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宝子碑》的奇特

东晋南北朝，以北碑南帖著称。

然而，云南的边陲却有两碑特别，《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南朝禁碑，百余年间几乎少有碑刻,居然在离遥远的政治文化中心，少有文化熏陶的偏僻地方冒出了文化瑰宝，出现足以与北碑媲美的碑刻，实属书法幸事。

今天就讲其中的一碑《爨宝子碑》，这块有着迷一般的石碑，在元之前没有任何记载，首见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但也没人引起注意，在地下沉睡了1373年，于清光绪年间(1778年)才得以重见天日。

据说，出土后此碑石曾被人用作做豆腐的压石板，让邓廷桢之子云南曲靖府主邓尔恒发现豆腐上有字迹，才有从豆腐板变为国宝的故事。

我们发现，此碑至少有五个特别：

一是地位特别。它是南朝禁碑的漏网之“鱼”，是在南朝帖统天下中冒出的南碑“大鱼”。其实，《爨宝子碑》并非名碑名刻，有些野气，有些粗糙，按照白蕉先生的说法，是一群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不像《张猛龙》、《郑文公》、《石门铭》那样名声显赫，一直以来被视作北碑的经典碑刻而名扬四海。

真正领悟到此碑的魅力，当属阮元，他称此碑为“滇中第一石”。

康有为紧随其后，他在《广艺舟双楫中》中说：“南碑数十种，只字片石，皆世稀有，既流传绝少，又书皆神妙，较之魏碑，尚觉高逸过之。”

他还说：《爨宝子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是为南碑之最也。”

也有不同评价的，比如白蕉先生认为：“六代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毛桃，包(包世臣)、康两人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

我们不管他们如何评价，放到当下审视，我们认为此碑不失为汉隶之间的一朵奇葩。用八个字形容：“自由生趣，奇正无度”。

二是笔法特别。虽说依然是隶书的气质，或者说隶法为主，兼顾楷法。按理来说，隶书是很难容楷法的，但此碑特别，我们明显感受到，它的“隶”，已不是前后汉之隶，那种以圆厚、精气内敛为主，而是方笔铺毫成为主流笔法，加上特殊的起笔和收笔技巧 ，蚕头燕尾的长横演变为两头上翘的方头带角的长横，成为隶书独特的波磔，显得非常有个性，又非常别致。而直竖和撇捺收笔时转向加力，弯勾成方角形，力度突出，动感强烈。这些用笔特点都是兼有北碑之风，而且彰显出刀味、石味、民间味、野味十足。

三是结体特别。自由生趣，毫无南朝正统书家严守法度、充满笔意之主张，却充满奇趣、幽默，犹如调皮的玩童。

一般认为，此碑结体在隶楷之间，结构上不受汉隶束缚，任意为之，按照字形体势，随遇而安，甚至加上主观意志，把结构中的某一部分随意夸大，使其在空间和力度上都明显地压倒其它部分，而被挤压的部分只得随之缩小，甚至减去笔画，这样处理，不仅丰富了字形体貌，而且显得更加雄强沉稳。

时下，此碑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一些名家皆从此碑出。我们说《爨宝子碑》有充分想象力也好，或者说别具一格也罢，它这种不隶不楷的书体，的确让我们好求奇特、好创新的新时代书法人很会着迷。然其怪诞率真和自然随意之风，恐怕只可有一，不可有二，刻意追求，模仿形似，极易误入歧途。

总之，爨宝子碑的风格属于书法史上的奇品、孤品。然而，越是偏门的风格，路越狭窄，我们要慎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