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人均收入有多高？从一桩“盗窃转抢劫”疑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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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时拾史事，作者细雨丝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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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案卷宗/不定期更新/细雨丝竹（撰文）|

想探究某个历史时期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有多高？这里有个简单潦草的方法：看看当时的小偷、强盗眼馋什么。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某年月日，云南某地，赵胜伙同叶整、李原、李鑑等人，实施一项秘密行动，代号：“发点小财”。他们携带铁枪头、布袋等工具，专拣人迹罕至的小道行路，潜入目的地——某个小寺院。该寺住持清海今天不在禅房。赵胜等人提前侦知，寺里值得他们为之冒险的浮财主要集中在清海的两间屋子里。

这伙小混混扭开清海的第一间房门锁，入室搜得衣服、小米，偷运至寺门外藏匿。随后，他们折返寺内，扭开清海的另一间房门锁，搜刮出一把剃刀、一领红氊布袄。

赵胜一行带着第二批赃物逃离现场。眼看已经奔出寺院大门，心情紧张的李鑑失手推倒了大门外的“纸影壁”，惊动了清海的徒弟净钊。

净钊闻声出来察看，吓得赵胜、李鑑手抖，丢弃铁枪头、布袋各一件。赵胜的胆色略大，竭力恢复镇定，冲着净钊大“喝”一声：“若要动手，杀死不饶！”净钊见敌众我寡，作出明智的抉择——不出头阻拦，任凭赵胜等人抱着财物逃离。

赵胜一行跑到李鑑家分完赃，如鸟兽散。不久，这个手段拙劣的犯罪团伙落入法网。

案情貌似并不复杂，但因赵胜对净钊有过语言威胁，入室盗窃案的性质似乎发生了变化。衙门有些头疼：【这伙人的罪名应该定为“窃盗”，还是由“窃盗”转化为“强盗”？】

我们作为后人，还要提出一附加题：【这几个明朝人不惜以身试法，究竟是为了多少钱？】

首先，请特别注意“纸影壁”这件物事。它对于案件的定性、当地人均收入的估算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影壁，又名“照壁”，是古代修筑在高端建筑或严肃场所大门之外的一种附属设施，即一段正对大门、独立的墙壁。其功能主要是作为建筑物的外部屏障，增强主体建筑的庄严感，并在大门前方围出一个缓冲空间，亦可供人们上、下车马之用。个人认为可大致类比现代住宅的“玄关”或“门厅”。

但是在本案中，寺院外的影壁既非砖石所砌，也非实木雕琢，只是纸糊的而已，一名成年男子一不小心就能推倒。

寺院内又有什么像样的财物呢？衣服、小米、剃刀、红氊布袄。吸引赵胜团伙大费周章、持铁枪头和布袋等家伙破门犯案的清海，家财至少达到当地平均水平，然而他所有的也不过是这些生活必需品，给寺院充门面的影壁还是个“纸老虎”，用不起砖石土木。

经衙司统计，本案赃物价值120贯，合12万文铜钱，约值9600斤大米（明制），大概相当于今天的8200斤。随手一搜，当前一袋普通的20斤东北大米价格50元，每斤2.5元，据此算出明朝人赵胜团伙的赃物约值2.05万元。这个数字是明代云南一户中产之家的全部积蓄。

云南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能否代表全体明朝人的平均水平？推测是基本能够代表的。理由有二：

第一，云南的畜牧业一直比较发达。进入明代以来，大明朝廷组织大批中原移民迁居云南，大举垦荒屯田，兴修水利。中原人口带来先进的农作技术，推动当地传统、落后的“二牛三夫”牛耕技术快速进步。手工业（如纺织业）、交通、商业等也取得“重大发展”。据部分学者研究，明代云南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基本达到全国整体水平。

明朝时期经济图《中国古代史地图集》·郭利民

明朝时期云南经济图

第二，《大明律》的立法导向可作为重要参考。在某种意义上，刑法体现所属时期最低的道德标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准。作个不太恰当的推论，我们可以粗略地认为，盗窃罪的定罪标准与经济成长程度成正比。现代经济蓬勃发展，生活水平飞跃提升，物质丰富，一般情况下赃物“数额较大”才构成盗窃罪（特殊情节除外），而明代“窃盗”罪（类似于现代“盗窃罪”）之成立根本不考虑赃物价值高低，偷一双草鞋也构成“窃盗”罪，最低量刑为60杖，侧面说明当时的人均财富值不高，基础生活物资不拘丰简，之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不易多得的宝贵财产。

本案折射出的明朝人均收入水平亦可与学者研究成果相互印证。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指出，明代“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平均为230美元左右……最高的年份也不到280美元。无论以哪一个数据衡量，都远低于麦迪森估算的600美元的水平。”

经查网络资料，1990年1美元兑换4.7832元RMB，1990年0.5元RMB可买一斤大米。据笔者的非专业测算，1990年1美元折算到今天约合23.916元RMB，则明代人均年收入大致相当于现在的5500元RMB，单人月收入458.39元。清海的时点积蓄约等于同时期四个人的年收入，划为中产之家应无疑义。

赵胜一伙妄想不劳而获，一次席卷四个普通人的年收入，该当何罪？“窃盗”与“强盗”，一字之差，后果相隔阴阳。如依“窃盗”（盗窃）定罪，参照赃物价值120贯，区分主、从犯分别量刑，主犯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其他人处罚减等。还可用有期徒刑二年代替流放。

如依“强盗”（抢劫）定罪，“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劫财未遂也要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像赵胜一伙那样劫得财物者，不分主、从犯，不论财物多寡，一律斩立决！

人命关天，如何判断？

明律界定“窃盗”、“强盗”，原则与现代法律界定“盗窃”、“抢劫”大体相通。先看“窃盗”，“窃，潜取也，谓欺人不觉而取之也”，即现代“盗窃”的构成要件之一“秘密窃取”——“行为人自认为受害人没有发觉而取得财物”，口语叫作“偷偷摸摸”。

在纯粹的盗窃案中，财物在“和平”状态下转移，犯罪行为人没有对受害人实施暴力攻击及精神强制。可是，一旦受害人（净钊）知觉行为人（赵胜团伙）的犯行，行为人（赵胜）“当场使用暴力、胁迫（例如本案中赵胜口头上对净钊发出死亡威胁）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受害人交出财物，或放任行为人带走财物，“盗窃”就变质为“抢劫”，量刑随之加重。

经过研议，地方衙司终究将赵胜一伙定为“窃盗（盗窃）转为强盗（抢劫）”。不过，案卷上报至大理寺之后，大理寺卿王槩表达了不同看法。

他指出，当净钊察觉赵胜等人的行动时，赵胜一伙已将第二批财物转移至“纸影壁”附近。“纸影壁”处在寺院大门以外，从位置来说，涉案财物已全部脱离受害人（清海及净钊）的支配范围（寺院），赵胜一行的盗窃行为业已完成。此时赵胜放话威胁净钊，就不是在盗窃现场“当场”实施胁迫，根据大明律，“窃盗转强盗”之前提条件无法成立。

假设赵胜等人在逃离寺院后遭到追捕，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拒捕，按明律规定构成“窃盗转强盗”，类似于现代法学“现场延伸”理论，古今一脉相承。然而在本案中，“追捕——拒捕”情形并未出现。

总之，王槩认为，本案不具备“窃盗转强盗”的要件，故而驳回了地方的判决。

王槩在字里行间隐隐流露出对赵胜等人的恻隐之心。或许他还注意到，赵胜等人一见净钊就“惧怕”、抛弃了作案工具，恐怕没有伤人的胆量，“语言威胁”不过是“吓唬吓唬”，主观恶性较低。想必他心中有数：富甲一方的巨商、生财有“道”的士大夫……这些“人上人”往往是文艺作品的主角，其实他们在明朝人口中只是极少数。赵胜一伙属于劳苦求生的绝大多数。既然没有伤人，就给他们留一条生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