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国、鄂侯、鄂人。
鄂国、鄂侯、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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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侯位列商朝的“三公”之一，又是西周的重臣，曾叱咤风云于天下，如何与随州安居“结缘”？湖北简称“鄂”，与古之鄂国，有何关系……一个个历史之谜，在随州安居古城址及羊子山古墓群的考古发现中，逐步得到答案。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居古遗址，更证明了这些历史遗迹的珍贵价值。
商代鄂侯的犯颜强谏
鄂侯的知名度不算高，但历代鄂侯的兴衰存亡，却与中国历史上知名度颇高的几个暴君相关。
暴君之一是商纣王。《史记·殷本纪》载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瞗，辨之疾，并脯鄂侯。”
位极人臣，身为三公，但“伴君如伴虎”，在暴君纣王的身边，这“三公”没有一个能躲过厄运。
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本来想讨好纣王献给了他，但这美女 “不解风情”，与喜欢淫荡的纣王不配合，纣王一怒之下便杀了她；这还不解恨，又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剁成肉酱。
而鄂侯呢？为救九侯而犯颜强谏，乃至言辞激烈，结果鄂侯也遭到脯刑，被杀死制成干。
一个被剁成肉酱，一个被杀死制成肉干——对国之重臣尚且如此，纣王的残暴可见一斑了。
西伯姬昌闻见此事，暗暗叹息。崇侯虎得知，向纣王告发，纣就把西伯姬昌囚禁在羑里。西伯姬昌的僚臣闳夭等人，以美女奇物等献给纣王，纣王才释放了西伯姬昌。西伯姬昌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向纣王献出洛水以西的一片土地，随后才能回到了自己的西部封地，并积蓄力量，为其子周武王灭亡商纣打下了基础。
纣之三公，彰显了暴君治下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样板和生存形态。
而商之鄂侯“瞗”的基因，显然被后世鄂侯以另一种悲情的形式所继承。因为他遇上了另一个暴君——周厉王。公元前878年至前841年在位的周厉王，是西周第十位国王。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召公谏厉王止谤》的文言文进入了中学教材，使两三千年之后的我们，对其“事迹”有所了解。如，周厉王暴虐无道，听说老百姓对其暴政有怨言，便发怒了，找来卫国的巫师，监视那些指责朝政的人，并将他们杀掉。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遇见，只能以眼神示意。这时，周厉王才高兴了起来。而大臣召公劝告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话及厉王止谤的故事，则流传了下来，成为千古长鸣的警钟。
鄂侯驭方遇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暴君。我们从青铜礼器 《噩侯驭方鼎》铭文记载中已得知，周王南征角夷，噩侯驭方亲往祛地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也亲赐驭方很多财物。
但这种君臣融洽的场景，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宋代和1942年在陕西扶凤出土的两件形制、铭文基本相同的青铜器《禹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记载：大约在噩侯驭方恭迎周王并受周王赏赐之事后不久，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出现了逆转。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叛周，并一度取胜，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王室朝野的恐慌。
鄂侯驭方为什么要 “叛周”？是先世侯“瞗”的基因发挥了作用，想先下手为强，以避免先祖被杀制成肉干的厄运？还是从周文王（西伯姬昌）积蓄力量、周武王举兵灭商的故事中受到启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到可以代周而立？这些，已无从考证。但鄂侯驭方与周武王举兵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的。
鄂侯驭方的力量是强大的，虽然还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南淮夷和东夷部落的出兵响应，已足以证明鄂侯驭方的影响力，鄂侯与淮夷东夷联军，声势浩大，气势凶猛，一直打到东都成周(今洛阳市东白马寺一带)附近。
而此时的西周王朝，虽说国力日渐衰弱，但却腐而未朽。周厉王动用了他的精锐部队西六师与殷八师平叛。这场战争打得相当艰苦，未能很快获胜，故后来又命令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鄂侯驭方的反叛，使周厉王恼羞成怒，《禹鼎》铭文中两次强调了周王“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
结果，鄂侯驭方被生俘，并招至灭国之灾。从此，鄂（噩）国、鄂（噩）侯驭方不再见于史籍了。
西周灭了鄂（噩）国，而西周早年分封在随的姬姓随（曾）侯，于是取代了鄂侯的位置，逐步成为显赫一方的“汉东大国”。
东鄂西鄂的正本清源
鄂（噩）国灭亡了，但周厉王“勿遗寿幼”斩尽杀绝的命令，似乎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这就为后来的“东鄂”“西鄂”之争，埋下了伏笔。
武汉大学教授罗运环在 《随州安居鄂侯青铜器群的新发现与西周早期鄂侯国新探》一文中认为：噩的地望，历来有西鄂和东鄂之争论；安居羊子山的此次发现，加之先前此地曾出土噩侯弟季器，已可基本确定西周早期的噩国中心地区在今随州一带；噩是西周早期周人经略南土的重要据点，噩侯器的发现和噩地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据西周晚期（厉王时）器禹鼎铭文，噩侯驭方率夷人反周，井叔禹擒获驭方，噩势力可能就此消亡。
噩国被灭后，其中一部分南逃，成为后来楚国的东鄂（今湖北鄂州）；一部分北迁，后来成为申国的私属，也就是申国之下的西鄂（今河南南阳北石桥镇西），南阳出土的鄂侯墓群，就是鄂侯驭方的后裔墓地。还有一部分噩族人连同部分国土被曾国兼并、同化。作为噩国的邻国曾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冲突，其经过不得而知，但从曾国国祚得以延续的事实，表明曾国取代噩国成为汉东大国。
西周晚期，曾国的中心一度迁徙至安居一带。
今安居遗址有方形夯土城圈。内城东、西、北三面墙基保存较好，南部城墙被民房占压覆盖。外城大都已毁弃，只在内城外西北方向一千米处发现有多处夯土，判断为外城基址。城内采集到春秋至汉代的遗物标本，发现有包含汉瓦的地层和汉墓打破城墙的情形，说明该城在春秋前后曾长期使用，进一步判断为古代噩国或稍后曾（随）国都城遗址。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少华说，安居羊子山出土的鄂器，实际上就是我们湖北省简称为鄂的源头。
2012年，河南南阳“夏饷铺考古”出土文物500多件（套），其中一批带铭文的“鄂侯”青铜器，确定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比随州安居羊子山出土的西周早期鄂侯青铜器，晚了数百年，而器物的形制与精美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说明流落到河南南阳的鄂人，尽管在某种范围或某种级别上保留了“鄂侯”的称谓，但实力与影响，已难望其先祖于项背了。
而大冶鄂王城（注；大冶金牛镇鄂王城原属鄂城县即现在的鄂州市，于1955年11月13日划归大冶县），在1976年就因修建水库而发现，同样是抢救性的发掘，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嵌金鸟纹戈、铭纹戟、铜弩矢、铁刀、铁鼎以及楚国的金币等。说明南逃到此的鄂人，此时早已在楚国之“鄂王”的治下了。
东鄂、西鄂，鄂国究竟在哪里？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孙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争得不可开交。随州安居羊子山的考古发现，使鄂国、鄂侯、鄂人的兴衰迁徙、繁衍融合的脉络清晰起来。正是这样的迁徙、交流、融合，才使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变得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噩（鄂）侯驭方鼎共有铭文11行86字，记载了周王南征淮夷之角、僪后回到坯地，噩（鄂）侯驭方纳献于天子，并与周王同宴、会射，周王赏赐噩（鄂）侯美玉、马匹、弓矢等财物，鄂侯为感谢天子之赐，而作鼎铭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