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国之重器，得之何幸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一般都知道伍廷芳，因为在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过程中，作为南方各省民军的全权代表，与北方唐绍仪、袁世凯等驰电往还，进行和平谈判的就是他。

只是和他所“服务”的南京临时政府一样，伍廷芳任辞职时间甚短，不到三个月就和整个临时政府一道集体辞职了。对于伍廷芳来说，法律的科班出身，加之在外交实践中的长期浸淫，使他在这两个领域都独领风骚，游刃有余。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国家和其侨民来说，一个懂法律的外交官是非常重要的。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赴欧美留学的学生中，大多学习实用科学，比如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学习的竟是海军，研习法律等社会学科的可谓凤毛麟角，这可能与公派学生多以兴办洋务为主有关。

伍廷芳则不同，他是“中国近代自费留学第一人”，所选的专业法律，也是当时的冷门。对科举不感兴趣的伍廷芳，从圣保罗书院毕业后，即在香港高等审判厅谋得一份英文译员的职业，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还有相当稳定的收入。

不过，长期的译员生活，使他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繁荣与法治的密切关系。1867年6月，港英政府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赋予港督以公开招商开赌的权力。

区区一个法庭译员的上书，又怎能撼动港英政府呢。这次的经历使他萌生了赴英求学、研习法律以图强的想法。1874年，时年32岁的伍廷芳“奋发走英伦”，“习法律，开游学之先河”。

从近代以来， 中国人也开始探索在国际大舞台上的生存之道。作为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人，以其法律专业所培养的底线道德和原则，在国家交往中既不卑不亢，又据理力争，本着开放、包容、合作的心态，处理前所未有的外交难题，这或许正是那一代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吧。像伍廷芳这样外交与法律皆通的人才，堪称清末民初各种类型政权的“国之重器”，得之何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