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个多月心理干预，双相大学生彻底停药，不再逃避，计划完成学业
她从幼儿园开始就不爱与同伴交流，有严重的社交障碍。中考失利后，她就读国际班，3年后出国留学，但在国外连连遇挫，出现了严重的情绪、睡眠问题，不得不休学回国。
后来，经过北京某著名精神科专科医院专家的诊察，她先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后诊断为双相障碍，一直服药。虽然情绪稳定了，但社会功能仍然难以恢复，刘可几乎不敢出门，也无法恢复学习或参加工作。父母非常焦虑。
经过我们前一阶段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后，刘可严重失眠、抗拒做不喜欢的事的问题得到大幅度缓解。对于她在留学时遇到的多个较重大创伤事件，也就给予了修复，她的病情有较大缓解，并开始减药。
但在这过程中，我们发现她的社交障碍背后可划分为多个具体问题。比如，她总是压抑自己的情绪；不懂得、也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遇到不合理对待时非常胆小、忍气吞声；爱逃避问题，遇到困难不愿面对等等。
后半段的心理干预，我们集中精力攻克了这些精神心理难题，并在干预最后结合她的兴趣、理想，进行了人生规划干预。
最令父母激动的是，本来刘可拒绝回到留学国家完成学业，父母一提她就大发脾气。但在心理干预接近尾声时，刘可竟说自己开始考虑复学了，父母简直喜出望外！
Lucy在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处理刘可“总是压抑自己情绪”的问题时，竟发现了一个婴儿时期的心理创伤。
刘可“看到”自己那时大概4、5个月大，嘴里吮吸着一个安抚奶嘴。她回忆，当时她经常渴望被大人抱，就放声大哭。但妈妈总是不理解，哄哄无效后，只好给她塞一个安抚奶嘴。
这奶嘴一下子触发了婴儿的吮吸反射，她吮吸起来。但其实她真正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只是奶嘴堵住了嘴巴，哭不出来了。可这下妈妈就误会了，以为娃娃哭是因为想吮吸奶嘴，所以，经常刘可一哭，她就给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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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刘可当时的心理需求不但没被满足，还连哭都没法哭，无法表达和释放不愉快的情绪。
事后我问了刘可妈妈。她的回忆与刘可的内隐回忆有所出入。她说，当时其实知道孩子希望被抱着，所以有时候会抱起来哄，但有时候忙不开，就会给塞个奶嘴安慰一下。“真的不是每一次都给奶嘴”。
难道是妈妈撒谎？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很有可能是刘可的内隐记忆“撒谎”了。
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儿童或更早期孩子的记忆是可能出错的，“成人对两岁或者更早之前事情的记忆，可能代表了早期事件的虚构、浓缩和构建，也代表当前所关心的内容以及所听到的关于早期事件的故事”（LYynnet al.,2003,p.42）。
但这并不是说儿童会故意捏造谎言，而是他们的记忆确实如此，而该病理性记忆带来的、对心身的影响也真实存在。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会强调这是父母的过错，但孩子确实也感受到了伤害和痛苦，这个创伤仍要在深度催眠下进行修复。并在意识层面引导孩子理性、客观地认识这个创伤。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利用深度催眠发现个案婴儿时期的记忆了。另一个真实例子是在处理另一名患者爱哭和过分怕热的问题时，发现她刚满月时大人给她穿得太多，她热得大哭不止。无奈不会表达，家人急得团团转，哭了好长时间后，家人才意识到她太热了，一减衣，她就不哭了。经过那名孩子的父母印证，这个记忆是真实的。
所以，很多人说婴儿时期发生的事，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记忆？我认为在内隐记忆层面是有的。虽然具体情节的记忆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当时的感受、情绪会储藏在内隐记忆层面，逐步沉淀，不断地被激活再巩固。
关于刘可压抑自己情绪的创伤还有很多，比如上小学时尿裤子了，妈妈没有安慰，还训了她一顿，并要求她不许哭，也不许说话，否则可能就是一顿打。她说：“以后难过了忍不住也得忍，不然会导致很痛苦的后果！”
还有一个和爸爸有关。初二时，学习任务很紧张，父母要求她每天玩手机只能20分钟。有一次她放下手机，开始写作业，但手机没有放回原处，只随意搁在书桌上。
这时爸爸推门进来，发现手机躺在桌子上，非常生气地说：“你不是刚玩过手机吗？怎么又玩！”
刘可没玩，但她不懂得解释，只是冷冷地说了句：“我没有”。
爸爸认为她这态度代表了心虚和狡辩，生气得当场拿起手机砸碎了。刘可很压抑、愤怒，但也习惯性地压抑下去了。深度催眠下的她说：“我好委屈，都说了没看，爸爸还摔我的手机，以后再也不解释了，没用！”
但她忽略了一个事实，她的回答和态度确实很不高明，容易让人误会。如果能耐心地解释一下，爸爸很可能就相信了。
事后，刘可爸爸说，女儿长那么大，自己就对她发过那一次脾气，没想到一下子形成心理创伤了！他很后悔当时错怪了女儿。
其实，临床发现很多患者的心理创伤都类似这种情况，家长是做得不妥当，但孩子也有不足，造成了双方激烈冲突。但对于自己的不足，孩子往往不记得了，也缺乏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便一味指责家长。所以，在深度催眠下还原细节和真相是很有意义的。
刘可后续有几个心理创伤都是类似情况，受到误解时不懂得表达，有时解释了反而还火上浇油，这也是她频繁遇到人际冲突和挫折的原因之一。而且，这又反过来加重她的社交恐惧，形成恶性循环。
这一次深度催眠后，刘可说自己收获很大。而且，以前她觉得胸部总是很压抑，有东西堵着的感觉，“现在胸口舒畅了，一下子通了！”
那她为什么不好好地表达自己呢？这就是下一次深度催眠处理的问题。
深究下，刘可不表达自己想法的原因有几个。一是长期不表达，缺乏技巧。二是她隐隐觉得不需要表达那么多，别人应该能理解，或者不理解都没关系。三是她主观意识上不愿意表达，认为没用。
深度催眠下，Lucy也找到了相应的创伤事件。
年幼时，姥姥、姥爷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她害怕得钻到桌子底下，大喊：“你们不要再吵了。”但老人根本没理她，越吵越凶。
刘可内心觉得恐惧，且无能为力，“我说的话就像放屁一样，根本没有人在意，以后不说了，说了也没用”。
还有一个创伤事件耐人寻味。约5岁时，刘可父母工作忙，经常把她和一堆玩具留在家，有积木、过家家套装、玩偶等。深度催眠下，刘可“看到”当时的自己摆好了过家家的道具，又拿来几个玩偶扮演角色，情节特别丰富，玩得很投入，但就是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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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女孩子玩过家家是一边玩，一边嘴里念台词，角色之间你来我往的。为什么5岁的刘可不说话呢？Lucy注意到了这个不寻常点，引导她继续寻找答案。
刘可说，本来她是说话的，但有一次，她自导自演得正开心时，角落里突然爬出一只大虫子，吓了她一大跳！
年幼的孩子在极端情绪下产生的认知往往比较幼稚，当时的刘可就想：“我的隐私被虫子知道了，我说的话被偷听了！”她很不自在。
所以，她以后再玩玩偶时，嘴巴不说了，只是默念。久而久之，她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错误的观念：很多事情不需要说出来，别人也会知道的，就像在脑子里玩过家家一样。
到了青春期，刘可有了自己的小秘密，开始写日记，还加上锁，防止别人偷看。但妈妈撬开了锁，偷看了女儿的日记，发现女儿写到了些关于“自杀”的内容，又便狠狠地训了她一顿，还不准她哭。
刘可非常后悔，“我在心里骂自己有病，日记本加了锁最后还是被偷看了！以后有什么想法，一不能说，二不能写！”
经过这次深度催眠和后续的强化认知心理干预后，刘可认识到自己不愿表达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幼稚化的、错误的观念，又很容易导致人际冲突。
当然，我们也把相关创伤告知了父母，他们都承认确有其事。他们更加意识到当年犯下的错误，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的意识也更强，更有针对性了。
心理干预进行到此，刘可的睡眠质量已经很好了，一直都没提出有这方面的问题。但她说有一天心脏部位有疼痛感，没睡好。
我们还以为她的心脏出了器质性的问题。结果她说，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梦到周围大雪纷飞，只有自己孤身一身，很冷、很恐惧。醒来后，心脏非常不适，而且一天下来都不舒服。
这听起来不太像器质性病变，而像心理问题导致的躯体化不适。Lucy在深度催眠下找到了具体原因。
很多孩子出国留学时，内心会有一些对未知的不安，但更多的是激动和憧憬。但刘可不是，当第一次坐在出国的飞机上时，她很彷徨、迷茫。接着，她用英语像空姐提了个需求，但对方没听懂，连续问了好几次。
刘可一下子开始灾难化思维，“我本来觉得自己英语挺好的，结果别人都听不懂！我在国外怎么生活？怎么上课？”
在航班上她几乎没有停止过焦虑、恐惧。虽然其实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不良事件，但在这十几个小时里，刘可的负性情绪和思维对自己造成了很大创伤。
还有，大二时，她坐公交车去购物，回程时却迷路了。当时入夜了，非常寒冷，直逼零下十几度，手机都冻得无法开机了。
刘可很恐惧，手机没法使用，联系不上人，周围下着白茫茫的大雪，连路人都看不见，“我觉得自己可能要冻死在路上了，我好后悔，怎么会选择到这个国家来”。大约1小时后，碰到了一辆停靠的公交车，才在司机的帮助下回了住处。
关于这个噩梦、心脏部位痛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有很多、很多，足足12个，这次深度催眠进行了4个多小时。
绝大部分创伤都是她在国外因适应能力不足、遇到欺凌、或母亲患病她又无法照顾而导致的打击。
到后来，每次她假期结束，离开老家登上国际航班时，刘可心里非常酸楚，“明明知道还会回来，但去留学就像上战场似的，特别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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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刘可高中时的独立能力、性格特征来说，她并不太适合离家太远、到国外求学。后续心理干预时，她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的心理干预结束后，刘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她说，患病后本来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但现在兴趣爱好似乎慢慢回来了，“对以前喜欢的事有点感觉了！”
我们很高兴，告诉她以前是积极的情绪体验但都被心理创伤“压下去”了，创伤修复后，积极情绪体验的记忆就浮上来了。刘可挺开心的。这次创伤修复后，我就把她的药物最后每日一颗碳酸锂完全停掉了。
在昨天的文章里说过，刘可说自己从小就胆小怕事。但我们根据经验，这种性格特征很可能不是天生的，而是遭受过叠加性的心理创伤。
刘可仍然不太认同，“胆小怕事也能由创伤导致的吗？有些人天生就这样吧？”
Lucy笑着说，“你说的有些人我不知道，但就你来说，我觉得很可能背后是创伤”，接着还给她举了些例子，比如我们接诊过的患者箬楠，她因遭受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性格内向、胆小，这是她患上精神心理障碍的早期征兆，但其母亲却没有多加重视和引导。（点击回看：抓住这3个时间节点及时干预，有效预防孩子患上双相障碍！）
虽然刘可还是半信半疑，但出于对Lucy的信任，她愿意尝试。
这一试，非同小可，对于她在幼儿园受欺负了为何不告诉父母的这个“谜团”，一下子就“破案”了。
刘可1岁时，妈妈曾带她坐火车旅游，她们座位对面是另一个家庭，有一个与刘可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妈妈让她与男孩说说话、一起玩，但她不愿意。
妈妈非常生气，也可能觉得很失礼、没面子，马上拉长了脸。妈妈的表情让刘可非常害怕，“我感觉她要打我”，立即建立了恐惧性的病理性条件反射：一旦跟妈妈交流就胆怯，想退缩。
还有，刘可3岁时妈妈教她写数字，她经常把“4”写反了，妈妈认为她是故意的，大声训斥她写字不认真。刘可吓得不敢吱声。
其实刘可真不是故意的。婴幼儿时期的孩子并不能很好地记住数字各部位的方向，只记得主要特征。很多孩子3、4岁时，写“4”字也是反过来的。可惜妈妈当时根本不懂这个知识，更不懂科学引导。
大人的怒声斥责、粗暴教育，这往往是孩子性格胆小、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刘可胆小的性格从1岁就开始埋下隐患了。而且，从那时开始妈妈就没有跟女儿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女儿造成了创伤。我认为，这是她不把幼儿园的遭遇告诉父母的主要原因。
关于性格胆小的问题，Lucy一共找到了7个创伤，从1岁贯穿到11岁。而且每一个创伤之间都有叠加作用，越胆小，遇事就越紧张，容易灾难化思维，也就变得越胆小。
获悉情况的妈妈说，刘可想起来的那些事确实发生过，她非常后悔，怎么也没想到当时对孩子造成创伤了。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从刘可的诸多创伤可以看出，她一旦遇到挫折，想法很容易走极端，而且爱逃避问题。
比如，被几个同学欺负了，就不愿意跟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说话了；表达想法时受挫，就以后都不爱表达了；做了不愿意做的事会不开心，以后说什么也不做了；中考失利，就再也不想参加国内的考试了，一定要留学……
刘可说，“趋利避害，这不是人类的本能吗？这也算是个心理问题吗？”趋利避害是动物本能，但刘可的行为是典型的遇到挫折不愿面对，灾难化思维，一味地想换路走。
如果这种心态不调整的话，她很难得到成长和提升，抑郁症也很容易复发。我们坚持要利用深度催眠处理这个问题，并发现了7 个创伤。
其中，刘可中考时的创伤浮现了，还原了当时的心态。刘可回忆，中考成绩后她很不满意，虽然也能上重点高中学习，但不是全市最好的重点。她在房间里哭了很久，很伤心。
“我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初中3年的用功却没考出水平，我接受不了。我没有办法面对接下来的问题。”于是她决定不参加国内高考，出国留学。
而她在国外大四时，她跟原来的数学老师因试卷分数闹了矛盾，申请换老师，学校换了一名英籍老师教的数学课。这位老师的风格和前一位完全不同，思维跳跃性很强。刘可一下子难适应，于是彻底否定自己，“我肯定不行”，想退课。
她以前也退过其它课，如果这次再退课就意味着拿不到毕业证了，但她还是坚持退了。这次事件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很快就精神崩溃了，休学回国。
很明显，在这些挫折里，刘可都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错误认知，导致做决定时也缺乏理性、走极端，最终容易碰壁。
当然，刘可形成这些错误认知时多半处于儿童、青少年时期，不能要求这个年龄的孩子有足够成熟的心智和思想去对挫折进行理性分析。所以，父母的及时发现、与孩子的沟通和引导就非常重要。很明显，刘可父母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不足。
我在后续的认知干预中对刘可及其父母都指出了这一点，希望他们吸取教训。
除了上述两个学业上的重大打击外，还有一个成长早期的病理性记忆很有意思。
刘可大约当时上小学3、4年级，放学后爱出去玩。妈妈跟她立好规矩，出去玩，一定要准时回家，否则就要挨骂、挨打。
有一次，刘可在同学家玩得兴奋，一下忘记了时间，到家门口时已经超过规定半小时了。她不敢进门，趴在门上听家里的动静。
突然，她仿佛听到妈妈说了一个“打”字。她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以为妈妈在计划着怎么狠狠地揍自己一顿！她哪里还敢回家，跑到邻居家躲了一下午，一直陷在恐惧中。
这可把刘可的爸妈急坏了！女儿迟迟不回家，到处找找不到，他们都差点跑去报警了。
晚上，刘可躲不下去了，自己回到家里，做好了挨罚甚至挨打的心理准备。结果父母一下子把她抱紧了，又是笑又是亲，非常关爱。刘可受宠若惊，也放下了心口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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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这孩子又形成了错误认知：本来以为要挨打的，结果躲了一下午之后，爸妈不但不打自己，还对我那么好。看来，逃避也是一件好事啊！
Lucy跟我转述这个病理性记忆的时候，我哭笑不得。严格来说，这算不上心理创伤，反而像是个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刘可在逃避中尝到了甜头，便强化了逃避的动机和行为，一想到可以逃避心里就轻松、愉快。有点“逃避成瘾”的感觉。
后来我跟她爸妈说起这件事，爸妈说他们当然记得，当时以为孩子出事了，吓个半死，孩子回家了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哪里还舍得打啊！
在这个问题之后，Lucy和我还针对她情商低、做事三分钟热度的问题进行了处理，也发现了不少病理性记忆，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
其中，关于刘可做事三分钟热度、行动力差的问题，我们以前曾撰写过相关文章，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总结。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回看：孩子做事3分钟热度，可能因为父母经常犯这个错
心理干预到尾声，是时候跟刘可做人生规划的干预了。她复学的话题，也可以借这个时机谈一谈。
刘可觉得自己的文字功底比较好，“我想着，是不是可以当一名网络作家，但不知道写什么题材好”。
我觉得她的想法很好，马上给她肯定，并建议她可以考虑先从自己的经历里找切入点，写写精神心理方面的题材。
我跟她谈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那就是一本由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写的畅销书。但是，书中传递的情绪和观念非常消极，作者最后还自杀身亡了，这可对青少年读者带来负面影响。我建议刘可不要走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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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的著名作家毕淑敏，就是她可考虑学习的榜样。毕淑敏本身是个医生、心理治疗师，她基于临床和心理治疗中的经验和感想，写下了很多受欢迎而有社会价值的作品，如《拯救乳房》《女心理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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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遭受过精神心理障碍的折磨，如今基本痊愈，你对疾病、痛苦、挫折和人生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想。如果你能把康复过程写下来，加上自己的感悟，一定能对很多人带来正能量，这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
刘可备受鼓舞。
当然，要写一部好作品，光写自己的故事当然不行，还需要很多知识储备，经验阅历，还对社会有观察、了解和思考。简单来说，她的能力还需不断提升。
我建议她不能急于求成，要慢慢积累，还可以考虑报一些课程，多去接触不同的人和事。这可以锻炼情商，也是积累素材的好机会。
然后很自然地，我们就谈到了是否要把国外的学校学分修完获得毕业证的问题。
刘可说，她以前确实想逃避，但现在觉得应该坦然面对，其实她已经在考虑这个事了，但具体一步步该怎么做，后续还要再去了解。
我很高兴，这说明之前处理她爱逃避问题的效果出来了。不过我也引导她，留学复学一事尽力去做即可，对于结果，即使真的拿不到毕业证，我们也坦然接受。那不是人生的唯一道路，留学的时光也并不会完全白费，积极看待，争取将坏事变好事。
基本上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给刘可做心理干预了。她回去之后就打电话给妈妈，说考虑把最后一门学科的学分拿到，争取获得毕业证，要和爸妈一起商量。
后来我从刘可爸爸口中得知，妈妈听到这个消息时，都激动得哭了。夫妻俩那么多年的心结，一直不敢说、不敢提，不知如何解决，现在终于有希望化解了。他们一再表达了感激，我们也很欣慰。
而且，刘可爸爸还给我不少反馈。他说女儿的记忆力明显恢复了，“那天我们出门打车，她就看了一眼我的手机，马上就记住车牌号码，车来了还招呼我过去，我都还没搞明白！”
还有，爸爸说以前她在家点外卖，从不愿自己去拿，怕见陌生人，也不爱动，让爸爸去。现在，她自己主动去拿，“变得有行动力了！”。他们感受到孩子明显的康复，非常开心。
刘可父母说，觉得能找到我们做心理干预是一种幸运，而且远远超出了想象。
我安慰他们，我们只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刘可本来就很有才华，也有想法，这些经历过去以后，都会成为她人生的财富。如果她真的成为了名作家，她写的作品肯定对社会有很大意义！
在最后一次干预时，我甚至跟刘可说，欢迎她成为作家后继续跟我们联系，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签约作家，专门采访已经康复、且愿意分享经历的患者和家属。
每个家庭的故事都是一面镜子，能够折射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中的失误和问题，能让父母学会有智慧地心理抚养，老师学会有智慧地教书育人，社会大众也学会反省。这种知识传播出去，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意义！创造独特的价值！
而对于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和家属而言，至少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从绝望中拉他们一把，免于恐惧，加快康复！
这也算是一种把我们的理念传播出去、传递下去的方法！
希望这个渡过了磨难，看到晴日归来的女孩最终能够让此生过得幸福，给社会创造独一无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