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乐刑政之融合（上）

中国古人不单单将音乐看成是一种悦耳之韵律，更多的是将其与礼仪、政治、刑法与民生等相结合，并上升为道之高度，认为其可与大自然相沟通、相感应。《礼记》与《乐记》都强调：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很多乐器之构造，在古人心中，不单单是为了发出悦耳之音调。如《六韬·龙韬·五音第二十八》曰：

武王问太公曰：“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征、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之。古者三皇之世，虚无之情，以制刚强。无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净，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至敌人之垒，去九百步外，遍持律管当耳，大呼惊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征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此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也。”

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敌人惊动则听之。闻枹鼓之音者，角也；见火光者，征也；闻金铁矛戟之音者，商也；闻人啸呼之音者，羽也；寂寞无闻者，宫也。此五者，声色之符也。”

即律管可用来辨明三军消息，并可获得胜负之机。

中国古代之音乐理论涉及到当代心理学之很多方面，从音乐生理、心理之功能至音乐审美心理之特征，从听觉心理之特点至音乐创作与表演心理之规律性，均为古代学者关注之问题。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诸子对音乐与心理之关系把握得十分细致而完美，令当代人十分惊叹。在《尚书·尧典》、《乐记·魏文侯篇》与《乐记·师乙篇》等典籍中均提到音乐对人格塑造之重要作用。《国语·周语下》中道：

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

这论及到了人类听觉之阈值问题。《吕氏春秋·适音》曾提及听觉对音响之感受性，而《乐记·乐本篇》分析了人类与动物、音乐耳朵与非音乐耳朵在听觉感受上之差异，等等。这些记载都说明了中国古人在音乐心理学上走得很远且成就非凡。

孔子之再传弟子公孙尼子在《乐记·乐本篇》中道：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干声。声成文，谓之音。……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该书准确描述了音乐产生之心理机制，且认为声、音、乐在艺术层次上不断递进。

《乐记》乃儒家音乐心理学思想成熟之作，其中关于音乐表演与音乐欣赏心理过程之论述相当精辟，其不但肯定了音乐之产生与人类心理体验密切相连，且划分了知声、知音与知乐之欣赏层次，也具体论述了由于听众之个体差异而使欣赏过程不尽相同之观点，如《乐记·乐言篇》中道：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其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乐，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再如《乐记·师乙篇》中道：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于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

师乙是春秋时期之大音乐家，其将人格划分为六种，每一种人格都有适宜唱、奏之歌、曲类别。可见，先秦时期之音乐家便已系统地认识到音乐不但对人格具有塑造作月，而且能影响人之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