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其作品形式精致、语言优美、内容多样，在任何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格。爱伦·坡被尊崇为美国浪漫主义运动要角之一，以悬疑、惊悚小说最负盛名，被公认为推理小说开创者、象征主义先驱，甚至被视为科幻小说的奠基人。画家哈里·克拉克（Harry Clarke，1889—1931），哈里·克拉克于1919年为埃德加·爱伦·坡的《神秘及幻想故事集》29个神奇而惊悚的故事所绘制的插画集美到令人过目不忘。克拉克很喜欢用细密的线条和造型组成的细节渲染出诡异的背景来，而其绘制的彩色图人物造型都透着病态和妖气，隐隐有一种荒诞。其风格介于亨利·霍利戴为路易斯·卡罗尔所绘的怪诞画作集与爱德华·戈里的《残酷字母表》之间。
克拉克带有恐怖与情色气息的画作让人感官体验了一把他所在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美学和早期新艺术主义给后维多利亚时期解放带来的影响力。
封面图片描绘的是莫蕾拉的故事。
瓶中手稿（Manuscript Found in a Bottle 1833）
一个遭遇海难的男人，又遭遇了一艘鬼船……贝蕾妮丝(Berenice 1835)
一个男人娶了新娘，为了画出新娘完美的肖像，他们一动不动地画了好几天，最后新娘饿死了。莫蕾拉（Morella 1835）
主人公的妻子莫蕾拉死去，留下女儿，女儿日渐长大，一日一日长成妻子莫蕾拉的样子，妻子莫蕾拉的眉眼，妻子莫蕾拉的神态，一言一行，与亡妻莫蕾拉没有区别。女儿的洗礼仪式上，“我”给女儿起名，不知怎的，冲口而出的是“莫蕾拉”。后来，女儿死于华年，“我”将她推进墓穴时，猛然发现妻子莫蕾拉的墓穴空空如也。门泽哲斯坦（Metzengerstein）
这是爱伦·坡第一部公开发表的短篇故事。围绕门泽哲斯坦家族的最后一个继承人被怀疑纵火杀死了世仇家族中的族长，而同时他却迷恋上了一匹桀骜难驯的马，最后宿命作弄，这匹马载着他冲进了失火的自家大宅，葬身火海。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1839）平静的寓言（Silence: A Fable）
故事中的主人公想要寻找一个平静的地方，魔鬼给他讲故事，这世界上没有平静。魔鬼一次次诅咒，主人公一次次经受住他的诅咒。最后，魔鬼抛出了主人公想要的平静，而主人公发现他找到的并不是平静，而是孤独。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 1840）
通过“我”对人群的看法，暗指出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旅途中逐渐陷入自闭又害怕孤独的矛盾之中。卷入美尔斯卓姆大海漩（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öm 1841）
这是一篇带有科幻色彩的作品，讲述了一个渔夫遭遇恶劣天气，被卷入海漩，从无情的自然力里逃脱的过程，其中关于海漩的知识甚至被《大英百科全书》引用。莫格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1841）
这是现代文学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是世界小说记叙的成百上千个灭门惨案中的第一个。杜宾和友人在阅读报纸时发现一段新闻：在巴黎莫格街发生了一件残忍的凶杀案，案中存在似乎无法解开的死结。此案引起了杜宾的兴趣，使他决定进行调查。随后根据现场的勘察，及死者指甲缝中发现的毛发，他做出了推论，并最终巧妙地抓获了凶手。玛丽·罗杰疑案（The Mystery of Marie Rogêt）
这是一个推理故事，和《莫格街谋杀案》为姐妹篇。侦探躺在家中的安乐椅中，根据新闻报道的只言片语，推理出了整个案情。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艾伦·坡根据一个真实发生的未破谜案推演，此案被破之后，发现实际与故事中的推理如出一辙。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The Colloquy of Monos and Una）红死病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 1842）
瘟疫满世界肆虐着，但城堡中的伯爵和他堕落的朝臣却继续纵情狂欢。于是瘟疫就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实施了它的罪恶。红色的死神可以变化成各样人物……陷阱与钟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
记述了主人公被宗教法庭折磨的经历。陷坑，如同钟摆一般摆动的镰刀，都威胁着主人公的性命。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 1843）
整篇小说记录了一个内心扭曲、病态的年轻人杀害一个老人的全部过程和他的内心狂热的呐喊。年轻人以傲慢的态度回忆着他杀害老人的全部过程，并在警察的面前表现的镇定自若。小说中透露的恐怖和黑暗令人毛骨悚然。爱伦·坡通过细致的内心对白，展示了一个疯狂的年轻人的扭曲的内心。
“我爱那老头。他压根儿没得罪我。他压根没侮辱我。我也不贪图他的金银财宝。大概是那只眼睛作祟吧！不错，正是那只眼睛作祟！他长了一只鹰眼——浅蓝色的，蒙着层薄膜。只要瞅我一眼，我就浑身发毛；因此心里渐渐——逐步逐步——打定主意，结果他的性命，好永远不再瞅见那只眼睛。”
——《泄密的心》
“别再装蒜了！我招就是！——撬开地板！——这儿，这儿！——他那颗可恶的心在跳呢！”金甲虫（The Golden Bug 1843）
这是一部充满智慧的推理小说。威廉在“我”无意的暗示下发现了羊皮纸上图案的异常之后，解开了一份藏有宝藏的密码。美国的第一位密码学家威廉·弗·弗里德曼最初就是在童年读了《金甲虫》之后才对密码学感兴趣的──之后他在二战期间把这份兴趣用于了破解日军的“紫密码”。《金甲虫》也首次使用了“密文（cryptograph）”这一术语（正好与“密码（cryptogram）”相对）。
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记起来了，当时画金龟子草图，羊皮上可没什么画。绝对没有；我记得当初想找个最最干净的地方，正反两面都先后翻过。要是画着头颅骨，当然不会看不到。这真是个谜，只觉得无从解释；不过，就连在开头一刹那间，我心灵深处已经隐隐掠过阵念头，好象萤火虫一闪，经过昨夜那番奇遇，真相终于大白。我当下站起身，把羊皮藏好，等你们全走了，再去思索。“我对这怪物特别厌恶和惧怕，要是我有胆量的话，早把它干掉了.我说呀，原来这东西是个吓人的幻象，是个恐怖东西的幻象——一个绞刑台！”《活埋》（The Premature Burial）
“那位女士的尸体存放进家族的墓窖，此后三年，墓窖没有再次开启。三年期满，因为要放进一口石棺，墓窖终于被打开了。可是天哪，当做丈夫的突然亲自把墓门打开时，可想而知，等待他的是怎样可怕的震惊场面！墓门旋转着朝外敞开，一个白花花的物件喀嚓响着倒进他的怀抱。那是他妻子的骷髅。她的白色尸衣尚未霉烂。”
瓦尔德马先生病历之真相（The Facts in the Case of M Valdemar）
这是一个有科幻色彩的关于催眠的故事。一个濒死的肺病病人，接受催眠，奇迹般地又活了7个多月。作者在文中不但模糊了生死界线，分离了肉体与灵魂，还撼动了现代科学的权威性。一桶蒙特亚的白葡萄酒（The Cask of Amontillado1846）
故事讲述了一个设计得滴水不漏的复仇计划，预言现代文明进步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希望，反而会把他们不知不觉地引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
在莫格街谋杀案和玛丽罗杰疑案后，第三个以杜宾为主角的推理故事。
“在巴黎的一个风声萧瑟的傍晚，天刚黑之后，我正享受着双重乐趣，一边沉思，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我和我的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待在一起，这是他的图书室，一个藏书的小后间，在圣·日耳曼旧郊区登诺街33号四层楼。至少有一个小时，我们寂寂无言，在任何偶然瞩目的人看来，我们两个大概都好象在专心致志地一味喷吐缭绕的烟云，使房间里的气氛显得混浊。然而，拿我自己来说，我脑海里却在思索着黄昏初临时我们当作话料的那个题目，我指的是陈尸所街的那件事，还有玛丽·罗歇谋杀案难解的谜。因此，当我们那套房间的门被人推开，迎进了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局长G一先生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巧合。”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Poe, 1809—1849）是美国19世纪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是在文学的几个领域对欧美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学巨匠。生前却饱尝辛劳愁苦，难为主流社会所容，死后还备受非议，引发外界褒贬不一的评价。其实，无论将他视为天使也罢，魔鬼也罢，爱伦·坡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终是毋庸置疑的，一位法国文学评论家所指，“作为人的埃德加·坡和作为作家的埃德加·坡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一方的才能天赋足以映现另一方的功勋和伟绩。倘若割裂二者，换以他法审视，则是荒谬之举。”1809年1月19日，爱伦·坡出生在巴尔的摩。爱伦·坡的祖父原属爱尔兰籍，后随家人迁居至此。爱伦·坡的父亲大卫·坡（David Poe）20岁时加入了弗吉尼亚的一家剧团。1806年4月初，他与这家剧团的知名女伶伊丽莎白·阿诺德（或伊丽莎白·坡）（Elizabeth Arnold）在里士满结为伉俪。伊丽莎白曾是剧团成员查尔斯·霍普金斯的夫人，霍普金斯去世后，她和大卫·坡再婚。婚后二人共育有三个子女，长子亨利·坡，次子埃德加·坡和小女罗莎莉·坡。由于在演艺事业上壮志难酬，再加上生活的拮据，大卫·坡自1810年10月起销声匿迹。爱伦·坡过早地失去了父爱，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苦难天才”的双重特质。一方面，爱尔兰血统中对神秘、超自然事物的向往常常把爱伦·坡带入生死之间明暗交接的真空地带，促使他“用细致而科学的、具有骇人效果的方式描写飘浮在神经质的人周围的、并将他引向恶的想象之物”；另一方面，变幻无常和恃才傲物的秉性又让他动辄陷入文人之争的泥潭，成为同时代人蔑视和摒弃的对象。丈夫的失踪使一家人的生活更加窘迫，1811年10月，伊丽莎白不堪重负，一病不起，于是年12月撒手人寰。爱伦·坡的妹妹罗莎莉·坡应该算是爱伦·坡一生最忠实的守护者。爱伦·坡去世后，她成为爱伦·坡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保留了爱伦·坡的部分画像和手稿。1879年，她在华盛顿一所福利院猝死。这就是爱伦·坡的一家，双亲一个早早撒手人寰，一个则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兄妹三人一个先他而去，一个为他留守终身，使得人世间最真挚、最纯朴的情感在爱伦·坡身上演变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于是，他带着慈母的幻影，带着对亲情的渴望，开始在人生历程和创作生涯中不断寻求心灵的慰藉。1815年，爱伦一家前往英国居住。到达苏格兰后，爱伦·坡被送入当地一所文法学校念书。学校开设的书法课要求学生去附近的坟场临摹墓碑上撰写的铭文，从而也让爱伦·坡对死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伦敦，爱伦·坡奠定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他在斯托克·纽因顿学校学习的经历为他创作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 1839）积累了宝贵的素材和丰富的灵感。通过这次英国之行，爱伦·坡不仅接受到英国正规教育的熏陶，领略了大洋彼岸的旖旎风光和异域风情，而且也收获了对哥特城堡、公共墓碑和历史遗迹的认识，为他描绘现实以外的世界寻觅到了可供临摹的模本。1820年6月，爱伦决定结束旅居英国的生活，重返里士满。爱伦·坡随即在当地的中学继续学业。他成绩优异，而且开始学习用拉丁文写诗，展露了诗人的锋芒。这一时期，爱伦·坡结识了他少年时期的玩伴鲍勃·斯塔那德（Bob Stanard）的母亲简·斯蒂丝·斯塔那德（Jane Stith Stanard）夫人。爱伦·坡与斯塔那德夫人共有的细致独特的审美情趣使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愉，于是爱伦·坡对她倾注出狂热的情感，后来写下《致海伦》（To Helen, 1831）一诗。1826年2月，爱伦·坡成为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这里接受一流的教育，为今后的创作生涯蓄积了大量的知识储备。
1827年3月，爱伦·坡决定离家出走。4月，爱伦·坡化名为亨利·里·雷恩特（Henri Li Rennet）去了波士顿，不久就邂逅了一家小印刷厂的老板卡尔文·托马斯（Calvin F. S. Thomas）。他愿意在自费的条件下帮爱伦·坡出版一本名为《帖木耳及其他诗》（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 1827）的诗集，这也是爱伦·坡正式问世的第一部作品。出版这本诗集使爱伦·坡再度陷入了经济危机，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军队。5月，爱伦·坡以另一化名埃德加·A.佩里（Edgar A. Perry）的身份应征加入美国陆军。《金甲虫》（The Gold-Bug，1843）中宝藏的埋藏地就是设在人烟罕至的沙利文岛上，《长方形的箱子》（The Oblong Box，1844）中“我们”登船离港的出发地选在查尔斯顿港，而在《气球骗局》（Balloon-Hoax, 1844）和《梅岑格施泰因》（Metzengerstein, 1832）等几部小说中同样也能觅得这段生活的些许踪影。但是漫长的服役生活也带给爱伦·坡难耐的孤寂和无限的愁苦。1829年3月，养母溘然长逝，飘零无助的爱伦·坡愈变孤苦。先前不支持他退伍的养父现在同意他提前退伍，去上西点军校。在上西点军校之前，爱伦·坡回到巴尔的摩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在那里，爱伦·坡将手稿《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小诗》（Al Aaraaf, Tamerlane and Minor Poems,1829）投递给《新英格兰人与波士顿文学公报》（Yankee and Boston Literary Gazette）。当时任主编兼作家的约翰·尼尔（John Neal）先生评阅完后同意为爱伦·坡刊登部分诗作。1829年底，爱伦·坡的第二本诗集在巴尔的摩出版，这本诗集通常被认作是爱伦·坡对美国诗歌的第一个真正的贡献。1830年7月，爱伦·坡步入西点军校。期间，他因擅长撰写讽刺诗而一度赢得“天才”的美誉，并且还创作了《致海伦》、《睡美人》（The Sleeper, 1831）和《海中之城》（The City of the Sea, 1831）等诗篇。然而军校刻板压抑的生活和严格的训练方式令爱伦·坡无法忍受。学校还明确规定，“未经教官特许，士官生不得在室内存有任何小说、诗歌以及与学习无关的书籍。”多处受困的爱伦·坡开始脱离群体，逐渐成为教官和学员眼中的一个孤僻怪异的人。
1831年1月，爱伦·坡离开西点军校前往纽约，为自己第三本诗集的出版寻求商家。艾拉姆·布里斯（Elam Bliss）是纽约的一位出版商，他同意出版《埃德加·A.爱伦·坡诗集》（Poems by Edgar Allan Poe, 1831）。不久，这本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合众国军校的全体士官”的诗集如期推出。为了赡养家人，爱伦·坡逐渐将精力投入更具收益性的领域。短篇小说《梅岑格施泰因》在费城《星期六信使报》（Saturday Courier）的匿名发表是爱伦·坡正式由写诗转向小说创作开始的标志。不久，他的《瓶中手稿》（MS. Found in a Bottle,1833）在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Saturday Visitor）举办的小说竞赛中一举夺魁。他也借此机会结交了当时文学界享有盛誉的约翰·P.肯尼迪（John P. Kennedy）先生。1834年3月，约翰·爱伦在里士满病故，爱伦·坡难以维持一个四口之家。关键时刻，肯尼迪将他介绍给里士满《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杂志的主编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先生。怀特曾为爱伦·坡登载过短篇小说《贝蕾妮丝》（Berenice, 1835），他毅然向爱伦·坡发出邀请。1835年8月，爱伦·坡回里士满出任《南方文学信使》助理编辑，从此开始不停地撰写书评杂文，创作短篇小说，为自己诗歌的再版奔波忙碌。当年年底，他就被荣升为杂志编辑。但是，由于薪水不高，经济的窘迫不时折磨着爱伦·坡，他经常醉酒误事，于1837年1月被解雇。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爱伦·坡共发表了83篇评论，6首诗，4篇杂文，3个短篇小说以及1部未完成的剧本。1836年，还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期间，27岁的爱伦·坡与不满14岁的表妹弗吉尼亚结了婚，这段婚姻生活幸福而温暖。利用闲居纽约的时间，爱伦·坡下了不少工夫研究密码。他在破译密码方面的天赋和功力在其后来创作的推理小说《金甲虫》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该小说在1843年6月还获得了《金元报》短篇小说征文头奖。这一时期，爱伦·坡创作了中篇小说《南塔特克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The Narrative of A. Gordon Pym of Nantucket，1837），发表在《南方文学信使》上，这是爱伦·坡创作的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一篇。1838年8月，爱伦·坡一家再次迁居费城。几个月后，爱伦·坡迫于生计向《博顿绅士杂志》（Burton's Gentleman's Magazine）主编博顿毛遂自荐，并且受到博顿的欢迎，正式到《博顿绅士杂志》上班。爱伦·坡的编辑工作使他结交了一批文坛挚友，其中有梅因·里德、乔治·利帕德、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以及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这些朋友对他的文学创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39年9月，爱伦·坡在《博顿绅士杂志》上发表了恐怖小说《厄舍古屋的崩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1839）。10月，爱伦·坡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这篇小说被后人誉为意识流小说的雏形。1840年费城当地的出版商利和布兰查德出版了爱伦·坡的小说集《怪异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 1840），其中收入了《厄舍古屋的崩塌》、《威廉·威尔逊》、《莫雷拉》（Morella, 1835）等25篇短篇小说。1840年春，乔治·R.葛雷姆买下《博顿绅士杂志》，并把它与自己原来的《卡斯基特杂志》合并，改名为《葛雷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次年，爱伦·坡成了新创刊的《葛雷姆杂志》的助理编辑。这一时期，爱伦·坡先后发表了《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 1840）、《摩格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1841）、《大漩涡底余生记》（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ōm, 1841）、《仙女岛》（The Island of the Fay, 1841）、《艾蕾奥瑙拉》（Eleonora, 1841）、《椭圆形画像》（The Oval Portrait, 1842）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人群中的人》说明爱伦·坡在一百多年前就敏锐地觉察到现代社会的弊病，睿智地预见到现代人孤独的生存困境。《摩格街谋杀案》开创了侦探小说的先河，爱伦·坡也被公认为侦探推理小说的鼻祖。1841年5月，爱伦·坡在《葛雷姆杂志》上发表了恐怖小说《大漩涡底余生记》，6月，又发表了小说《仙女岛》。秋天，爱伦·坡创作了小说《艾蕾奥瑙拉》，这是爱伦·坡的作品中文笔最流畅、词藻最华丽的一篇。1841年春夏之季，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拜访了爱伦·坡。他是爱伦·坡后来的遗稿保管人，然而，也正是他编造了一系列诋毁爱伦·坡声誉的世纪流言，并讹传至今。1842年1月，弗吉尼亚得了严重的肺病，她每一次咳血都令爱伦·坡痛苦万分，这不禁唤起了他内心深处对童年时母亲口吐鲜血的记忆。两种场景跨越时空，相互交融，不时在爱伦·坡的脑海中闪现。受此启发，爱伦·坡创作了另一篇代表作《红死魔的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 1842）。1842年3月，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访问费城，与爱伦·坡相识。狄更斯颇为赞赏爱伦·坡的作品，回国后向英国出版界推荐，然而正统保守的英国文坛根本接受不了爱伦·坡的那些离奇怪诞的作品。长期以来艰苦的生活和坎坷的经历使这一时期的爱伦·坡开始将创作的注意力转向人类的下意识，转向人类的病态心理和邪恶欲望。《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 1843）、《黑猫》（The Black Cat, 1843）等几篇恐怖小说就是爱伦·坡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泄密的心》讲述的是一位心理扭曲、人格分裂的病态人，《黑猫》中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位理智崩溃、心理反常的病态人。1844年4月，爱伦·坡和妻子重返纽约，仅仅一星期他就创作完成了《气球骗局》，并发表在《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上，引起了巨大轰动。更令人叹服的是，爱伦·坡这篇科幻小说竟然真的预言了人类百年后的首次气球越洋飞行。1845年1月，经过一遍遍的反复修改和字斟句酌的仔细推敲，《乌鸦》（The Raven, 1845）一诗在《纽约明镜晚报》上发表。该诗具有严格、华丽的形式美、音乐美和高度统一和谐的效果，是爱伦·坡高超诗艺的最佳体现，不久就被传诵开来，人们都说，“这只乌鸦简直会取代作为国鸟的鹰”。1845年7月，纽约威利普特南公司出版了包括12篇小说在内的《埃德加·A.坡故事集》（Tales by Edgar A. Poe, 1845）。同年11月，该公司又出版了爱伦·坡的诗集《乌鸦及其他诗》（The Raven and Other Poems, 1845）。1846年，除发表在《戈迪斯淑女》（Godey's Lady's Book）杂志上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The Cask of Amontillado, 1846），爱伦·坡在文学创作上的收获甚微。1847年1月，弗吉尼亚病逝，这一打击对爱伦·坡来说是致命的。这一年，爱伦·坡除了创作出一首怀念弗吉尼亚和他们忠贞爱情的诗《尤娜路姆——一首诗歌》（Ulalume—A Ballad, 1847）和一首阐释自己对人生和宇宙看法的诗《我发现了》（Eureka, 1848）外，几乎就再也没有写出什么作品。直到1849年5月，他才又写出了令人称颂不绝的诗作《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这首怀念亡妻之作最初发表在10月9日的纽约《论坛报》（Tribune）上，两个月后《南方文学信使》又予以刊登，引起很大反响。此时的爱伦·坡脆弱不堪，玛丽·休夫人守候在他身边，对他关怀备至。1848年春末，爱伦·坡前去拜访休夫人。休夫人家住在一座教堂旁，时时可以听见从教堂里传出来的钟声。受此启发，爱伦·坡创作了《钟》（The Bells, 1848）一诗。此诗是爱伦·坡审美统一性、音乐性、总体效果性理论的杰出实践代表。爱伦·坡在诗中对钟声的描写正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最好总结——最先度过的是快乐而短暂的童年，接着经历了半生的痛苦和磨难，最后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走向人生的终点。同奥斯古德夫人的感情一样，爱伦·坡与休夫人的恋情也经受了社会舆论的压力。人言可畏，为避免这些无聊的中伤，休夫人与爱伦·坡逐渐疏远，最后中断了与他的来往。爱伦·坡对此非常痛苦，但痛苦之余他还是满怀热情地到处寻找他生命中的知音。继奥斯古德夫人和休夫人之后，坡又与简·厄米娜·洛克、埃斯特尔·安娜·刘易斯、安妮·里奇蒙、莎拉·海伦·惠特曼夫人以及谢尔顿夫人等多位女性发生过恋情，
1849年10月3日，酒后的爱伦·坡被送到华盛顿大学医院。10月7日凌晨，爱伦·坡说了声“上帝保佑我”便猝然而卒，一颗耀眼的文学巨星就这样告别了人世，享年仅40岁。
END
