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平大理国问题国际性再辩论 ——揭穿《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的谎言
忽必烈平大理国问题国际性再辩论——揭穿《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的谎言
摘要：本题国际性辩论的对方，是日本冈田英弘著《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它用宏观魔幻式精巧伪造的方法，捧忽必烈为“现代”世界史的创造者，中国随之变为蒙古帝国的“殖民地”，进而实现日本军国主义50年侵略中国未曾达到的“去中国化”的迷梦。它是当代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新现象，但它惧怕故全面排斥司马迁《史记》之后的中国两千多年史书记载的历史事实，这会促使我们对中华文明五千年史学文化瑰宝的系统性深入研究，日本名家名著的“去中国化”“一家之言”将难以在世界立足。
以下分别为2016年大陆版和2013年台湾版封面，2013年台湾版的书名是：《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2016年大陆版的书名就是《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作者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译者陈心慧。
大陆版【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台湾版】台湾地区2013年出版
全名是：《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
作者: 冈田英弘
出版社：广场
副标题: 蒙古的发展与传统
原作名: 世界史の誕生：モンゴルの発展と伝統
译者: 陈心慧
出版年: 2013-12
页数: 248
定价: NT$ 330
【内容简介】
世界史与蒙古帝国一同揭开了序幕！中央欧亚草原民族的活动改变了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命运，同时超越了东洋史与西洋史的界线，让世界史变得可能。从蒙古的发展与传统，重新认识世界的历史。
【作者简介】
冈田英弘（Okada Hidehiro）
1931年出生于东京。195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系。学术上专攻满洲史、蒙古史。对于其他包括中国史、古代日本史、韩国史等各个领域也多有钻研。
1957年，26岁便以《满文老档》的研究获得日本学士院赏。
曾经留学美国与西德。曾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与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现在为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
著有《倭国》、《成吉思汗》、《日本史的诞生》、《现代中国与日本》、《蒙古帝国的兴亡》、《这个扰人的国家──中国》、《不为人知的皇帝中国》、《为日本人而写的历史学》。
【译者简介】
陈心慧，青山学院大学国际传播学系硕士毕业。旅居日本十年后返台，现任专业日中翻译、口译人员。译有《图解长寿饮食》、《你不可不知的日本饮食史》、《代表的日本人》等。
一、忽必烈平大理国问题国际性再辩论的原由
谈到忽必烈平大理国问题再辩论的缘起，首先应从引起首次辩论的笔者于1978年发表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说起，而忽必烈平大理国引起泰族大量南迁论的观点，出于百余年前“日不落帝国”英国殖民主义者独霸世界时，因其具有地理大发现与英国工业革命多年后的现代知识，故把其观点说得无可置疑。如戴维斯等诸多西方学者百年前就宣称云南的大理国被忽必烈“征服”，“这个泰族王国由此最后完结，导致居民大批向南迁移”，“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此说颇似大英帝国的世界性话语霸权，影响世界70多年。但此说影响最大的是两个国家，即泰国与中国，因为对泰国来说，在那种话语霸权的影响下，认为中国的云南省是它700年前失去的故土，且当时已被写进了学校的教科书，对中国来说则失去两千年前汉武帝时就归入中国版图的云南省，事关国家之间领土争端的政治性问题了。但《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发表后，这一政治性问题就向学术性问题转变。此文分“引言”“忽必烈平大理国并没有引起任何民族大迁徙”“元代云南的傣族'南迁’了吗”“泰族不是忽必烈平大理国后大量南迁到泰国的”“结语”共5个部分，从对“公元九七、一二〇和一三一年”云南边外的泰国先民到中国东汉朝廷洛阳献艺，至14世纪元末明初的历史交往，都在全面论述中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性否定，证明其说出于对蒙古帝国武力之迷信，加上海洋文明霸权国家学者对世界历史现象的猜测，并无史实依据。《历史研究》是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泰国驻华大使馆二秘、中泰关系史家沙拉信·威拉蓬先生当即将它翻译成英文分发给泰国学术界，时为泰国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根据此英文稿摘译为泰文，于1978年6月28日起接连3天在曼谷《沙炎叻报》他主持的“擂台畔”专栏上刊载。他更在7月1日的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学者的文章“是很值得引起历史学家重视的”。此后不久，中国、泰国包括美国学者写的有关著述中，忽必烈征服“泰族的大理王国说”随之“破灭”。这就说明，无论当事双方的泰国与中国，还是持“泰国大理王国说”的西方学者，都尊重司马迁纪传体《史记》两千年以降记录的历史事实，忽必烈平大理国引起泰族大量南迁问题的首次国际性辩论便随之结束。
忽必烈平大理国问题的第二次国际性辩论，始于《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以下简称《世界史的诞生》)的“后记”中的一段话：“自从1992年筑摩书房出版了这一本书开始，像我这样的观点影响了各领域的人，尤其受到专门写作的同业支持，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本书在筑摩书房很荣幸地一再再版，这一次又发行了口袋书，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看到我的著作。”可见，该书已成为日本的名著。其“口袋书”的展示方法适应市场需要，发行量大、影响也大，以致“口袋书”的中文版也热销再版，似已成为世界性的一种畅销书。但正是日本名家的这一名著，再次提出“忽必烈于公元1253年征服了云南泰族的大理王国”(以下简称“泰族大理王国说”)的观点。当然，它也没有任何立论依据。然这也正是它学术伪造的尤例。称之为尤例的原因，在于它是对学术道德底线的极端悖逆，这可从其基本词语的引用中得到说明。其中，主人——忽必烈汗，时间——公元1253年，地点——云南，动词——征服，对象——大理王国，国王族籍——泰族，6个词虽合成了一桩重大史事，它们多数来自600年前的中国历史记载，有的如“泰族”一词出于百余年前的西方学者，而冈田英弘却都不注明其出处，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学术抄袭行为。特别是距上述忽必烈平大理国问题第一次国际性辩论已过20多年，无论当事双方的泰国与中国，包括百年前首倡此说的西方学者都尊重历史事实，“泰族大理王国说”已经破产了呢。
但冈田英弘不仅不正视当然也不承认基本的历史事实，反而在精心伪造中抹杀基本历史事实，用极捧忽必烈的方法改写世界历史。而其中具有关键性的一句话是：“由于蒙古帝国统一了欧亚大陆大部分的地区，至今为止存在过的所有政权都一旦归零，由蒙古帝国重新划分新的国家。以这样的划分为基础，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现代亚洲与东欧各国就此诞生。”这就是说，蒙古帝国统一的亚欧各国，在蒙古帝国铁骑下“归零”之后，都从古代史进入了“现代”世界史。其结果就是，400年前欧洲科技与工业革命开启的世界近代史，也被七百多年前蒙古铁骑统一的“现代”“世界史”淹没“归零”了。但由“日不落帝国”英国代表的现代西方殖民主义海洋文明一直影响到现今的世界，它与700年前蒙古帝国代表的大陆文明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两个时代，其形象的比较就如同陆地蒙古骑兵对阵坚船利炮武装的西方海军舰队，不能同日而语。然而在《世界史的诞生》作者冈田英弘的笔下，读者对其颠倒黑白的常识性错误并不介意，也不影响其书的多年畅销，故冈田英弘称得上今世伪造人类历史的“大手笔”。
日本名家这一名著最精巧且阴险的图谋，是借捧忽必烈至“现代”世界历史创造者的假象，把忽必烈作为日本军国主义1895-1945年疯狂侵略与殖民中国的替罪羊。因为在冈田英弘的笔下，昔日的中国政权被蒙古铁骑“一旦归零”后，都成为蒙古大汗忽必烈统治下的“殖民地”，而其暗含的目的，就使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严重罪行消失于无形。而人们记忆犹新的是，蒙古帝国的子民们一直处于大陆游牧骑射文化之内，至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后反而被冠以“蒙疆自治政府”名号，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中的“殖民地”之一。总之，不管冈田英弘借忽必烈颠倒历史的手法多么高明，《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的终极目的，就在于抹煞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这自然引发了对忽必烈平大理国问题的国际性再辩论。
本文以“忽必烈平大理国”为题的原因，在它是《世界史的诞生》立论的关键性支柱，即正是忽必烈为大汗时，蒙古帝国的疆域“东从日本海、东海开始，西至黑海、幼发拉底河、波斯湾，包括东亚、北亚、中亚、西亚、东欧几乎所有大陆地区全部都在蒙古帝国的掌控之下。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因此，忽必烈就成为“现代”世界史“诞生”的开创者。但忽必烈的重要历史功绩，就在他奉命平定了大理国，且这一业绩决定忽必烈的命运，构成他此后争取蒙古大汗位的实力，不然他就与蒙古大汗位无缘，自然也就不会有因他而来的“现代”世界史的“诞生”。换言之，“泰族大理王国说”的正确与否，可以决定《世界史的诞生》主题的成与败。正因为如此，冈田英弘不顾中泰与西方学者已否定“泰族大理王国说”的事实，仍利用忽必烈进行历史再伪造。但这也造就了《世界史的诞生》的致命伤，因为忽必烈平大理国的结果，不仅使云南未在“归零”后变成蒙古帝国的殖民地，反而在出奇制胜后重农富民，发展儒学教育，改变了南诏、大理与中原六百年分立的局面，使云南成为中国永固的边疆，其功业位在中国两千年历代英明帝王之列，从而宣告了冈田英弘借忽必烈掩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图谋的破产。这一切将在下一节具体论述。
二、《元史》载忽必烈平大理国真相揭穿冈田英弘的谎言
《元史》是司马迁《史记》开创的中国纪传体史书的第23部，其史料出于元朝帝王的“实录”。《元史》有关云南省的史料有数万字，仅“地理志”中的“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就有1万余字，这里仅根据本文主题的需要，将纪传中忽必烈平大理国中最必要的史料，摘出并简要说明。
首先是“本纪”的有关记录。其一是元宪宗蒙哥(1251-1259)“本纪”的如下4条。
(宪宗二年，岁壬子，公元1252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
八月，忽必烈次临洮，
(宪宗三年，癸丑，公元1253年)九月，忽必烈次忒刺地，分兵三道以进, 冬十二月，大理平。
宪宗“本纪”以上40个字，就讲明了忽必烈平大理国的时空与人事。这正是纪传体“本纪”提纲式记事的特点。
忽必烈继蒙哥为蒙古大汗、中国元朝皇帝，其前平大理国的事迹亦记入其本纪，又增加了一些具体情节，亦照录如下。
(宪宗二年，岁壬子，公元1252年)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
秋八月，师次临洮。遣玉律术、王君候、谕大理，不果行。
(宪宗三年，岁癸丑，公元1253年)九月壬寅，师次忒刺，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台带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乙巳，至满陀城，留辎重。
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渡。摩挲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
十一月辛卯，复遣玉律术等使大理。丁酉，师至白蛮打郭寨，其主将出降，其侄坚壁拒守，攻拔杀之，不及其民。庚子，次三甸。辛丑，白蛮送款。
十二月丙辰，军薄大理城。初，大理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高和兄弟。是夜祥率众遁去，命大将也古及拔突儿追之。帝既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计必死矣。”已未，西道兵亦至，命姚枢等搜访图籍，乃得三使尸，既痤，命枢为文祭之。辛酉，南出龙首城，次赵睑。癸亥(1254年1月2日)，获高祥，斩于姚州。留大将兀良合台带戌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
世祖本纪的上述300字，对平大理国的具体路线、三路分兵状况，乘“革囊”渡金沙江，沿途具体战事，派三位使节及其被杀与安葬，直至追杀顽抗的大理国权臣高祥后，忽必烈班师前对云南的军事政治人事安排，大体讲清楚了。它与前述宪宗本纪四条40字相比，确实清楚了很多，但仍是一种提纲式解说，难以说明平大理国全程的基本史实。
其次，是《元史》“列传”中有关忽必烈平大理国历史性人物的记录，它的优势在具有当事人事时空的具体情节，可以使“本纪”的提纲式记录鲜活起来，进而说明忽必烈平大理中的以下三大历史事实：
第一，世祖本纪4次记述“谕大理”使节出使情节反映忽必烈的中华文明程度。忽必烈于蒙古宪宗二年(1252)夏六月奉命征云南的秋八月，就遣玉律术、王君候、“谕大理”，未能成行。宪宗三年(1253)十一月入大理国境后，“复遣玉律术等使大理”。十二月“城破而”不见三使，忽必烈有“计必死矣”之叹。文臣“搜访图籍”时“得三使尸”，忽必烈命姚枢写祭文安葬之。这些记录既说明忽必烈对中国传统文化“先礼后兵”的高度重视，更说明其爱惜人才与对中国传统葬礼文化的熟悉与尊重。如果再联系“列传”两个人物的情节，则可以使忽必烈遣使招谕大理国事更为生动丰富，又具有中华文明实践的高度。一个事例见《元史·姚枢列传》，讲的是1252年夏在“曲先脑儿之地”“夜宴”时，汉人幕僚姚枢席间讲述了宋太祖赵匡胤命曹彬灭南唐(其国建都金陵，即今南京市)时，“不杀一人”，商市照常营业的故事。因忽必烈对此事印象深刻，第二天上马据鞍时，他仍连呼：“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即昨晚的故事我也能做到。此事看似简单，实则涉及中国古史千年前诸子百家的两大家，首先是“兵家”(“上兵伐谋”“未战而屈人之兵”)，其次是“儒家”的“仁者爱人”，这说明忽必烈在认知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与汉人幕僚的顺畅交流已非同寻常。但在忽必烈另一高参张文谦的“列传”中，更有“世祖本纪”难得一见的另一种情节，即忽必烈入大理城发现三使尸后则“怒，将屠其城”，即实施蒙古铁骑将抗拒者全城屠杀的战术。幸有张文谦与刘秉忠、姚枢三位高参齐谏：“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这短短十几个字，就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尖锐矛盾。幸好忽必烈从谏如流，蒙古草原游猎文化的战术顺应了中华农业文化的战略精华，否则的话，忽必烈平大理国的时间再延长几年也难有理想结果。然即使《元史·列传》的这两个事例，也可知忽必烈在认知与运用中华文明的战略精华中，已达到纵横自如的程度。
第二，忽必烈达到中华文明战略实践极高处的实证，是班师前命大将“与段氏同安辑大理”。此战略指令虽八个字，却事关平大理国的成败。因为1253年12月忽必烈班师时，“大理段氏”即大理国王段兴智尚在大理国附都善阐(昆明)，他是在1254年秋大将兀良合台全力攻取中被生“擒”的。这一史实说明，与仍在昆明抗拒的大理国王合作，是忽必烈早已预定的战略目标。其原因在上述《世祖·本纪》中也有所反映，即“大理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及之后将高祥“斩于姚州”。换言之，斩杀了顽抗杀三使者的大理国权臣高祥后，与尚在滇东未降的弱势国王合作，就成为忽必烈平大理国中的最佳战略选项，且这一战略在平定云南中收到了奇效。其事迹具见《元史·信苴日传》，此传近700字，它虽为平大理国的主要目标，却位在元朝功臣立的“列传”，而其业绩又非一般的功臣可比。但《元史·目录》中除传主信苴日外，又另附段兴智、信苴福，为三人一传。特别是1256年段兴智与其叔父信苴福两次入觐宪宗蒙哥，“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后，蒙哥指令段兴智“主国事”、“信苴福领其军”。但段兴智为了万全，返国后竟把“国事”交给弟弟信苴日，自与信苴福一道“率僰、爨军二万为前导，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直至据宪宗蒙哥之命从云南东出宋境，随兀良合台一直打到奉命“会师”地“长沙”。换言之，大将兀良合台主管云南6年的一切战功，都与大理国王段兴智的密切合作密不可分。信苴日代理其兄“主国事”“凡二十三年”的业绩甚多，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平定舍利畏的大规模长时间叛乱。正因为平定滇东地区十多年大规模叛乱功劳卓著，该列传才有如下对信苴日的政绩评论：云南“置郡县，署守令，行役赋，施政化，与中州等”。信苴日的另一政绩，是1283年在缅国“数万”“象骑”侵掠云南边地时，与蒙古万户机智合作，以少胜多取得大捷(《元史·缅国传》中有对信苴日机智灵活挽救战局的具体情节)，即信苴日在抵御外患维护边疆安定方面也有重要贡献。总之，忽必烈班师前的八字战略指令，在次年八月兀良合台俘获大理国王段兴智后顺利实施，双方的合作也切实高效，可谓功德圆满，不然就谈不上“平大理国”，这无疑是“知己知彼”“出奇制胜”的一种经典战例。
第三，忽必烈班师前任命戍守云南高官的完美履职，可以显示忽必烈中华文明素质的境界之高。其首要主官“大将兀良合台”入传《元史》1600多字，大体记录了其完成忽必烈指令的关键性事迹，如“乙卯”(1255)，“自出师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疑附。”“丙辰(1256)，征白蛮国、波丽国，阿术生擒其骁将，献俘闕下。“丁巳(1257)秋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报。冬十月，进兵压境……兀良合台入交趾，为久驻计，军令严肃，秋毫不犯，越七日，(交趾国王陈)日煚请内附”。即兀良合台主动遣使并出兵降附了云南南部的交趾国。兀良合台最后的长途恶战，是1258年奉宪宗蒙哥“遣使谕旨，约明年会军长沙”，他“乃率(蒙古)四王骑兵三千，蛮僰(大理国王军队)万人”，从云南东出，深入宋境，恶战千里，终于以少胜多，如期抵达潭州(长沙)。结果因宪宗蒙哥亲率大军深陷四川合川钓鱼城近半年病故，“会军”未成。故兀良合台堪称蒙古帝国平大理国后从西南包抄南宋战略的忠实实践者。而其中最具战略性的一役，是兀良合台1254年秋攻取大理国附都的记述：“押赤城”(昆明)“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选骁勇以炮摧其北门。纵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兀良合台指挥的此战，显现了蒙古铁骑英勇善战的诸多战术。但即使在这种恶战中，他仍信守忽必烈“与段氏同安辑大理”的战略指令，在对方“大溃”中“擒”大理国王段兴智后更与之合作，实践了蒙古铁骑的英勇战术与中华文明出奇制胜战略的优势互补。这件事既是忽必烈知人善任的最佳境界，更是其实践中华文明战略境界的最佳表现。
继兀良合台之下的另一高官，是忽必烈班师前任命的“宣抚使”刘时中，但他在《元史》无传，谨以任职云南事绩显著的张立道代之。他入传《元史》1800字，多于兀良合台的篇幅，足见其在史家心目中地位不凡。世祖至元四年至成宗大德二年(1268-1298)30年间，张立道多次任职云南，其开创性业绩有以下两点：一是1273年任“佩金符”的“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动工泄滇池出水口，解除昆明连年水患的同时，又增“良田”“万余顷”，更教“爨僰之人”提高桑蚕技术，“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以致山地民族“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即他以重农富民的方略增进了多民族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因山地民族相率归附而新增了郡县建制。二是1278年任中庆路总管时，在昆明“首建孔子庙”，建学舍，聘四川贤士为师，“劝士人子弟”入学读书，习儒生礼仪，改变了大理国祭王逸少(王羲之)为师的传统。即使他1280年“佩虎符”为“临安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使”时，仍“建庙学于建水路”(名城建水壮观的儒学庙堂至今仍是滇南文献名邦的标志)，又在官衙写了“清白之训”，世风教化为之一变。总之，张立道两项创举为儒家文化在多民族云南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反之就是对独立300年大理国文化传统的取代，而张立道任职忽必烈及其子、孙、曾孙四代，称得上心腹忠臣，其创举应是忽必烈国家意志的表现，故此例也可证明忽必烈运用中华文明治国战略水平之高。
上述忽必烈四次遣使“招谕”大理国记录的纪传史事，留守大将信守忽必烈班师前“与段氏同安辑大理”战略的完美实践，张立道以中华文明特色完成平大理国后经济与文化转型的实践，都足以证明，忽必烈平大理国的成功源于蒙古铁骑的英勇战术与中国知己知彼战略的完美结合，堪称中华文明发展战略史上的一种辉煌。忽必烈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的脚步是：(1)使用汉文化年号。1260年为大汗后立“中统元年”年号(蒙古原为十二生肖纪年，无年号)，与之争大汗位的其弟阿里不哥败降后又改年号为至元(1264)。(2)使用汉文化的庙号谥号。中都燕京(今北京市)建的“太庙”完工后，以汉语拟庙号谥号(如成吉思汗庙号太祖，谥号“圣武皇帝”，皇帝正妻称皇后也有谥号。(3)使用汉文化确定国号。至元八年(1271)以汉语立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乾元之意”，意为极大)。1272年由蒙古“上都”迁都“中都”(北京)，改名“大都”，即大元皇帝之城。直至1274年派数十万大军于1276年攻陷南宋首都临安(杭州)，灭亡南宋。蒙古草原汗国就从文化传统到版图实体上全面完成了向中华文明帝国的转型。总之，忽必烈作为中国元朝开国皇帝在位的35年间，彻底改变了从公元755年中唐安禄山叛乱至1276年灭南宋700多年间中国多国分立、战乱不断的历史，中国大一统的疆域更胜于汉武帝唐太宗时代，其功业在千年中国帝王史中也在非凡的英明之列。
为了解上述忽必烈历史功绩的因果背景，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忽必烈的功业不仅是对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帝国事业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跨时代的超越。因为早在蒙古帝国开创者成吉思汗(1206-1227)时，就曾有从西南包抄消灭中原帝国的战略，但至其去世的当年才灭亡了其南邻的西夏国(1032-1227)。成吉思汗也曾对华北华中的金国用兵多年，而灭亡金国的使命是其子窝阔台大汗(1229-1241)完成的。但成吉思汗之孙蒙哥大汗(1251-1259)在实施灭亡南宋的战略中，却因亲率大军长期围攻四川合州钓鱼城不下，逝于军中。换言之，成吉思汗祖孙三代统一中国的战略，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与此相反的另一个基本史实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大汗各有1次共3次著名的西征，每一次西征都取得重大胜利，且每次的时间约六七年，这些战役震撼了欧亚大陆，构建了北亚、中亚、西亚、东欧与东亚中北部广阔大陆的诸蒙古帝国。这正是成吉思汗开国三代大汗完成的主要历史业绩。至于它与成吉思汗三代大汗花费了50多年心力攻取中国失败的反差相比，则另有更深层的原因：东亚中国大陆由黄河与长江两大领域汇成的具有数千年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其地缘版图之大与中华民族人口之众，儒家文明延续时间之长久，为举世仅有，故它与欧亚大陆诸蒙古汗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十分巨大，不可比拟，即使70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可想而知。换言之，作为中国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代表的中华帝国，与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创建的亚欧诸蒙古汗国之间，无论从地缘空间、时间、发展程度与过程而言，应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地域与时代，不能混为一谈。
其二，忽必烈具有成就中国元朝开国皇帝的独特资源。首要者是其父拖雷为成吉思汗的幼子，依蒙古传统继承“成吉思汗留下的军队共有十二万九千人”中的“十万一千”人，在成吉思汗四子中拥有军事实力。忽必烈在拖雷正妻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中虽无传统优势，但“及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即他本人具有中华领袖人物的天资，对上是母亲的大孝子，又极善抚慰下属。特别是“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归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即他一方面延揽祖父部下的老臣宿将，一方面招聚四方汉人文士，探求“大有为于天下”的治国之道。因此，忽必烈虽无西征南伐的业绩，一旦奉其兄蒙哥大汗之命平大理国时，就将才文士济济，很快创造了中华文明发展战略史上的奇迹。难怪《元史·世祖本纪》评价其“信用儒术”，因为前述平大理国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姚枢、张文谦、刘秉忠等，多年前就是忽必烈的亲信高参，平大理国出奇制胜本身就是“信用儒术”的结果。且这也与忽必烈的安身立命攸关。如1251年蒙哥为大汗后，命漠北汉地皆属忽必烈总管，忽必烈大宴属下时姚枢“独默然”，问时姚答：汉地之广、人之殷实、财赋之广，无以复加，军民都为我所有，“天子何为”？不久就会有人离间，必悔而“见夺”，不如“维持兵权”，军需从大汗的国库支取，“则势顺理安”。忽必烈听后自省说：“虑所不及也”。即上报蒙哥大汗后更正。次年蒙哥大汗“大封同姓，敕世祖于南京(河南商邱)、关中(西安)各自择其一”，姚枢又进言，南京黄河流徙不定，土地瘦薄，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因此选了关中，更在此地行汉法，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1256年又有人密告忽必烈有“独占中国之心”，蒙哥即命大员在关中“设局”“钩考”，立142条罪，依蒙古法审判忽必烈封地的全部官员，犯法者“悉诛之”。在此危难关头，姚枢再以君臣之道出谋划策，忽必烈即将其妻室子女全部送到大汗处，待之后忽必烈亲自到蒙古和林朝见大汗时，二人“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罢钩考局”。这也是忽必烈“信用儒术”的另一种表现。而这一切正与其兄蒙哥相反，具见《元史·宪宗本纪》结语的如下两句话：“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然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这也显示了蒙古大汗蒙哥与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之间的两种文化差异。
《元史》本纪与列传有关忽必烈平大理国的以上记载，约占《元史》有关云南记载的1/8，即使如此，它不仅把忽必烈平大理国的全程讲得清清楚楚，连其背景的真相也讲清楚了。由此可知，忽必烈之所以能创建平大理国的历史功业，在于他充分利用了得天独厚的时代资源，在“信用儒术”中实现了蒙古骑射文化与中国农业文化的完美和合，终以元朝开国皇帝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大一统的伟业。这也是忽必烈与其前成吉思汗子孙三代三次西征创建欧亚大陆诸蒙古汗国之间，具有时空与发展差异的根本区别。而这一切人事时空具备的详细的历史记载，都证明冈田英弘的“泰族大理王国说”是无中生有、居心险恶的历史伪造。
忽必烈平大理国真相对《世界史的诞生》致命一击的基本事实是，它不仅未把平定后的大理国“归零”为“殖民地”，反而使云南进入中国儒家文化的正常轨道，在创建“云南行省”后上承汉武帝创建的郡县制，使之得以延续。即使近代西方列强法国趁机捷足先登，也只把云南变成半殖民地。而世人皆知的一段历史是，独有日本军国主义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妄图独占中国，且一半多中国国土沦为其殖民地，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攻陷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日本侵略军沿滇缅公路侵占云南畹町、芒市、腾冲面积3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只因怒江惠通桥被中国军队破坏，双方相持后日本侵略云南腹地的图谋未能得逞，但日本军机仍不断轰炸保山、大理、昆明，甚至投掷霍乱、鼠疫细菌，罪恶累累。即使日军在中国军民与协约国反击下失败，仅占领云南局地两年多，仍属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殖民云南局地的一桩罪行，且是忽必烈平大理国上下两千年间唯一的一次。此可谓冈田英弘借捧忽必烈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铁证之一。
三、本题国际性再辩论表现的非凡性
上述“忽必烈平大理问题的国际性再辩论”两节，详细说明《世界史的诞生》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反学术道德底线的肆意伪造。其主要表现在它否认时空人事具备的中国所有系统的历史记载，更无视第一次国际性辩论中中泰与西方学者取得共识的历史结论。而它极力吹捧忽必烈为“现代”世界史的创造者，只是用之作为替死鬼，以达到其“去中国化”或“去中华化”，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深重罪孽洗白的目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口袋书”作为畅销多年的日本名家名著，其影响波及全世界。
《世界史的诞生》“去中国化”图谋能够得逞的原因，在其投机取巧，以极度精明的宏观性手法，对13世纪蒙古帝国西征欧亚大陆的独特历史进行再伪造。具体表现为其全书七章如下的精巧建构：第1章“1206年的天命——世界史从这里揭开序幕”；第2章“对立的历史”；第3章“皇帝的历史——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第4章“创造世界史的草原民族”；第5章“游牧帝国的成长”；第6章“蒙古帝国创造世界”；第7章“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人们读过这7章20万字的“口袋书”后，自然会产生一种贯通世界古今历史的新鲜感。特别是作为其全书核心部份第6章的“蒙古帝国创造世界”，竟用了18节精心编织，无论是作为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亚欧大陆各国，包括此后产生的海洋国家如欧、美与日本诸国，直至20世纪产生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被大而化之，成为蒙古帝国“留给了现代世界各种各样的遗产”。这些断言虽迁强附会，违背历史常识，却也能真假换位，构成“一家之言”的假象。这种在宏观投机取巧中伪造历史的手法，为当代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精英所独创，昔日日本军国主义50年疯狂侵略中国不能实现的“去中国化”的迷梦，似乎被冈田英弘的宏观魔幻式“名著”实现了。因此，它应是日本当代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新现象，不能轻视。
本题辩论更使笔者想到另一种非凡性的新问题。即冈田英弘借忽必烈“去中国化”的关键，是“去”司马迁《史记》开创的中国纪传体史书特别是《元史》中记载的史实。因为作为蒙古史家的冈田英弘知道，否则的话，其借忽必烈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遮羞的目的就不能得逞，故其对《元史》的有关史料一概排除，司马迁《史记》的学术价值也被全盘否定。当然，这一方面说明冈田英弘的诡诈，更说明他在历史事实面前的做贼心虚。而作为辩方的笔者之所以能揭穿日本名家名著伪造世界史的种种图谋，也在于《元史》提供的具体丰富的史料，且只有中国纪传体史书，特别是《元史》提供的人事时空具备的史实，才能揭穿日本名家名著用忽必烈作替死鬼的真相。故此次国际性再辩论应使学界进一步认识到，司马迁独创的纪传体《史记》，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立论的根基之一，因为它不仅延续了两千年，而且延续它的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方块汉字与世界人口之最的中华民族，加上东亚大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中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惜乎我们对它的研究力度还不足。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对纪传体史学宏微通观性系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提高，日本名家名著的“去中国化”“一家之言”难以在世界立足。
（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杜玉亭，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杜 松，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