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们的责任

　　言为心声，不吐不快。然而昨晚睡前写完《外来和尚会念经》后，心里并没有丝毫快意，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发现了问题所在。

　　首先，不是所有人都必须搞理论的，尤其是很多一线的语文教师，他们确实属“教学型”的，他们在自己的教学中，慢慢摸索，也找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把它写出来，虽然缺乏理论高度，也属难能可贵。记得国家前艺教委副主任周荫昌曾撰文指出：“在从实践上升为理论之间，有一个广阔的地带，这里面有非常丰厚的蕴藏，或者换句话说，有一个庞大的'初加工’的'作业区’，即对实践活动的记载、描述、回顾、思考等等，它们大都以各种体裁的文字形式呈现。这些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既真真切切又包含了一定的筛选、剪裁，对实践来说，是一个经过浓缩的'提高版本’；对理论来说，是可供深加工的丰富原料。因而，二者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1995）

　　还有另一类人，就是理论工作者，他们有理论工作的环境，又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的积累，他们是“理论型”的人才。“教学型”和“理论型”虽然不是截然的划分，能够兼顾自然更好，但实际上总是有所侧重。譬如笔者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就主要是一个“教学型”的老师，不是不想搞理论，而是教学任务繁重，备课上课应付种种上面的检查，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再来搞理论，直到退休以后，才终于可以专心来搞研究了。

　　那篇“超级教师报告”中的台湾教师，我看主要也是“教学型”的，虽然近年来穿梭于两岸三地进行讲学，主要还是讲自己的教学经验，所以也可以说是“经验型”的。对于这样的老师，理论上就不能太苛求他们，小编在网上造出“台湾超级语文名师”“超级教师报告”等等言过其实的词语，责任也不在他们。那么，本该承担责任的理论家们呢？

陈丽云老师在上课

　　我觉得中国现阶段的语文研究者，档次是很低的，他们的不但对民国的语文教育一知半解，在引进国外理论时也往往如盲人摸象，更可笑的是不顾中国国情，硬套西方概念，譬如什么是“语文”？“语”英语是某某，“文”英语是某某，所以“语文”就是某某。有一篇讨论“真语文”的文章倒是用了民国资料，说：“1936年王向辰认为'语文是什么？语文就是国语，这个词是从Language翻译过来的。’”我不知道王向辰是何人，但以此类推，我可以说“王向辰”这个名字也是从Wangxiangchen 翻译过来的，也可译成“汪向辰”或“旺向辰”，甚至译成“妄想症”。

　　然而一味批评理论工作者也不一定公允，因为他们也有生存的环境，除了极少数能够为理论献身的学者，多数人只能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发声。所以现在我们最能耳熟能详的所谓语文理论，一个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结合”，一个是“内容决定形式”。在我看来，这都是废话，这些学者都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语文是人文工具，这本是清清楚楚的事情，硬是析为两端反而把事情搞糊涂了。至于“内容决定形式”这句话，本来就失之简单武断，尤其是不适用语文学科。只要稍稍研究语文教育史，就知道现代语文学科的产生，就是从“内容型”向“形式型”的转变，传统语文是内容型的，文史哲不分，天文地理伦理道德无所不包，现代学科这些内容一一独立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语文乃成为形式学科，不懂得这一点，再大讲课文内容，就是荒了自家的地，种了人家的田（这个道理也被这位台湾教师悟到了，她说“语文老师千万不要耕了别人的田”）。那么语文学科自家的田究竟是什么呢？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家早就指出，是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训练。训练不能凭空进行，总要有所凭借，这才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各学科内容，这就是叶圣陶先生的“例子说”“凭借说”。

　　这里我搬出叶圣陶先生来，并不是要吓唬人，其实老一辈语文教育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都是可以批评的，问题是你必须知道他们说过什么，不能以无知为论据。“教学型”的老师还勉强可以，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知道，那些“研究型”的专家们呢？你们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呢？对待语文教育史也是同样道理，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传统语文向现代语文的转变，基本特征就是分科教学，你可以不赞成，可以批判现代学制，主张回到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局面去，那样你最多是一个历史倒退主义者，但是你不能一方面赞成现代教育，一方面又鼓吹所谓的“大语文”，那真是“无知者无畏”了。

　　说了很多，忽然想到，这些理论研究者也许并不是“无知”，而是假装无知（网络上骂人的话“装B”），大讲语文的“人文性”，把语文上成政治课，这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这在理论上也是安全的（中国的批判性语库中有“形式主义”，没有“内容主义”）。小编们不知这个道理，于是另外一种生存环境中的人偶尔说出一两句真话，便被惊呼为“超级教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