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性别后参加奥运会比赛，公平吗？
跨性别（transgender）选手参加奥运会，这真的公平吗？
这个问题颇具争议，有人认为这能体现奥运精神的包容性，也有人觉得这对其他选手很不公平。
本届东京奥运会上，这一设想即将成为现实——在女子举重项目中，将会有一位跨性别者参加比赛。
不出意外，她将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跨性别身份参赛的运动员。
这位新西兰举重选手名叫劳雷尔·哈伯德（Laurel Hubbard），在获得这次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前，她曾是新西兰青年男子举重冠军。
劳雷尔·哈伯德，1978年出生，曾于1998年打破新西兰青年男子105+公斤组举重记录，在2012年转别性别并更名为劳雷尔。今年43岁的哈伯德是本届奥运会年龄最大的举重运动员。图为2018年4月9日，哈伯德在英联邦运动会的女子举重比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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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认为，男性和女性在身高、肌肉量等生理因素上有差异，为了公平竞争，国际比赛大多数项目都分成男子组和女子组。
由于哈伯德曾是男性运动员，奥运会还没正式开始，反对声便铺天盖地：一个曾经以男性身份参加过比赛的人，突然要来和其他女性竞争，这不是破坏公平吗？
毕竟，举重比的就是力量。
哈伯德获得参赛资格的比赛中，参加的是87公斤级举重。87公斤级对女子组举重是什么概念？
2020东京奥运会，男女子举重项目级别表，分别划分七个不同的体重等级进行比赛。在奥运会和其他国际赛事中，为了公平，举重以及拳击、柔道等身体对抗类项目都按照运动员体重划分等级。通常级别越大成绩越好，所以在成绩相同的情况下级别越小越有利。
资料来源：olympics.com
这个体重放在女子组是重量级，而在男子组仅仅是中量级而已，难度差别很大，难免让人感觉很不公平。
与哈伯德同在87公斤级的比利时选手安娜·范贝琳汉（Anna van Bellinghen）就表示，允许跨性别者参赛会挤压「顺性别女性」（cisgender，即性别认同与出生时指定性别相同的女性）的生存空间。
那么，如果真的如此不公平，为什么哈伯德还能通过性别大关，获得参加女子组比赛的资格？
奥运会和其他国际大赛判断性别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01
国际大赛判断性别的标准
国际大赛中，对性别的检测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至1968年，判断标准是生理表征。
1936年柏林奥运会后，当时的美国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意识到「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或者说「双性人」（intersex）的存在可能影响竞赛公平，认为有必要对运动员的性别进行检查。
马克·韦斯顿（Mark Weston，1905-1978），原名Mary Louise Edith，英国女子铅球和标枪运动员，20世纪20年代参与了一系列重大赛事并获得多个国家级冠军。他出生时性分化异常，被当作女性抚养长大，1936年进行了变性手术成为男性，后娶妻并育有三个孩子。在观察了韦斯顿和另一位选手的表现之后，布伦戴奇提出了性别检查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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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开始采取检查措施。
检查方式非常粗暴：女性运动员脱光衣服，由一群医生检查。
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自己的身体以证实「女性」身份，这对运动员的自尊心是极大的伤害。
第二个阶段是1968年至1996年，国际体育组织使用的方法是「染色体检测」（chromosomes testing）。
那些符合「44条常染色体加两条X染色体」原则的运动员被盖章认定为女性。
但这个方法有个问题，就是无法检查运动员体内的睾酮激素（testosterone）。
睾酮是一种类固醇激素，主要由男性睾丸和女性卵巢分泌而来，可以促进肌肉发育，使骨骼更加坚固，心脏和肺部体积更大。成年男性体内睾酮的含量大约为女性的7-8倍。由于其促进肌肉生长和提升体能的功能，睾酮被认为能够改善运动力度、状态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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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些国家钻了空子，利用漏洞在奥运会争夺奖牌。
比如20世纪70-80年代，东德女性运动员服用含有睾酮的药物，几乎垄断了她们所参加项目的奖牌。为了抢金牌，各国运动员纷纷效仿，奥运会一时间成了睾酮激素大赛。
再比如，80年代末，中国举重运动员邹春兰听从教练指示，服用一种叫「大力补」的药物增强体能。
因当时检测体系的不完善，加上她并未察觉所谓「大力补」究竟是什么药物，邹春兰开始变得毛发浓密、声音低沉，甚至丧失了生育能力。
邹春兰，1971年出生，曾于1990年获得全国女子举重冠军并打破纪录。「大力补」即药物类固醇，是雄性激素的衍生物，能加速肌肉增长，增强身体的强度和体力。邹春兰称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天服用此药长达6年，直至1993年退役，退役后多年仍受异性体征困扰，2001年做检查时体内男性激素仍高于普通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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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填补这一漏洞，国际体育组织又引入了荷尔蒙测试（hormone testing）成为性别测试内容，这便是第三阶段。
其中最常用的便是睾酮检测。
2011年开始，国际体育组织的性别检测以睾酮指数为标准，规定10 nmol/L以下的运动员为女性。
但这个标准也让一些生理和心理认知为女性的运动员躺枪，因而被视作是一种侮辱性的、歧视性的、且没有必要的测试。
02
睾酮水平决定比赛成绩？
2014年，印度短跑运动健将杜蒂·钱德（Dutee Chand）在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上获得了200米和4×400米接力赛的冠军。
原本夺冠的她有希望参加英联邦运动会，但由于她在200米短跑中的出色表现——23.74秒，她被怀疑上了。
检测表明，钱德的睾酮激素过高，于是印度田径协会取消了她参加英联邦运动会的资格。
杜蒂·钱德（Dutee Chand），1996年出生，她是第一位在100米短跑的国际赛事中取得金牌的印度选手，也是印度第一位公开出柜的运动员。由于患有高雄激素血症（hyperandrogenism，指女性血中睾酮等雄激素过多，通常有痤疮、皮脂溢、多毛、月经量少或闭经等特征），她体内睾酮水平天生高于一般女性，但她在采访中表示自己的生理和心理认知均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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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服用了兴奋剂或使用其他作弊手段，于是她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上诉。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高睾酮激素会提高女性运动员成绩，并要求国际田联在两年内给出实锤，同时暂停现行的睾酮激素政策。
于是，不服气的国际田联委托学者贝蒙（Stéphane Bermon）和卡尼尔（Pierre-Yves Garnier）发表了一篇名为《雄性激素水平与田径成绩关系》（Serum Androgen Levels and Their Relation to Performance in Track and Field）的论文。
贝蒙和卡尼尔的论文首页，该论文旨在描述和分析血清雄激素水平以及研究其对于男女性运动员运动表现的潜在影响，然而其数据样本量和关于二者相关性的结论在学界备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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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分析了2011和2013年国际田联世锦赛的2127次比赛，根据游离睾酮（free testosterone，简称fT）浓度，将男性和女性运动员分为四级，然后比较fT最高和最低四级的最佳比赛成绩。
论文得出的结论是，那些fT水平高的女性，在400米、400米栏、800米、掷锤和撑杆跳比赛中，表现比fT水平低的女性运动员要好，也即高睾酮水平的女性运动员拥有显著的身体优势。
不过，科学界怀疑这篇文章的数据来源是否可靠。
生物伦理学家卡尔卡齐斯（Katrina Karkazis）提出，睾酮激素的确会促使肌肉发育，但运动表现还受其他生理因素，如最大耗氧量（VO2 max）和心脏大小，以及非生理因素，如摄取营养、教练水平、训练设备等的影响，不能说睾酮水平是好成绩的决定因素。
卡特尼娜·卡尔卡齐斯（Katrina Karkazis），1970年出生，美国人类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在睾酮和体育中的性别检测等领域多有研究。2019年，她与美国性别研究学者丽贝卡·乔丹-杨（Rebecca Jordan-Young）共同出版了《睾酮外传》（Testosterone :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重点分析了睾酮在生殖、攻击性、风险承担、力量、运动和抚养子女六个领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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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国际田联坚持认为睾酮水平影响比赛，而且标准越来越严格。
2018年，国际田联宣布新规定：睾酮水平低于5 nmol/L的运动员才可以参加女子项目，高睾酮的女运动员必须服用药物降低睾酮水平后参赛。
但这样的规定会对运动员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强行降低睾酮水平会导致骨质疏松、呼吸不畅、脱发等症状。
只是，国际田联坚持声称，「这种歧视是必要的、合理的，这样才能保证女子田径运动的公平。」
这的确是歧视，就像国际大赛中，不是每一名女性运动员都要接受性别检查一样。
人们常常怀疑那些成绩突出的女性运动员，她们有低沉的声音和强壮的身体，换句话说，她们不符合刻板印象中「女性」的样子：与男运动员相比，女性的成绩不该那么出色，所以像钱德这样的运动员就会被盯上，进行检测。
比如曾获得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女子800米田径赛金牌的南非运动员卡斯特·塞门娅（Caster Semenya），她在2009年田径世锦赛上表现突出，打破2秒大关，以1分55.45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然而，由于她看上去肌肉发达，嗓门粗犷，因此被怀疑是变性人参加女子组比赛。
卡斯特·塞门娅（Caster Semenya），1991年出生，在女子800米项目中获得两届奥运会金牌和三届世锦赛金牌。然而由于她的睾酮水平超过了国际田联2018年规定的5 nmol/L，她将无缘参加本次东京奥运会。图为塞门娅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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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门」爆发后，据媒体报道，塞门娅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生殖特征，属于双性人，不能说不是女性，但又不能说是100%的纯女性。
2019年，塞门娅被国际田联禁赛，理由是她不具有女性身份。国际田联态度强硬 ，女子组运动员必须维持睾酮水平在5 nmol/L以下半年，这就要求塞门娅和其他双性人选手服用抑制睾酮的药物。
塞门娅于是向瑞士联邦法院起诉，将国际田联告上法庭。
03
到底怎么判定一个人是女性？
对于塞门娅这样的奥运冠军来说，用睾酮标准来判定性别，实在太严苛，而且还会带来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判定一个运动员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做过变性手术的人可以认为其是女性，比如中国舞蹈家金星这样的公众人物，就被普遍当作女性对待。
金星，1967年出生，中国现代舞者、主持人、演员。她于1995年进行变性手术，手术过程非常痛苦，被拍成纪录片《金星小姐》，术后遭受到很多非议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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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2004年，为符合《奥林匹克宪章》中「禁止任何基于性别歧视」的原则，国际奥委会允许做过变性手术两年以上的跨性别者参赛。但这一规定让当时的运动员错过了黄金年龄。
但要是按照国际田联的5 nmol/L标准或者国际奥委会的10 nmol/L，那些生理特征为男性，心理认知为女性的运动员，今后可以连变性手术都不用做了，直接把睾酮水平降下来就行了。
国际奥委员也的确这么做了。
2014年，国际奥委会颁布新规，跨性别者可以通过抑制睾酮水平获得参赛资格。
结果就是，即使是没有进行变性手术的运动员，只要睾酮激素达标，就能以女性身份参加奥运会。
然而，以睾酮水平作为判定性别的唯一标准，又会导致新的争议和问题。
像哈伯德这样的运动员，无疑会给顺性别女性运动员带来极大的压力，令人质疑她参赛的资格。
德克萨斯大学心脏病学教授本杰明·莱文（Benjamin Levine）也指出，经历过男性青春期高睾酮阶段的运动员一般会比经历女性青春期的更具有生理优势，这一点即使后期降低睾酮后也不会消失。
本杰明·莱文（Benjamin Levine），著名运动心脏病学专家，为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国家冰球联盟（NHL）等众多知名赛事担任顾问。图为他在其实验室的高/低气压环境模拟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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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前澳大利亚男子国家队队员汉娜·蒙西（Hannah Mounsey）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否定这一观点。她接受激素治疗后，明显感觉肌肉力量变小，无法举起之前训练时的重量。
现在的科学还没有充分论证，接受激素治疗后的跨性别女性是否保留原有的身体优势，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体育公平的界限无从明晰。
有人呼吁，或许应该改变男女分设赛事的传统，以更多元的方式划分运动项目组。但目前看来，性别引发的公平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梳理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不难发现，对性别的界定标准一直在变化。
奥运会之所以有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区别，之所以有性别检测标准存在，是因为女性一开始就压根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不管是在遥远的古希腊，还是一百多年前现代奥运会开始之初，奥运赛场都是女性禁区。
1900年巴黎奥运会，首次有女性运动员参赛，共有22位女性参加，只占总人数的2.2%，并且只有网球和高尔夫球比赛设有女子单人项目；
夏洛特·库珀（Charlotte Cooper），英国网球运动员，1900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网球单打冠军，因此成为第一位在奥运会上获得女子单人项目金牌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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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男女运动员终于在制度上实现平等参赛，但参赛人数仍然差距很大；
直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所有比赛项目才均有女性运动员参与。
当奥运会的大门终于向女性打开后，性别检测就成了一道关卡。
表现突出的女运动员，往往会认为带有男性特征，因而被怀疑是双性人、变性人、或跨性别者。
但如果换个思路，把那些所谓的男性特征（如强壮的肌肉，粗旷的嗓门等）看作是优秀运动员的标配，而非男性的标配，是不是就没有这些性别困扰呢？
按照奥运会「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其中更团结为2021年7月20日，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上刚刚通过的）的宗旨，如果取消男女分组，是不是更能激励运动员突破运动的极限呢？
对于性别以及其他领域公平的定义，我们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存在着很多争议。
尽管过程曲折，但从整体趋势来说，人类还是一直在朝着公平与包容的方向努力。
百年前，女性的身影在奥运会赛场上少之又少；
而根据国际奥委会的统计，东京奥运会将有近49%的女性运动员参与，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届男女比例平衡的奥运会。
奥委会称他们一直「在公平和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尽管这种努力非常困难。
而哈伯德作为第一位公开跨性别的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或许正是朝着这种平衡迈出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