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不说话也是一种选择

本文发表于2020年11月《杂文月刊》（上）

有时候，不说话也是一种选择

 

商子雍

几年前，曾应邀为高新一中推出的一本考场优秀作文选《我唱我的歌》作序，后来又在该书的首发式上以《我们为什么要写文章》为题致辞（致辞的文稿已在一家纸媒发表），其中言道：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把零星的话语记录下来那叫语录，而把口头发表的一个故事、一番抒情、一通论说记录下来，就是文章。鉴于此，我们为什么要写文章和我们为什么要说话这样两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说话和写文章的首要目的是交流。人是一种高级的社会动物，人类要在敬畏和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为自身争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以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试想，倘若缺乏交流、缺乏通过充分交流所形成的密切配合，这样的生存和发展目标有实现的可能吗？

人之所以要说话、要写文章，更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针对五花八门的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权利，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须。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就努力帮助青少年具备关注、思考和议论公共事务的自觉和能力，具体来讲，就是能把话说好、文章写好，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一件天大的事。”

或有人问：既然说话是一件“天大的事”，那你为什么又提出“有时候，不说话也是一种选择”这么一个命题呢？这就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说什么样的话？

其实，对这样一个问题，前面我已经提出了规范：“把话说好。”也就是父母、老师从小就耳提面命我们的：说真话，不说假话。当然，真话并不一定都是真理，所以，坚持说真话的好人，有时也会说错话；这不要紧，知错即改就是了。而假话，却百分之百与真理无缘，所以，以假话谋取私利、欺世盗名的，皆为级别或高或低的坏人！

遗憾的是，在中国、乃至人类的历史上，由于说了真话而惨遭不幸的好人，好像是层出不穷，这也导致说真话一直是一件难事，只是由于所处时代或不好、或稍好，难的程度有所区别罢了。远一点儿的例子，可以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精英布鲁诺，他反对教会所主张的地球中心说，坚持太阳中心、宇宙无限的科学真理，最后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至于近一点儿的例子，不说也罢！

正是考虑到历史上和现实中常常会有着上述严酷的局面，身为势单力薄的个体，在无法说真话的情况下不说话，尽管比起面对火刑坚持说真话的布鲁诺来，显得太不够“高大上”，但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应该被认可的选择。因为，不说话，就意味着他尽管没有说真话，却也不曾说假话！

但不幸的是，历史上，还有一种更加蛮不讲理的“不准不说话”的罪恶时代。比如，明代永乐大帝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登基之时，无疑是为了给自己的非法夺权涂抹上一层众望所归的油彩，他硬逼着在当时声望很高的大知识分子方孝孺为其草诏。面临着这么一种“不许不说话”的严峻局面，方孝孺慨然答道：“死则死耳，诏不可草！”结果，方孝孺倒是坚守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没有说他不想说的话，可代价却是惨遭杀害外加诛灭十族（九族、还有方的学生也算一族）。

并且，这种“不准不说话”的罪恶，还一直延续到明代以后的很久。清末民初有位叫黄远生的知识分子，此人在21岁时中了光绪甲辰科进士，是清代最后一批进士中的最年轻的一位。其后为新闻记者，蜚声于世，被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20世纪30年代著名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学拓荒者戈公振先生誉为“报界之奇才”。1915年，袁世凯称帝，显然也是为了借重文化名人的影响，为自己的倒行逆施涂脂抹粉，他命令黄远生撰文拥护帝制。面对着袁世凯“不准不说话”的淫威，黄远生内心中虽有过挣扎，但最终还是屈从了，并因此而痛苦异常，直到很多年以后，还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之罪。”和那些日复一日地说假话，并且从不认错、更不忏悔的中国人相比，黄远生还算是一位君子。

选择说真话难，选择不说假话也不易，所以，在不能说真话的情况下选择不说话，也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做法。有道是“人皆可以成圣贤”，但成为圣贤的第一步，是绝不说假话，并以此为嚆矢，努力向坚决说真话的境界逐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