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疆扩土战“铁骑”：金属兵器的优势

青铜的大量使用还促进了一种遏制游牧民族骑兵的重要兵器的发展，这种兵器就是弩。早已发明的弓虽然制造简便，射速快，但受制于竹木材料和人臂力的限制，其射程和威力比较有限。虽然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就有了木弩出现，但受制于材料性能的限制，其弩机是采用木料或兽角制造的，强度有限导致射程并不远。相对于弓而言，这种木弩射速很低，且威力有限因而难以得到普遍使用。青铜铸造业发展起来后，至战国时期就有青铜弩机出现，并且出现了早期的瞄准装置——望山，使得弩的威力大增。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生产的强弓劲弩射程可达600步以外。弩已经成为中原军队对抗游牧民族骑兵的主要武器。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国著名将领李牧率领由10万弩兵、5万步兵和1.3万辆战车、1.3万骑兵组成的军队，依托长城一举全歼匈奴精锐骑兵10万，使得匈奴10余年不敢犯边。在李牧的军队里，弩兵占到了全部军队员额的约57%，可见弩兵对于抗击骑兵的重要作用（到了三国时代，诸葛亮也是主要依靠弩兵来对抗曹魏强大的骑兵部队）.

到了战国以后，铁兵器开始在中原国家军队中成为主力装备。早在商代中期，我国就开始发现并使用铁器。从商代中期遗址中出土的铁刃铜钺，其铁刃后经检验是使用天然陨铁制成。这说明当时的汉族人不仅对铁的性质有了较深的认识，而且掌握了相当的锻打嵌制技术。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已经开始用铁来制造兵器，这些都是有出土实物证明的。但是，熟铁质地较软，不适合制造有相当硬度要求的兵器，而生铁耐磨性较高却又太脆，也不适合制造兵器，只有钢铁才能取代青铜成为制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战国时代，人们已经掌握了渗碳钢的制造方法，并且出产铁矿的山有3 690座，而出产铜的山只有467座。由此可见，当时铁制兵器已经开始大规模制造，并逐渐取代了铜制兵器的主力兵器的地位。秦统一六国之后，曾经大规模销毁过青铜兵器，这进一步加强了铁制兵器的地位。在西安的汉朝中央武库遗址内出土的铁制箭簇有1 000余件，而铜制箭簇只有百余件。使用钢铁制造消耗量非常大的箭簇，这充分说明了当时铁制兵器已占有主要的地位。在防护装备方面，早在商代汉族军队就开始使用青铜防护器材。据在殷墟出土的实物测定，当时的胄（我们通常所说的甲胄实际上是两种防护器材，甲是指披挂在身体上的防护器材，而胄则是指戴在头上的防护器材，即我们平时说的头盔）与今天的头盔已经很相似，正面下方有一个长方形的开口以露出佩戴者面部，中部有高起的脊棱，顶上有用于插羽缨的细铜管，两旁及后壁下沿以护住颈项。这种胄复原后全高26厘米，宽20.6厘米，残重2 620克，虽然比较笨重但却可以提供较强的防护力。到了战国时期，又出现了铁胄，并改称兜鍪。先秦时代，身体防护器材主要是皮甲为主，直到战国以后才大量使用铜制和铁制甲，进一步提高了军队的防护力。

可以想见，中原地区用以支撑兵器制造业的大规模青铜和铁制品冶炼业只有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才能够形成。而同一时期的游牧民族很多时候甚至连比较统一的国家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更不要说克服科技水平、资源限制等方面的不足建立起足以支撑整个军事装备体系的金属冶炼制造业了。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游牧民族难以获得大量的金属制兵器，甚至连基本的金属制生活用品也要从汉家王朝区域内使用马匹等特产交换而来。而当时的游牧民族往往还在使用骨制和石制兵器(当时，北方游牧民族虽然也使用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兵器，但主要集中在短剑、戈和砍砸类兵器上，其数量远不如中原地区为多)，甚至到西汉时期其消耗数量最多的箭簇仍然使用骨制为主，这就使得其兵器的杀伤力大打折扣。

更值得注意的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前并没有马镫出现，骑兵并非像现在拍的某些影视剧那样使用长兵器在马上格斗，而是主要使用弓箭为主要武器（当时，也没有完善的马鞍出现，骑兵在光溜溜的马背上是难以使用双手持握格斗兵器的）。使用骨制箭簇的游牧民族骑兵的杀伤力，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使用铜铁制箭簇的汉家王朝骑兵相比的，更不要说后者还有更为完善的防护力了。游牧民族的骑兵往往只能使用皮甲作为防护装备，而这种装备的防护力同样是无法与金属制防护装备相比的。这种材质上的差距实际上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只有游牧民族攻占汉家王朝在北方的矿产基地后才可能得到部分解决。因此，从兵器制造的基础——金属冶炼业来看，汉家王朝在历史上基本上都占据着相当大的优势，这就使得汉族军队普遍占有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不论是杀伤威力还是防护力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几乎贯穿了整个冷兵器时代，甚至将游牧民族逼到采取贿赂汉家王朝守边将领，以从其手中购买大量箭簇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