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廉吏王权的吏治思想

晚清著名学者王权不仅是诗人和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廉吏，他的吏治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高度赞赏，誉为“学问人品天下少有，吏治尤为陕甘第一”，他的廉洁和亲民也受到百姓的高度认同，他临去世前，在他曾经三任知县的兴平县，老百姓集资为他在县城槐巷建了生祠。

他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任兴平知县的，到任后为政清廉，关心民疾。当时“官差”浩繁，过往军旅经常临时拉差。为减轻农民负担，他用公款买50匹马，交城郊农民喂养。发给草料费，闲时耕田，忙时支官差。光绪三年(1877)，陕西发生饥荒，他一面减轻赋税，厘定差役，一面力请赈救，举办义仓，筹集钱物，开办粥厂，亲自施舍。县内参加科举考试的一些书生，无钱起程应考，他从自己薪俸中，捐银一千两资助。为教化后人，由他自己捐资，亲自主持续修《兴平县志》，并重修了槐花书院及文昌楼，大兴教育之风。
王权为官刚明廉峻，不畏权势，处处为民着想。光绪七年(1881)，陕西又遭大旱，收成大减。兴平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字最少，省当局欲隐瞒灾情，让知府出面给王权写信，要他改动上报数字，他执意不肯。省上又要各地续捐义粮，他又据理力争，使兴平人民得以免捐缓征。一次驻藏某大臣路过兴平，随从人员仗势勒索钱财，被他重重打了一顿。为此，引起上司不满，竟被罢官，兴平人民数百人赴省泣留未乞。他在诗中写到：“五载共观摩”，“宦路棘荆稠”。从1874年到1884年的十年间，他在兴平曾三任知县，他每次去任，总有数百士民到省上恳留；每次到任，群众都夹道欢迎。由于他为官清廉，美名远扬而受到尊敬。陕甘总督左宗棠路过兴平，王去迎接，左下车扶起对王说：“足下陇右读书人也，宰相不为知县下车，我为读书人下车。”一时传为佳话。

光绪十年(1884)，他离兴，任富平知县。光绪十二年(1886)，王权辞官路过兴平，迎接的人群长达十多里，入城时，数千人簇拥在车子周围。王权在诗中描述：“耆老掀帷视，群惊鬓雪堆。此生余一面，几载盼重来”。兴平人民为了纪念王权的恩德，于光绪三十年(1904)秋，在槐巷为王权建立生祠，人称“王公祠”。

王权对地方官员的施政和廉政有自己的理论，在他的学生张世英就任甘泉县知县的时候，向他请教如何做好地方官员的时候，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送张育生之官甘泉》，总结了自己做地方官员的实践和体认，谆谆教导张世英如何在好官难做的情况下做一个好官。首先他指出不能像许多官员那样只顾“尽心于上”，而要“尽心于下”，一心为老百姓着想：“苟利于民，上官曰勿为，弗敢已也；苟不利于民，上官曰为，弗敢徇也。民安则心怡，民病则心凄，而上官之喜怒，己身之利钝，勿恤也。”第二，他进一步指出，仅仅尽心于下，要到做到“廉”“勤”“明”，但不能因此而“恃”，因为一旦有“恃”就会产生三种流弊：“操非廉不立，而廉不可恃，恃廉则啬，啬之流也刻；职非勤不举，而勤不可恃，恃勤则躁，躁之流也蹇；事非明不判，而明不可恃，恃明则察，察之流也苛。”第三，他指出在廉、勤、明而不恃的基础上，还要避免三种歧途：“一曰诡异以动物，一曰纷更以凯功，一曰姑息以媚众。”他结合当时官场的现状，概括和针砭了这三种歧途对地方治理和民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危害。第四，他给张世英指出了杜绝歧途，走正道的几个要领：“简”“严”“诚”“谦”，最后回到甘泉的具体情况，指出“甘泉治处北山之冲，兵饥洊仍，土瘠民散，抚辑尤难为力，然苟以吾说处之，民病倘有疗乎？呜呼，讲吏道以救疲氓，吾知育生之急于行也。”在勉励中寄托着无限希望，可谓语重心长，可喜的是张世英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在甘泉和渭南任上，当地士民多次挽留，以至于放弃了升迁的机会，被誉为“张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