楚辞》所云鄂渚，即今樊口内之梁子湖无疑。”〔19〕梁子湖为今湖北省仅次于洪湖的第二大湖泊，湖底平坦，湖岸曲折，多岬湾，有大小湖汊300多个，湖岸线长达636.5公里，湖底高程13.3米，正常控制水位17.8米，平均水深2.44米，是湖北省平均深度和蓄水量最大的湖泊，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分属鄂州市和武昌县。 其中东梁子湖属鄂州市，西梁子湖和牛山湖属武昌县。历史上鄂州与大冶交界的保安湖、三山湖，鄂州市内鸭儿湖、杨桩湖，武汉市江南地区和武昌县内鲁湖、东湖、汤孙湖、严西湖、南湖、青菱湖、团墩湖、后石湖、沙湖，武昌县与嘉鱼、咸宁间的界湖如斧头湖，以及嘉鱼、咸宁、蒲圻交界处的西梁湖、蜜泉湖，以及大岩湖、沧湖等，这些湖泊在浅水期间分开，在涨水期彼此联接成为烟波浩淼的大梁子湖；其中斧头湖和西梁湖等历史上也是联成一体，统称西梁子湖，湖泊面积也达300 余平方公里，鄂渚是这些湖泊古代的总称，金口和樊口为大梁子湖与长江相通之口。鄂渚在古代属秦、汉鄂县和后汉、 三国沙羡县， 总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鄂渚，这是历史上许多学者未曾弄清的问题，以致把本来就是一体的自然地理实体分割开来，混淆不清。
鄂，无论是楚鄂国，秦汉鄂县以及隋以后的鄂州，都是因鄂渚而得名，今天湖北省的简称也不例外。在隋以前，鄂是专指今鄂州市，并无歧解；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鄂”开始与今武汉市武昌发生关系。《太平寰宇记》：“隋平陈，改为鄂州，取鄂渚以为名。”〔20〕而《方典胜览》则把“鄂渚在江夏黄鹤矶上三百步”定义化，从此鄂渚变成江中小沙洲，并定位在今武汉市武昌，甚至武断地说“世称鄂州为鄂渚”。唐建中三年（782）赵景在《鄂州新厅记》所说：“鄂在楚为国， 秦为县，吴为江夏郡”〔21〕，这是指今鄂州，而非今武昌。
武昌是黄初二年（221）自公安徙鄂，改鄂县为武昌， 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西都。黄初二年，孙权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置武昌郡，为郡治所在。武昌县为汉鄂县所改，《水经注》：“孙权以魏黄初元年中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此为武昌县治。同时鄂县未废，《水经注》写道：“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将《吴志》和《水经注》合在一起，这就是吴武昌既是西都，又是武昌、江夏二郡治，还是武昌、鄂县两县治。这在我国历史上的城镇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说明当时吴国对武昌的特别重视，也表明武昌的规模绝非一般。
吴、东晋和六朝时期，也就是从公元222年至589年共计367年， 武昌的地位在当时的荆州，或今日湖北地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顾祖禹在《方舆纪要》中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汉置江夏郡，刘表镇荆州，以江汉之冲，恐为吴人侵轶，于是增兵置戍，使黄祖守之，孙策破黄祖于沙羡，而霸基始立；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者，则今县也，而夏口则今日之武昌也，继孙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孙氏之辙矣，故重在武昌也。”
武汉市武昌也是吴王孙权所建，《水经注》：“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在三国、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军事重镇和商贸港埠，在《水经注》中甚至未在经文中出现，与涂口（今武昌县金口）、沌口（今武汉市蔡甸区沌口）、武口（今黄陂县沙口）等都是注中出现的地名。吴国初建时，是吴江夏郡沙羡县，沙羡初治涂口，后移治夏口，这是夏口作为行政单位驻地之始，当然黄祖、刘琦为江夏太守都曾迁此，然皆属战争期间临时驻地，非正式治所。东晋侨立汝南郡、县，先治涂口，后治夏口；庾翼（305—345）任荆州刺史，由武昌迁治夏口，后又迁襄阳，五年内三迁其治，故夏口为治时间颇短。南朝宋自安陆移江夏郡治夏口，并置郢州亦驻此，自此至隋，郢州、江夏郡、江夏县、沙羡县并治此，成为与武昌齐名的行政中心。但其地位仍然未超过武昌。
吴、晋时期，吴领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晋领武昌、柴桑、阳新、沙羡、沙阳、鄂、官陵七县。南朝宋因西部分置江夏郡，两沙析出；东部寻阳郡复置，柴桑析出，武昌郡只领武昌、阳新、鄂三县；齐虽增义宁一县，然为寄治县，无辖地；后又增西陵，亦是江北县寄治江南。隋平陈后，废武昌郡，又废鄂县、西陵等县入武昌县，武昌城降为一般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