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真诚，才是田间最美的风景
在陶渊明生前以及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名气大多源于他是个隐者而不是文学家。一方面，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仅一百多首诗歌和十来篇散文、辞赋；另一方面他的写作风格与当时主流的华丽文风不同，未能引起文坛的注意。除去隐者身份，陶渊明的一生也并未建立显赫的功业。可以说，他的一生经历是很平凡的。
而作为一位隐者，陶渊明无疑是很合格的。要知道，当时士风是很浮夸的：不少士人嘴上说“慕高义”，行为却是另外一回事。只有陶渊明非常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做官不用刻意避嫌，隐居也绝不高标自己。
陶渊明生前所处的时代从东晋末期一直到刘宋王朝初期，很明显这一时期是乱世。东晋王朝本是由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小朝廷，统治范围仅限于江南的半壁河山，即“偏安江左”。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他们之间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所以一直相互排挤。可见，东晋王朝的根基本身就不牢固。再加上在高级统治阶层中，王权、大士族之权、地方军阀之权相互制约、矛盾重重。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夺取了晋政权的刘裕势力的兴起，东晋王朝几乎没怎么安生过。
在这样的乱世，道德是不值钱的，人人只想着自身的利益。文人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病态，却也是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常态，官场的黑暗可借此想象一二。且不论那时士族门阀制度达到了顶峰，“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贵族阶级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寒门的有志之士想要有出头之日难于上青天。即便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曾立下显赫军功，但毕竟不是望族，在他死后没有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庇佑后代，家道中落是很正常的。因此，少时有一番志向的陶渊明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机会去实现。
作为“古今隐逸之宗”，陶渊明却不是天生就是这么平淡。且看“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即便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也会很开心。那时心有理想，想像大鹏一样展翅高飞。出现这样的诗句并非偶然，试看：“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这里的六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乐记》《周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儒家是要人出仕施展抱负的，可见陶渊明曾经有用世之心；再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年少时期的陶渊明，不仅学到了知识，亦具备非凡的胆识。——这就是陶渊明的真诚，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初心。即便到晚年，他依然有“猛志固常在”之类的作品。
他理想中的社会是这样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但这样的理想只能是空想。现实却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曾经纠结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从五次反复出仕、辞官中可见一斑。在他出仕的岁月里，一共做了5次官。除了第一次做江州祭酒的时间不可考，且看一组简单的数据：（第二次）加入桓玄的幕僚，历时3年；（第三次）做刘裕的镇军参军，历时1年；（第四次）做建威参军，时长5个月；（第五次）做彭泽县令，时长不到3个月。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做官在任的时间越来越短，也许是他的思想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第一次辞官是因为“不堪吏职”，官场的繁琐让陶渊明无所适从；第二次远离桓玄是因为母亲仙逝，此后桓玄叛乱，如若不是奔丧，陶渊明面临的不仅是失节的危险，更有性命之忧，“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也许在当时陶渊明就为自己的后半生画好了蓝图；第三次在刘裕手下做镇军参军，最终发现刘裕的手段不过是要巩固自己的权利；紧接着改成做建威参军，不久辞官是为远离政治漩涡；最后一次辞官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并且写下《归去来兮辞》彻底与官场决裂。此后至死，陶渊明再也没有踏进官场一步。
反反复复出仕、归隐固然有他的犹豫，但是他的真诚是贯穿始终的。做官的陶渊明，是很真诚的：
他的真诚在于，他从不避讳自己想要出去做官。虽然每次做官的时间都不算长，但也都是“师出有因”。29岁第一次去做江州祭酒，为的是奉养老母亲；最后一次做彭泽县令，为的是能够养活幼儿小女。“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他可以很坦然地说出出去做官就是为了拿俸禄填饱肚子。中间三次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无奈即便换了掌权者，官场本质依旧，陶渊明只能失望离开。
他的真诚还在于，做官时在其位一定要谋其职。做刘裕的参军时，他曾经提出了很多建议：严明吏治、惩处贪污、清查户籍、改革税制、禁止豪强霸占山林、取消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赋税和劳役等等。刘裕听了只是点头，就是不采纳实行，他心中想的不是为苍生谋福利，而只想牢固自己手中的权利。太多太多次了，他的治世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此真诚的陶渊明，官场于他，无异于是一个沉重的枷锁。看透了这一点，陶渊明对官场再无留恋。
他的心中另有一番风景——“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异乡的风景早已看腻，如果不能像鸟儿、鱼儿那样自由，那么，他宁愿回到茅草屋。
即便不做官，陶渊明依然真诚。这是他的天性，“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萧统在为其做传时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他的真诚在于，如果要隐逸，并不一定要去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于是乎，陶渊明走进了田园，和农夫们共享田园风光。只有亲自躬耕的人知道，田园生活并不总是非常诗意的，田园生活其实很苦：首先，万事开头难，当他扛起锄头时，首先要开荒——“开荒南野际”，长年出仕在外，家中虽有僮仆帮忙，但无主要劳动力，田地早已荒芜，《归去来兮辞》“田园将芜胡不归”也表明了这一点。其次，在当时没有大机器的情况下，种田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表明作为一个读书人，陶渊明种田是非常吃力的——早出晚归，还是免不了豆苗没有杂草长得旺。最后，以当时的生产力，种地养活一家老小显然是有难度的。“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收获之秋还没到来，夏天就已经在忍饥挨饿，到了冬天棉被也不暖和。即便生活如此艰难，晚年受征聘时陶渊明还是拒绝了。
陶渊明的真诚也在于敢于提出和主流不符的思想。在劳动过程中，陶渊明想明白了很多事。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让人民安居乐业应该重视农业，可是当时的士大夫是看不起所有的劳动者的，包括农民。所以，陶渊明写下了《劝农》诗：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实赖哲人。”从上古以来，农耕自足一直是很朴素的传统，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孔子瞧不起向他讨教农事的樊须，董仲舒一生都没有踏入过田间，但那是圣人的作为，如果不能超脱世俗外，那么还是应该对于农耕有恭敬之心的。
陶渊明的真诚还在于对“善意的提醒”会委婉拒绝。邻居田父深感陶渊明种田太可惜，说“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人人都在污泥中，先生怎么就不能和他们一样呢？对此，陶渊明回答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您说得有道理，但是我的心意已决，不说这些了，先痛快喝酒吧。
刘宋元嘉三年遇到一场天灾，陶渊明病卧床榻，挨饿多日。江州刺史檀道济带着酒肉前去探望。“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此情此景，檀道济忍不住劝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要知道，出去做官的话，不论官位大小，总会比平头百姓生活得好一些，但是陶渊明还是拒绝了。新的刘宋王朝虽然看似稳定了，但官场依然凶险。檀道济最终因为战功显赫被新主忌惮而处死，他以为的“文明之世”最终将他反噬。不过，檀道济遭受横祸是在陶渊明死后的事了，陶渊明是断然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只是，陶渊明明白，在乱世无论怎样都不会有很好的结局，那么他宁愿选择在田间孤老。说他任性也好，纠结也罢，他只是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当他的思想终于成熟以后，便一往无前地奔向田园，在田园里，他爱酒爱菊又爱闲，无比的真诚——“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头号粉丝苏东坡如是说。
唐宋以后，特别是到了苏东坡，文人们逐渐发现了陶渊明这个“宝藏诗人”。后来又很多人像苏东坡那样“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模仿出了很多《和陶诗》，只是，陶渊明写诗的时候很纯粹，就像弹奏无弦琴一样，只是为了自娱。他们没有陶渊明的那份真诚，因此多写不出像陶诗的那种韵味。
真诚如陶渊明，断然没有想到自己身后会这么火。我想，如果今天陶渊明还有他的意义，那么也许可以是：如果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就努力一把，不让这个世界改变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